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病逝后，同年，刘弗陵登基，次年，改元为“开元”，执政十三年。从名义上来说，皇帝派遣桑弘羊、金日磾、霍光、上官桀，四人共同协助主持朝堂，但事实上，霍光才是真正的掌控者，刘弗陵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刘彻在田千秋和其他人的劝说下，终于意识到自己错手杀死了刘据。根据《汉书·武帝纪》中的记载，政和四年，桑弘羊作为刘彻统一国家的重要倡导者，曾向刘彻提出要求，要求在轮台州建立一片农田，以对抗匈奴，但被他否决了。

刘彻借着这件事，写下了一道忏悔的旨意。说道：“朕登基之后，做了不少坏事，让百姓受难，朕追悔莫及，但为时已晚，朕从今日起，再也不能做任何危害百姓，破坏国库之事。”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第一道“罪己诏”，也代表着刘彻决定暂时停止与匈奴的战争，转而以发展农牧业为主，重新回到了与百姓的和平相处之中。

刘弗陵执政期间，基本继承了刘彻“轮台有罪之命”的政策主张，在经济方面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方针。刘弗陵登基之后，便开始耕作，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刘弗陵在最后关头，还下了一道旨意，强调农业才是最重要的。虽然大部分时间里，皇上都只是走个过场，但这也说明了他的国家将重点放在了发展农业上。

在实施这一政策的时候，朝廷一直在为民众减轻田租、赋税和劳力。公元85年，刘弗陵颁布法令，使全国各地的农户都不再缴纳土地租金。四年后，朝廷再次颁布法令，要求普通百姓除交纳一般土地之外，不再征收任何附加的赋税。同时，刘弗陵废除了以前为了抵抗匈奴，对民众所征的一切对农业都不利的赋税，从而使农民的经济得到了某种程度地缓解，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刘弗陵执政期间，曾举行过一场规模较大的商谈，即“盐、铁会”。这一时期的举行，与刘彻推行的“盐铁官营”和“酒议”等一系列的经济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官营盐铁制和酒议等一系列的经济措施，都是以缓解清初财政困难为目的的。“五常”的推行，对刘彻执政早期的财政状况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但也无可厚非。然而，由于这种制度的实施，使我国的大部分财产都被地主和大商人所占有，许多官员又借此机会“行奸卖平”，人民群众饱受其害。公元前81年，西汉王朝为解决这个问题举行了一次大型座谈会。

霍光与刘弗陵都支持刘彻的“安民”之策，可是“国有化”之策早已在朝中形成了一大群人，他们又不能直接废除，便派了一群强烈反对“安民”之士前来发言。儒家一直以来都是反对“民本”的，他们相信，“私盐”和“铁私”是造成人民生活困顿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些铁制品质量不好，价格也高，所以很多人都不舍得用，甚至有些地区还会有人拿着木棍翻土，徒手拔草。而那些官员出产的咸咸之物，普通百姓更是不愿食用。官营与酒议制度的推行，实质上是官吏与民间利益的争夺，并要求废除。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桑弘羊。桑弘羊是一位以武力集权的“法家”派，对于自己所倡导和推行的“经济国营”，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虽然“盐铁官营”和“酒议”等体制，在推行的时候虽然会产生一定的缺陷，但是那些缺陷都是在推行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而不是政策本身的缺陷。此外，国家日常的赈灾、水利建设、战时的补给，也都依赖于此，所以，它是绝对不能废除的。

两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吵得口干舌燥，始终无法得到一个双方可以退一步说话的想法，除了废除了酒议制度，取消了一些地方的铁器专营权之外，其他的经济政策都没有改变。儒家推行的“国家化”，虽未起到什么作用，但也阻止了朝廷的对外征战，大大节约了国家的财力，大大减轻了由于战争造成的社会压力。

在刘弗陵的统治下，汉王朝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再次恢复了往昔的辉煌。正所谓，再弱的人也强。在汉武帝晚期，虽然曾有一段时期内的财务赤字，但是这个赤字只是与鼎盛时期相比的。此时的西汉政权尚有相当的财力，所以刘弗陵及其之后的汉宣帝刘询才有了中兴之势。

刘弗陵执政期间，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外交方面，刘弗陵一改刘彻在打击匈奴方面采取的“持久战”政策，采取在北疆增兵的同时，再次与其结盟，以求与其交好，以求进一步发展。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了战火，人民就会安心种田，对本国的经济也就会有所帮助。

再加上霍光执掌朝政，采取了一系列可行的举措，很好地解决了刘彻晚年留下的一系列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老皇帝在年老之际的颓势才得以转变。民间有这么一句话：民力富足，四夷皆敬，可见刘弗陵中兴之势。但要说民脂民膏，那就有点言过其实了，其实最真实的情况还是全国各地的粮食和银子多得很。但相比于以前，普通民众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社会更加地和谐，政局更加地透明，民众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