从缅甸寺院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缅甸寺院经济的发展模式起源于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这套模式的最主要特点是世俗王权与教权相结合，共同发展，谋求“双赢”。在具体的分工上，由王权在经济上给予佛教资助，助其发展与传播，佛教则在政治上扶持王权，神化王权，巩固其统治作为回报。

两者的结合点在寺院经济这个环节上，寺院经济成为王权与教权连接的“纽带”、“桥梁”。寺院经济的发展是两者结合的产物，其发展与政教关系息息相关，政教关系稳定和谐，寺院经济便得以发展，政教关系恶劣，寺院经济便遭受破坏。

蒲甘王朝历时243年，是缅甸寺院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也正是这一时期的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间接导致了蒲甘王朝的灭亡。此后，缅甸陷入了244年的分裂之中，在乱世中，缅甸的寺院经济难以再回到蒲甘时期的辉煌。

东吁灭亡后，雍籍牙王朝继承了东吁王朝的经验与做法，将用行政手段控制寺院经济发挥到极致，同时又大兴佛事，以加强统治。然而，在英国的侵略下，雍籍牙王室依然沉溺于佛事之中，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

随着英国对缅甸的吞并，失去王室支持的上座部佛教失去了国教地位，其寺院经济也走向了没落。

蒲甘王朝是缅甸的第一个统一王朝，也是从蒲甘王朝开始，缅甸的寺院经济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从阿奴律陀统一缅甸的历程幵始，上座部佛教就从南方的直通王国传入蒲甘的缅人社会。在阿奴律陀的支持下，上座部佛教取代阿利教成为蒲甘王朝的国教。

此后，历经几代国王的扶持，上座部佛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寺院经济不断发展，僧伽集团开始腐化堕落并威胁到蒲甘王权。为了遏制蒲甘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那罗波蒂悉都着手开始进行僧伽改革，其努力使得蒲甘上座部佛教僧团分裂，寺院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遏制。

但在其死后，其改革成果被其后世丢失，寺院经济再度失去控制，王室的经济基础被严重破坏，成为蒲甘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总体说来，蒲甘王朝是缅甸寺院经济的黄金时期，不仅发展迅速，规模大，影响恶劣，且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阿奴律陀（1044—1077年）在公元1044年登上蒲甘王位，经过南征北战，于1060年最终统一了缅甸。在阿奴律陀统一缅甸的过程中，上座部佛教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上座部佛教之前，缅人主要信奉的是阿利教，阿利教在民间声名狼藉，而此时，南方直通的孟人王国则信奉上座部佛教，并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领先于蒲甘。1056年，一位名为阿罗汉的上座部僧伽来到蒲甘，并被阿奴律陀奉为上宾。阿奴律陀为阿罗汉建造寺院，并开始推行上座部佛教以取代不得人心的阿利教。

一方面，上座部佛教使得阿奴律陀得到了向南方进军的借口，另一方面，阿奴律陀也试图借此巩固上座部佛教的地位。阿奴律陀的军队在围城3个月后攻陷直通城，战后，阿奴律陀王令人将直通的佛教经典、上座部高僧及能工巧匠们带到了蒲甘。直通之战是一场被称为披着“宗教外衣”的战争。

这场战争给蒲甘乃至整个缅甸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年，直通之战后，阿奴律陀正式将上座部佛教立为国教，并拜阿罗汉为国师。同时，下令取缔阿利教，将阿利教派解散，责令还俗。并在蒲甘大兴土木、修寺建庙，派上座部佛教高僧四处弘扬佛法。此后，上座部佛教逐渐在蒲甘地区兴盛起来。

阿奴律陀戎马一生，南征北战，给其后世留下了一个疆域辽阔，但并不稳固的王朝。在阿奴律陀死后，江喜陀（1084—1112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以巩固统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兴佛教，利用宗教神化王权。

江喜陀自称为“佛王”，并修建了阿难陀寺和瑞喜宫塔等规模宏大的佛寺。这两者都是蒲甘丰富的建筑遗产中的珍宝。这表明，上座部佛教已成为缅甸文化生活的中心。并且开始建立寺院这种专属寺观来引导民众的宗教情感。

另一方面，江喜陀还让孟人在宫廷任职，以缓和缅孟两族关系。江喜陀极为欣赏孟人的文化，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孟族风格的艺术品和建筑物。

在江喜陀之后，阿隆悉都是在位时间（1113—1167年）最长的国王。其在位期间，蒲甘王朝相对繁荣昌盛。这一时期，在骠族和孟族文化的基础上，缅人文化得到发展，并逐渐流行。阿隆悉都也像江喜陀一样，大兴寺塔。他所建的他冰瑜寺，落成于1114年，其庄严宏伟，为蒲甘诸寺之冠。从阿奴律陀到阿隆悉都，上座部佛教的国教地位日渐巩固。

