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唐史的朋友们一定对“大唐四大贤相”并不陌生,房玄龄与杜如晦因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而入选“大唐四大贤相”,姚崇与宋璟因辅佐唐玄宗李隆基缔造“开元盛世”而入选“大唐四大贤相”。
但此四人中,姚崇的入选一直颇受争议,为何呢?
因为在“姚宋”说之外,还有“开元四大名相”之说,相比较“房杜”而言,“姚宋”未能独揽“开元盛世”之功。
隋末唐初,时人皆谓房玄龄与杜如晦二人为“房谋杜断”。房杜二人闻名天下,他们是开创“贞观之治”无可争议的肱股之臣,此二人的功绩和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但在盛唐时期,“姚宋”说并非唯一,姚崇与宋璟、张说、张九龄并称“开元四大名相”之说一直尘嚣日上。
此外在开元年间,姚崇任职宰相时间不满4年且没有与另外三位“开元名相”共事,而宋璟是继姚崇之后任职宰相,这一干就是16年,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姚崇不配与宋璟齐名,更不应该入选“大唐四大贤相”。
那么谁更应该入选“大唐四大贤相”呢?
在网友讨论的人选中,呼声最高的是张说。
张说入选的原因,羚羊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如下三点:
第一,张说任职时间比姚崇长。
张说在开元年间两次任职宰相前后共8年,而且姚崇任职宰相期间只有不到4年。
第二,姚崇的风评不佳,不符合贤相风范;张说乃一代文宗,更有贤相风范。
姚崇任职宰相期间,不仅排挤张说,还排挤魏知古,他的两个儿子还贪污,风评不佳。在唐朝文坛中,燕国公张说与许国公苏颋齐名,号称“燕许大手笔”,张说执掌文坛三十余年,为承初唐启盛唐的一代文宗,久负盛名,更有贤相风范。
第三,张说比姚崇更具有跟宋璟齐名的资格。
姚崇跟宋璟没有共事过,而张说先后任职宰相8年,这8年间都是与宋璟共事,更有与宋璟齐名的资格。
乍一看上述三点,张说确实很有资格入选“大唐四大贤相”,但细究之下你会发现这些推论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张说任职宰相时间是长,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功绩就比姚崇高。
姚崇是开元年间第一个实权宰相,姚崇任职宰时间虽短,但完成了两大政绩:革故鼎新与治理蝗灾。姚崇治理蝗灾的详情,请看羚羊往期精彩文章,本文不再赘述。
当年唐玄宗李隆基要拜姚崇为相,姚崇提出著名的“十事要说”,问唐玄宗能否答应,如不答应,自己绝不担任宰相。
《新唐书•姚崇传》中记载的“十事要说”全文如下:
“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倖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
唐玄宗一语“朕能行之”,姚崇随之拜相。
姚崇辞任宰相之前,姚崇已经将推行仁政免除酷刑、休养生息言和吐蕃、律法严明不论佞幸、抑制后宫宦官专权、树立清风杜绝私礼、明令禁止裙带关系、守君威仪以礼待臣、广开言路嘉奖诤臣、停止营造佛寺道观、以史为鉴严防外戚等“十事要说”之策一一落实,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此被张说称赞立下革故鼎新之功(这也是革故鼎新这个成语的出处)。
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文贞公碑》:“夫(姚崇)以革故鼎新,大来小往,得丧而不形於色,进退而不失其正者,鲜矣。”
“十事要说”的提出与落实也博得了毛泽东的大力称赞,毛泽东说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张说任职宰相期间的功绩,也主要有两个:军制改革与泰山封禅。
张说第一次在开元年间拜相就是因为先平定了突厥降将康待宾的反叛,后又安抚了党项人稳定了边疆,两次大军功傍身张说以兵部尚书之职进入政事堂。
任相期间张说开始主持军制改革,裁军二十万,减轻军费开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而后首创彍骑卫队制度(以招募方式选京兆、蒲、同、岐、华等州府兵和白丁,每年宿卫两个月,免除出征、镇守负担,是为彍骑卫队)一改诸卫府兵贫弱的境遇,有效地增强了京畿地区的国防力量。
第二次拜相期间,张说作为一代文宗主持了唐玄宗封禅泰山的一切礼仪流程与《封禅坛颂》的撰写工作,最终圆满完成,立下大功一件。
