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是近年来唐史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其中武则天晚年的政治态度问题，因关系着武周的落幕与唐前中期政治格局的大变动，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重点。如孟宪实在 《武则天研究》 中认为，武则天对于继承人问题一直犹豫不决，留下了极大的模糊空间，为以后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气贺泽保规的 《则天武后》 一书则认为武则天晚年 “已经没有了过去将武周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和激情”，因而决定还政于李唐皇室。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在整体性的视角方面还有所欠缺。其实，武则天晚年对其身后的政治安排有着清晰的大政方针，即弥合李武。武周后期的种种人事调动、政教举措，乃至立嗣问题等，本质上都是服务于武则天的这个最终目的的。
一、武周立嗣
武则天从显庆五年 (660) 起参与国政，到光宅元年 (684) 临朝称制，再到天授元年 (690)以唐为周，改元称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性称帝之先河。这背后既归功于唐代较为开放包容的时代风气，也有武则天个人权谋手段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外戚的武氏一族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制造谶纬和宗教祥瑞，为武则天登基制造舆论基础; 把持朝堂，帮助武则天翦除异己等。作为武周一朝天然的政治助力与武则天称帝掌权的重要支柱，随着武则天的登基，武氏一族的地位和野心自然也水涨船高。
所以，当武承嗣等位极人臣之后进一步的政治诉求，便是谋求立嗣，而这对于武承嗣兄弟来说绝非遥不可及，其原因有三: 一是武则天废皇帝李显为庐陵王，废皇太孙李重照为庶人，而被降为皇嗣又改武姓的李旦地位也岌岌可危。二是武则天称帝过程中曾大肆屠杀李唐皇室，致使 “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与李氏皇族可谓积怨甚深。而武则天对于李氏的严加限制和防范也体现了这一矛盾。三是随着载初元年 (689) 武承嗣为文昌左相，诸武相继封王，加之其不断铲除异己，武氏一族势力已达极盛，再想获得更大的权势，就只能谋求立嗣。
天授二年 (691)，武周立嗣的矛盾便突显出来。据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一·外戚》 载:“ (承嗣) 密谕后党凤阁舍人张嘉福使洛州人上书请立己为皇太子，以观后意。后问岑长倩、格辅元，皆执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请责谕嘉福等，不罪也。”此时武氏一族势力正盛，尽管武则天在如意元年 (692) 罢武承嗣为特进，武攸宁也由纳言罢为冬官尚书。
但武承嗣并未放弃，在排挤走岑长倩、格辅元后，于延载初年 (694) 再次授意张嘉福上表: “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散。” “昭德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此次上表事件与上次的不同之处在于: 天授二年时请立皇太子是被岑长倩、格辅元拦下，且 “奏请切责上书者”，得到的结果是 “不罪也”。而这次却是武则天亲自表态不许，又授意李昭德诘责固请之人。
武则天立嗣态度变化的原因，除明确载于史书的岑长倩、格辅元、李昭德、吉顼、狄仁杰以及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 ( 下文简称二张) 等臣子的阻拦劝谏外，今人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肖爱民、孟庆鑫认为长寿二年 ( 693)， “太后享万象神宫，以魏王承嗣为亚献，梁王三思为终献”。把李氏排除在祭祀典礼外，说明武则天是想以武氏子弟为皇位接班人，但万岁通天元年 ( 696) 契丹发动的“营州之乱” 最终促使武则天放弃了立武氏子弟为嗣的想法。