蒲甘王权扶持上座部佛教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封建王权在建立之初，寻求宗教信仰上的支持，以神化王权，增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第二，上座部佛教来自于文化上相对先进的孟人文化。扶持上座部佛教既可以吸收先进的孟人文化，又可以笼络孟人，从而消解文化上的隔阂和双方矛盾。

第三，蒲甘王权始终缺乏对边远地区的有效控制，而上座部佛教提供了整合帝国的一条途径，正好可以弥补蒲甘缺少中央集权手段的软助。

第四，上座部佛教及僧伽们作为蒲甘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为蒲甘政权的治理和外交提供了的支持。正是这些原因使得蒲甘王权在统治帝国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助上座部佛教的力量，而不断地将土地及劳动力赠与寺院。

但另一方面，过于依赖上座部佛教在统治方面所提供的帮助，蒲甘政权在自身的制度建设方面乏善可陈。蒲甘王朝后期，緬甸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严重威胁了蒲甘王权，然而，蒲甘王室却无法有效地进行僧伽改革以收回被寺院占有的土地，这是蒲甘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从僧伽集团与王室的对抗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个时代的寺院经济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蒲甘时期是緬甸寺院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相比较后世两个统一王朝，蒲甘时期的寺院经济拥有更多的独立性，并且从无到有迅速地建立起巨大的经济优势，并衍生出一个包括僧伽、官吏、工匠等在内的利益集团，其实力严重威胁到了王权。缅甸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间接导致了蒲甘王朝的灭亡。

仅就建造在王朝首都蒲甘周围50公里范围内的佛塔就有4000多座，现存仍有2217座，蒲甘王朝因此有“建寺王朝”之称。这其中有许多历史上著名的寺塔，比如瑞喜宫塔、阿难陀寺、他冰瑜寺等等。

蒲甘王朝捐献建塔是一场几乎全民性的运动，但是受制于财力，平民及官吏们所建的寺塔数量虽多但是规模较小，王室所捐建的寺塔多以规模宏大为特征。

平民们参与到捐建寺塔的运动中，主要是出于信仰及提高社会身份地位的目的。在蒲甘时代，人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一般由其出身决定，这种世袭的身份一般很难改变，但是向寺院慷慨捐赠和进入寺院成为一名僧伽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途径。

例如，在早期的缅甸历史中，奴隶可以轻易地用少数银两赎回自由，但是随着缅甸社会等级制度逐渐僵化，这种用金钱摆脱奴隶地位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进入寺院逐渐成为他们摆脱枷锁的途径。由于寺院免税，这种做法还是一些人逃避税负的途径

另一方面，缅人认为捐献给寺院所累积的“功德”是可以传承或者转赠的；所以，一个向寺院慷慨捐献财物的人，不仅可以累积自己的“功德”，也可以将这些“功德”转赠给没有足够财力捐献的穷人。

通常，蒲甘的国王就扮演着这种类似于菩萨的角色，他捐献给寺院的财富越多，功德就越多，就越能将这些功德转赠给无力修造寺院的百姓，他就越是一个亲民的伟大君王。但是，缅甸的土地，尤其是为王室所控制的土地始终是有限的。

蒲甘国王既要累积起足够的物质财富以显示其富庶与强大，又要虔诚地为了百姓的福祉，将之舍弃，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持续的任务。

寺院得到了土地和劳动力，迅速建立起经济基础。塔的建造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在一幵始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捐献得来的资金被寺院用来雇佣劳动者耕作土地，修建和维护寺院，资助各类由寺院协助开展的经济发展项目，支付僧伽们的报酬，有时还可用来挖井、池塘和排灌沟，以及种植棕榈树和菜园。

并且还会邀请专职表演者或舞蹈团队进行各种表演、举行庆典和欢宴。这样，寺院就成为了一个再分配中心，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扩大了种植面积，并为宗教、教育和娱乐活动提供了资金。

建造寺塔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促进了蒲甘王朝各地区的工匠向蒲甘的流动，也使得边远地区的金银、石料、生活用品和煤炭等燃料流向蒲甘。这些都促进了蒲甘治下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和蒲甘都城的经济发展。但是广建佛塔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破坏农田，过量砍伐森林也导致植被破坏和水土的流失。

同时，由于寺院拥有免税权，寺院经济的发展逐渐威胁到王权。随着寺院所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不向王室纳税的土地及不服摇役的奴隶就越多，王室的经济基础就受到了削弱。到蒲甘王朝后期，寺院所拥有的土地己经超过王室占有的土地。

僧伽成了国家经济资源的最主要拥有者。寺院的修建和王室的捐赠原本只是为了凸显王权的尊贵与国王个人的伟大。但当国家经济命脉落入僧伽的掌握以后，王权便不得不依附于僧伽的教权了。

蒲甘王朝后期，寺院经济的膨胀严重削弱了蒲甘王权的经济基础，中央政权一方面加强对还在它控制下的人口的剥削，从而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力量的削弱，它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最后终于导致了自身的崩溃。双方就像拔河比赛一样，只能处于动态的平衡当中，但通常，一弱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