通过对比可知,虽然张说任职宰相期间也立下了不起的功绩,但是论对唐朝的深远影响,张说不如姚崇全面,姚崇还是更胜一筹。
其次,张说更具贤相风范是个伪命题。
张说虽是一代文宗,但只是在文坛地位高,这跟他的风评好不好是两码事,而且在当时张说与姚崇一样风评不佳。
张说因泰山封禅立下大功,可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说风评也是因为泰山封禅一事而一落千丈。
众人皆知,跟随唐玄宗去泰山封禅必会得到赏赐,都想跟着去,但是张说利用宰相之便把随行官员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
这些亲信因为唐玄宗的龙颜大悦,一下都破格提拔为身着绯袍的五品朝官,这巨大的红利引起了朝野非议,张说专权之污名就此坐实。
此外,张说把所有的赏赐之物都给了自己的亲信,而随行的武官及士兵,不给赏赐,只加功勋,张说因此得罪了军方。
所以张说只是在文坛上享有盛名,而在政界与军方都是污名。
张说罢相也很不光彩,是被唐玄宗勒令致仕的。因为张说由于自身性格原因,致使自己引起了朝堂公愤。
贪、嗔、痴被誉为“佛界三诟”,张说一下占俩,贪婪且嗔怒。
张说常常对同僚呵斥辱骂,经由泰山封禅一事,朝中官僚空前一致上下一心,在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和御史中丞李林甫的牵头下,众僚一起上书唐玄宗弹劾张说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等数起罪状。
群情汹汹,唐玄宗不敢大意,命三司会审外加侍中监审。于是在御史大夫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珪和侍中源乾曜的联袂审讯下,张说无法遮掩,其罪状大多得以被证实。
虽然唐玄宗念在张说辅佐有功,三番两次想要保举张说,但无奈张说得罪的人实在太多,各种诋毁之词不绝于耳,最终唐玄宗只好勒令张说致仕。
所以,仅以风评这一点来评判张说比姚崇更具贤相风范是一个伪命题。
他们俩硬要比较的话,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实质意义。
最后,从时评来看,姚崇确实比张说更具有与宋璟齐名的资格
先明确个前提,咱们抛开今天网友的争议,也抛开历朝历代的评说,咱们就只关注于唐朝人对他们的时评,这个是相对客观的判别方法。
柳芳,唐朝史学家,著有《唐历》一书,历仕唐玄宗、唐肃宗。
柳芳说:“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
柳芳认为姚崇、宋璟、苏颋排前,张说排后。
李巽,唐朝经济学家,中唐名相李德裕族兄,历仕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
李巽说:“姚元崇、宋璟、刘幽求,或辅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难,成中兴之业。”
李巽评玄宗朝只有姚崇、宋璟、刘幽求三人可称为辅相,而无张说。
李绛,中唐名相,“元和中兴”功臣,历仕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文宗。
李绛说:“北齐任杨遵彦则理,用高阿那肱则乱;隋代任高颎则理,用杨素则乱;国家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则理,用李义府、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则乱。”
李绛把姚崇、宋璟与房杜并列,而无张说。
崔群,中唐宰相,历仕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文宗。
崔群说:“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崔群眼里姚崇、宋璟等人为治世能臣,而无张说。
元稹,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西厢记》张生的原型人物,历仕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文宗。
元稹说:“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元稹将姚崇、宋璟单独提出,而张说在后。
综合柳芳、李巽、李绛、崔群、元稹之评说可知,姚崇确实比张说更具有与宋璟齐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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