因为武氏子弟在平叛中的表现，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才无能，而人心又多向李唐，就连二张也开始倒向李唐一方，促使武则天最终改变了立嗣态度。证圣元年 ( 695) 明堂发生大火，武则天认为是上天对其政权合法性的示警。其后，武则天从佛教转向本土意识，往华夏传统复归。在经历了诸臣进谏、明堂失火、营州之乱等事件后，武则天立嗣的态度倾向李唐后裔。圣历元年 (698)，武则天召庐陵王李哲回东都，重立 其为皇太子，结束了武周的立嗣之争。
二、弥合李武与人事任免
在立嗣倾向逐渐明晰的背景下，对于武则天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消弭李武二族的矛盾，以期自己百年后李武二族能相处共容。武则天对此的策略是: 促成李武二族进一步联姻，改皇太子为武姓，又 “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庐陵王虽然于圣历元年被重立为皇太子，但由于李唐皇室在武周朝积弱已久，所以在这一时期，武则天在人事任免上有意维系李武二族势力的平衡。武则天一方面开始重新扶持李氏，压制诸武的势力以消除其野心，另一方面也不时敲打日渐壮大的太子党与攻击外戚武氏的朝臣。
圣历二年 (699) 十月，武则天令 “太子、相王诸子复出阁”，次年又将 “内史武三思罢为特进、太子少保”。此时武承嗣已死，武则天又将武家的代表人物武三思安置为太子太保，成为名义上东宫的官职，这对于武氏一族而言是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年，武则天又把支持李唐皇室的大臣吉顼由天官侍郎、平章事贬为安固尉。吉顼本来被武则天视为心腹，因其 “卑我诸武于我前” 被贬斥。武则天的这段话在 《资治通鉴》 中被表述为 “顼在朕前，犹卑我诸武，况异时讵可倚邪”。
更可以体现武则天内心的想法，她虽有意扶立李唐皇室，但同时也希望诸武在将来能有所倚赖。蒙曼在武则天的立嗣问题上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 “舍弃了当了十五年皇嗣的李旦而选择李显为皇太子，主要也是虑及身后诸武的命运。盖因武则天称帝后，侄儿三思、承嗣都积极营求太子之位，并为此与皇嗣李旦发生了激烈冲突，二者之间积怨甚深。而李显则一直僻处房陵，远离政治漩涡，对诸武没有太多的敌意。”
武则天也善用暗示的手法让臣僚体察自己的“圣意”。比如武则天曾经养猫， “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这是带有弥合李武意味的政治暗示。在久视元年 (700)，尚食奉御杨元禧与张易之发生矛盾，张易之密奏其是杨素兄弟的后人，而“素父子在隋有逆节，子孙不合供奉”，武则天采纳了张易之的意见，下制曰:
隋尚书令杨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怀谄佞之 才，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嫡，宁唯掘蛊之祸? 诱扇后主，卒成请蹯之衅。隋室丧亡，盖惟多僻，究其萌兆，实此之由。生为不忠之人，死为不义之鬼，身虽幸免，子竟族诛…… 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
武则天之所以专门下制书惩处杨元禧，并且将罪过上溯到其祖杨素，并不是只为二张撑腰，更是希望借这一制书表达自己弥合李武的政治意图。制书内容中最核心一点在于责备杨素 “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嫡”。结合武则天有意调和李武矛盾的时代大背景，可以发现制书名义上称杨素无德、门风有缺，并以此来惩罚其子孙，实则有借此敲打诸武与其他大臣之意，告诉他们这就是 “惑乱君上，离间骨肉” 的下场。
这种做法在唐代早有先例，贞观二年 ( 628)唐太宗就曾经针对裴虔通 “志蔑君亲” 的行为发布诏书:
