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的实际结果来看，北宋定都开封貌似极端愚蠢：

开封，在东汉、三国时期有个大名鼎鼎的名字：陈留，它位于黄河南岸，地势平坦、略显低洼，是“天下四冲八达之地”（北宋名臣张方平的评价）。于经济、交通等方面而言，它的位置自然是极为便利；但从军事角度来看，那就是典型的“四战之地”。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燕云十六州这个天然屏障不为北宋控制，黄河以北旷野千里，辽国铁骑只需三四天就能席卷而至，只要能渡河，开封就会沦为待包的饺子。

后来金国灭宋时，第一次用了三个月就杀到开封外；第二次更快、仅用了一个多月，北宋朝廷如同待宰羔羊、束手就擒。

另外，相对于汉唐的长安，开封的位置偏东。这种地理上的差异，转化为对西北方向既无心、又无力——想当初，西汉为了拓展长安的外围屏障，生生从强大的匈奴手里夺取了河西走廊；而到了北宋，竟然连由唐朝夏州节度使转变而来的小小西夏都束手无策。

对于上述客观弊端，北宋初期曾经兴起了热烈的迁都提议，王钦若等人主张迁往南京、陈尧等人提议迁往蜀地，毕竟在过去的东汉末年、南北朝时期，这两大区域都曾充当过政权核心。

而只有赵匡胤本人主张先迁往洛阳、后转移至长安，他曾这样表态：“终当居长安，据山河之胜又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

由此可见，对于当初周、秦、汉、唐等王朝依托关中而制胜天下的先例，北宋君臣心知肚明。然而，在赵光义以及大部分朝臣的反对下，他的意图未能实现，迁往南京、蜀地的主张也不了了之。

后来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曾力主在洛阳广储蓄、缮宫室，为今后迁都做准备，但也因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而归于流产。

京师位置、至关重要，为什么北宋会出现这种看似“弃明投暗”的低级选择？这并非出于愚蠢或私心，北宋自身制度、客观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严密逻辑闭环，注定了都城只能选择开封。

因失去北方屏障，为了防备辽国的强大武装，北宋必须保有规模庞大的常备军，故而采取了募兵制；

为了杜绝唐朝后期以来持续上百年的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现象，北宋必须采取重内轻外的军事政策，都城必须集中全国大部分军力；

都城及附近常年驻扎着数以十万计的禁军，加上他们的妻儿家属，意味着海量的后勤物资供应要求；这就意味着，都城不仅是政治与军事中心，同时还是经济与运输中心；

为了及时支援河北的三大军事重镇中山、河间、太原，北宋的主力军队不能距离北方太远，但又不能直接杵在黄河以北、直面辽国铁骑；

能满足上述军事、政治、经济、运输中心四大要求的，有且只有开封（汴梁、汴京）。

其实早在隋唐时期，承接南北朝的发展，经济重心就逐渐东移、南移，关中地区被过度开发，时常因灾害面临缺粮危机，隋文帝、隋炀帝父子接力修建运河系统，本意就是为了将江南、山东的粮食西运；即使如此，在隋唐两代仍旧出现了多次天子带头“就食东都”的无奈现象。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关中屡遭摧残，“长安六陷，天子九迁”，长安、洛阳一线急剧衰落；河西、陇右经常被吐蕃控制，关中外围失去安全屏障。到了唐朝晚期，为什么关中地区仅有李茂贞一个军阀，而其他地区大小藩镇林立？因为关中经济、人口太差，不足以支撑两个藩镇。

到了五代，今后打着“继承唐朝”大旗的后唐定都洛阳，其他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均定都开封；而同时期的十国，除了后汉的残余北汉外，其他均位于长江以南。这就说明，当时的政治与经济重心，早已没了长安、洛阳什么事。

到了北宋初年，承接五代时期的经营，位于华北平原中心的开封经济繁荣、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四通八达，通过大运河可直抵长江，富庶江南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北上，完全吻合了北宋的军政需求。

由上可见，定都开封，对于北宋而言是现成的选择；至于迁都洛阳长安，则需要在短期内进行大量投入。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并不是人人都敢于“长痛不如短痛”。

话说，赵匡胤虽因拗不过群臣，最终放弃了迁都洛阳、长安，但他也心有不甘地撂下话来：“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