上谓侍臣曰: “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裴虔通，炀帝旧左右也，而亲为乱首。朕方崇奖敬义，岂可犹使宰民训俗。” 诏曰: “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 卑高既陈，人伦之道斯著……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志蔑君亲，潜图弑逆，密伺间隙，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 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除名削爵，迁配欢州。”
贞观七年 ( 633)，唐太宗又因为宇文化及等20 余人 “罔思忠义” 等罪名贬斥其子嗣:
(贞观) 七年春正月戊子，诏曰: “宇文化及弟智及……李覆等，大业季年，咸居列职，或恩结一代，任重一时; 乃包藏凶慝，罔思忠义，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阎、赵，衅深枭獍。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弃，宜置重典，以励臣节。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
唐太宗两次贬斥逆臣子孙宗族的举动，除如诏书中所说彰显君臣之义原因外，也都与太子有密切关系。贞观二年的诏书正是唐太宗在皇子李治降生的第二天对侍臣所说，而贞观七年诏书颁布后不久，就是 “皇太子加元服” 的仪式。可见自唐太宗时起，这种针对前朝不忠不义、离间君亲的家族进行惩罚，就已经成为一种皇帝警告大臣们要忠于皇帝、不要挑拨皇室亲情的重要方式。武则天在吉顼奏事援古引今时说 “朕饫闻之，无多言”，其对唐太宗朝的典故都非常熟悉。而在杨元禧一案爆发时，又正好是李唐皇嗣刚被册立不久，因而从武则天制书的文词表述以及唐太宗朝的典故来看，都可体现武则天效仿唐太宗，敲打武氏一族与其他大臣，扶立李唐皇室的意图。
三、武则天对二张的政治安排
对于二张的政治安排，是武周晚期政局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学界基本将二张当作武则天的内宠，及其培养的私人政治力量，为其掌控朝堂，巩固皇位安全，同时也肩负着武则天延年益寿和羽化登仙的中介之职。但武则天是一位有政治才能且深谋远略的君主，其对于朝堂大事和李武二族关系也有着深远的布局谋划。特别是二张作为武则天晚年最亲密也最信任的人，成为武则天用来平衡李武势力、弥合李武矛盾的重要伏笔。
万岁通天二年 (697) “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之后张昌宗又荐其兄张易之，于是俱侍宫中，被武则天宠信。不久，张昌宗被授予云麾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 张易之被授予司卫少卿，二人正式进入武周的朝堂之中。“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晋卿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可见此时二张的权势之大。
二张虽然是以 “内宠” 的身份记入正史，但与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之流并不一样。薛怀义虽同蒙恩宠，授以高位，甚至被武则天委以建造明堂、讨突厥等重任，但极少像二张一样参与朝堂政事，以私怨随意贬谪朝中重臣。且比起出身草莽的薛怀义而言，二张身为唐高宗年间宰相张行成族孙，有宗族势力的帮扶。二张的父亲张希臧为雍州司户，二张本身就能以门荫累迁为尚乘奉御。因而，比起纯粹作为内宠的薛怀义来说，二张还担负着政治使命和武则天更长远的谋划。
作为武则天晚年 “内宠” 的二张与李武两族的关系可从以下史料窥见一斑。
一是长安初年 ( 701)，太子的属官魏元忠因为二张被贬一案。中宗在春宫时，元忠检校太子左庶子。时张易之、昌宗权宠日盛，倾朝附之。元忠尝奏则天曰:“臣承先帝顾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节，使小人得在君侧，臣之罪也。” 则天不悦。易之、昌宗由是含怒。因则天不豫，乃谮元忠与司礼丞高戩潜谋曰: “主上老矣，吾属当挟太子而令天下。” 则天惑其言，乃下元忠诏狱，召太子、相王及诸 宰相，令昌宗与元忠等殿前参对，反复不决。昌宗又引凤阁舍人张说令执证元忠。说初伪许之，及则天召说验问，说确称元忠实无此语。则天乃悟元忠被诬，然以昌宗之故，特贬授端州高要尉。
此事因二张而起，最后武则天虽悟到魏元忠被诬陷，但因为宠信张宗昌的缘故，仍将魏元忠贬为端州高要尉，连为魏元忠作证的张说也 “坐忤旨配流钦州”。
二是大足元年 (701 ) 二张与李氏一族的矛盾:
(李重润) 与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则天令杖杀，时年十九。重润风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为当时所悼惜。
二张仗着武则天给其的权势，与李武二族产生了许多恩怨过节，也成为李武二族控制朝政最大的绊脚石。其实，二张早在圣历元年就曾谋求与李唐皇室修好关系，二人曾听吉顼的劝告，屡为武则天进言请立庐陵王。而李武两族也曾刻意与二张交好，长安二年 (702) “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请封昌宗为王”。武承嗣等人更是在二张得宠不久就为其 “争执鞭辔”。但站在武则天的立场，二张与李武二族是相互制衡的关系，甚至武则天扶持二张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皇位，另一方面，也有借二张的强势来促使李武二族弥合矛盾的意图。武则天的这一做法早有先例，在酷吏来俊臣当道时，迫于其巨大威胁的李武二族就曾不计前嫌联合过。
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诬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盗国权，河东人卫遂忠告之。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系狱，有司处以极刑。太后欲赦之， 奏上三日，不出。
此事发生在神功元年 (697)，作为人臣的来俊臣何来自信通过一己之力将皇亲国戚的李武二族覆灭，然后来达到 “盗国权” 的目的? 此事或许就是武则天的谋划: 通过权势更大的敌人来让李武二族感到威胁，从而促使其摒弃前嫌，由斗争转为联合。在来俊臣事件上达到预期效果的武则天，自然也有借二张来促使李武二族进一步弥合矛盾的打算。
武则天晚年所面临的一大困境在于其既需要可靠的亲信作为政治力量帮其掌控大局，却又不敢信用血缘上亲近、身为外戚的诸武。因为武则天既然已立下庐陵王为皇嗣，如果再信用诸武，反而会加剧李武矛盾，让武氏一族对皇位再生妄想。而朝臣又多为李武二族的党羽，酷吏政治此时已式微。由此，武则天用二张作为其统治的重要助力。
武则天如此信用二张，根本上是因为晚年的她需要自己可以信任的私人力量为其掌握朝堂，二张也因为 “内宠” 的身份和延寿炼药的职能而愈发讨得武则天的欢心。但武则天内心也清楚，作为宠臣并数次得罪李武二族的二张，在自己驾崩之后的结局。但武则天仍然纵容二张，其对于二张的政治安排就是让他们与自己的权位一同走向终点。所以，二张势力虽大，都是来自武则天的宠信，而没有直接掌握军权、政权，在唐中宗继位后并不能对其造成什么威胁。更重要的是，武则天可以借助二张的威胁为李武二族营造一个共同的强大敌人，从而让二张成为促使李武联合、弥合两族矛盾的一个关键因素。
四、武则天晚年的宗教信仰与弥合李武
宗教信仰作为支撑 “武周革命” 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在武则天晚期仍被利用，并将其作为弥合李武二族的粘合剂。
武则天统治初期曾经一改唐初 “道先佛后”的政策，变“佛先道后”。关于这一转向前人研究较多，其中论述较有代表性的寇养厚认为: “武则天佛教居先政策的具体表现是大规模翻译佛经，对许多著名高僧给以礼遇，有种种接佛举动。在佛教居先之同时，武则天又给道教以合法地位，让它与佛教共存。之所以主张佛教居先，一是为了表示对李唐王朝的彻底否定，二是为了对佛教徒在以周代唐过程中的功绩表示回报，三是与武则天个人的佛教信仰及身世经历有关。”
但“武则天晚年又明显地倾向于道教，她幸嵩山，谒升仙太子庙; 重用一大批有名的道士如司马承祯、叶法善、张果、胡慧超等……晚年，武则天泰山行道活动的次数也明显增加。武周朝泰山行道总共七次，除了天授行道告大周革命成功外，其余六次都在697年以后”。除开始倾向道教，武则天还明显表现出调和佛道的倾向: “至其 (武则天) 晚年她又试图从根底上将佛、道二教进行融通，进而从理论上说明自己建立的大周王朝与李唐王朝的内在联系，且将其宗教政策改为 ‘僧道并重’。”其实，无论是武则天掌权之后推行的 “佛先道后”，还是其晚年倾向的 “调和佛道”，都可以从中看出武周朝的佛道关系与当时的政治情况息息相关。
(吉顼) 辞日，得召见，涕泣言曰: “臣今远离阙庭，永无再见之期，愿陈一言。”太后命之坐，问之，顼曰: “合水土为泥，有争乎?” 太后曰:“无之。” 又曰: “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曰: “有争矣。” 顼顿首曰: “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 太后曰: “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
武则天打算通过调和佛道来弥合李武二族。久视元年 (700)，武则天命二张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 《三教珠英》 于内殿，长安初年 (701) 修成。撰写此书的原因并不是 “欲以美事掩其 (二张)迹”，而是 “武则天回归李唐的心理在文化上的折射，抑或可以理解为武则天通过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传递出的改周归唐的信号”。佛道两教在武周朝象征着武李二族，《三教珠英》 的修撰不仅是武则天有意淡化佛道之争的色彩，体现了调和三教的想法，也有弥合李武的意味。
作为李家代表人物的皇太子李显，因个人生平遭遇，以及为了投武则天所好的原因，一直颇为信奉佛教。而此时作为武家代表人物的武三思也敏锐地察觉到武则天调和佛道与弥合李武的心思。武三思先后建议兴造道教三阳宫与兴泰宫，以供武则天求道与长居。这一时期，李武二族的领袖人物，皆在佛道之间寻求到了一个平衡点，而佛道的调和在政治上也隐喻着李武的弥合。
武则天的这种宗教调和的取向也体现在年号方面。唐代帝王一向善于利用年号来表达自己特定的政治意图或祈愿，武则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晚年使用了武周一朝最具有道教渊源的年号———久视。“久视” 出自 《道德经》 五十九章 “长生久视之道”一句。不仅词源来自道教，武则天改元的理由也与道教密切相关。
《旧唐书》 载: “(圣历三年) 五月癸丑，上以所疾康复，大赦天下，改元为久视。”这次给武则天治病的正是道士胡慧超。但在久视的第二年，武则天又以 “成州有佛迹见，改元大足”。这种拥有浓厚佛、道教色彩的年号在武则天晚年的频繁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是武则天晚年寻求神佛庇佑其长生的愿望，另一方面是武则天 “改元大足，既缘于 ‘佛迹见’，更缘于对佛道二教的一种平衡”。武则天晚年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种平衡，其表象是佛教与道教间的平衡，但内中更深层的蕴意则是李武二族之间的平衡。
武则天称帝后，关于武周立嗣的问题成为武周朝前半段的主要问题。而武则天经过朝臣劝谏、民心向背，以及一系列国家局势变故和对武氏子弟的具体考察后，最终还是选择复立李唐皇室的后人承继大统。在弥合李武二族，使其相容无争方面，武则天除促进李武二族的联姻，通过政治手段敲打群臣外，在宗教上，还有意淡化政权中的佛教色彩，更加青睐道教，试图以调和佛道来弥合李武二族。在人事上，武则天一面谨慎维持着李武政治势力的平衡; 一面扶持二张作为朝中最大的权贵，这一举措除帮助自己更好地掌控朝堂外，也是让二张的存在起到弥合李武的作用。
而从唐中宗朝的政治格局来看，这一政策是比较成功的: 它一定程度上延续了 “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也使得李武二族能共同面对五王政变所带来的动荡。尽管后来政治局势又起变化，致使武三思等人被清算，但究其原因并非是李武二族间的矛盾所致，而是他们卷入了韦后集团与相王李旦集团、太平公主与唐玄宗李隆基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无论是权倾一时的韦后集团，还是最后的赢家唐玄宗，也都与武氏一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没有彻底铲除武氏家族，这恰可反映出武则天弥合李武政策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