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南京市政府接到一则消息，说一个卖茶的老头，原来是国民党高级特务，多次对共产党不利。

后来经查，这个人曾在“反省”院里做过“感化”的国民党当局的主任。

没过多久，警方就将他带到了法庭上。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大声地喊道：“陈赓可以给我做见证，我为中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鲍君甫在国民党那里叫做“杨登瀛”。

鲍君甫一八九三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镇的白石村，少年时赴日本求学，之后学游十余年。

鲍君甫在国外学习的同时，也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清楚地认识到中日的不同。

鲍君甫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于一九一九年回国，怀抱著民族复兴的理想。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这是日本人建立的。

他很快就加入了五四运动，加入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

一九二四年，鲍君甫和经过整顿的国民党取得了联系，鲍君甫从中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决定参加国民党，参加革命。

在革命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就有洋务联合会的会长杨剑虹，也许是两人都是同乡，又或者是志趣相投，成为了莫逆之交，后来鲍君甫在国民党左翼活跃，他的好朋友杨剑虹就投奔了陈立夫。

虽然立场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杨剑虹得到陈立夫的信任之后，便向陈立夫推荐了自己的好朋友鲍君甫。

陈立夫在接待鲍君甫的时候，特别喜欢他的谈吐，以及他每一次到上海，鲍君甫总是亲随，态度十分恭敬，使他记忆深刻。

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运动，鲍君甫就是其中的一员。其间，鲍君甫结识了一大批共产党员，这些人当中，有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顾顺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上海的反革命政变，引起鲍君甫的强烈不满，并因此遭到逮捕。数月之后，由国民党重要人物蔡元培出面，方获保释，自那以后，他就隐居上海。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由于内部斗争的原因，蒋介石不得不退位。蒋介石于1928年十月出任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主席。

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曾命令他的心腹陈立夫建立“中统”的“党的党总支部委员会”。

陈立夫就任后，杨剑虹任采访组组长一职。那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没有太多的秘密工作经验，所以在寻找领导干部时，也花了不少功夫。杨剑虹曾多次向鲍君甫求助，帮助他做地下工作，两人可谓无话不说。

不久，鲍君甫就把杨剑虹两次来找陈养山，说了他要做的两件事，一件是反对共产党的，另一件是反对蒋介石的。陈养山觉得鲍君甫态度诚恳，富有正义感，于是把这一重大情报报告给了陈赓，并提议与杨剑虹建立秘密特殊关系。

陈赓在时任中央特科二处处长期间，对鲍君甫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将其报告给了周恩来。这时，鲍君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已是一名高级干部，属于“难得人才”。

周恩来正在为自己的特科不能渗透到国民党而苦恼，他立即决定让陈赓与鲍君甫单独接触，并且控制住他。

陈赓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与鲍君甫在霞飞路一间咖啡厅密谈，化名为王庸。鲍君甫把他跟杨剑虹的关系说了一遍，说他做国民党的间谍也有他的难处。

陈赓真诚地说，他了解蒋介石的情况，并赞成他跟着杨剑虹到调查部门去，并希望他能够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及法、公租界的巡捕房搞好关系。

陈赓终于向鲍君甫提出了一个请求。鲍君甫建议：跟国民党的特务和党混在一起，是要花钱的；此外，如果国民党要他提供共产党资料，又当如何？陈赓一一对答，对他提出的要求，基本都予以了批准。

半月之后，陈赓再次召见鲍君甫，安排工作；与此同时，陈养山已被安排到中央特科情报部工作，并由连德生与鲍君甫联络。

一九二九年九月，任弼时在租界的巡捕房被捕，鲍君甫闻讯立即赶到，要钱要人，要人财两利，最后才将任弼时救出。

第二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的叛徒黄第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企图把周恩来同志引出来，并把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将。蒋介石很满意，决定让徐恩增来主持这件事。

徐恩加派到黄第洪那里去，正好是鲍君甫，鲍君甫立刻向刘鼎传达了这个消息，刘鼎又向周恩来、陈赓汇报。周恩来同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脱险的。

第二年，关向英的一盒机密资料，被巡警带走了。由于负责租借的警察不懂汉字，鲍君甫立即让陈赓的助理刘鼎假扮成“中国档案专家”，帮他检查一下这份文件，是否属于机密。

刘鼎进来以后，“偷梁换柱”，只剩下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警察和中央情报局对关向应的身份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也就不予处置。几个月后，中央特科派出一名律师，将关向应保释。

鲍君甫在中央情报局里游刃有余，如无意外，他将始终潜伏在敌人的大本营。然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汉奸顾顺章的背叛，却使他和许多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顾顺章并没有受到什么折磨就背叛了国家，当他看到蒋介石的时候，他甚至想要和蒋介石握手，但是蒋介石只是用一种不屑的眼神看着他，并没有伸出手来。

顾顺章背叛的事情，本来是要保密的，中央情报局要“下网”，但他们的内斗注定了这件事不可能完全保密。钱壮飞和其他潜伏在中央情报局里的赤色特务将这一消息传达到中央特科，陈赓警告鲍君甫赶快“跑路”。

陈赓本来是逃跑的，但是由于腿上的伤势，被汉奸出卖，被反动派逮捕。鲍君甫也被捕了，原因是他涉嫌在中央特科工作。他俩在南京宪兵队的监牢中再次相遇。

鲍君甫在狱中还有些关系，托他们帮助照看陈赓。陈赓告诉鲍君甫：“我们今天虽然进去了，但是我们有信心能够走得掉。你们要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全体中国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你们的伟大功绩，我们党决不会忘记的。”

鲍君甫心中陈杂，百感交集，却又说不出话来。鲍君甫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但从来没有背叛过党。

第二年，他以前的上司张道藩动用了所有的人脉，才将他救了出来。张道藩对鲍君甫的救命之恩，也是念在鲍君甫对他的恩情上。中央情报局的徐恩增并没有对鲍君甫穷追不舍，因为国民党的党派之争很厉害，如果他一口咬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鲍君甫，那就太丢人了，搞不好还会被人陷害，被人诬陷。

顾顺章的背叛，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陈赓、周恩来等人的离开，也给鲍君甫的红色间谍生涯画上了句号。

抗日战争开始后，鲍君甫以“高级间谍”的身份被汪伪党任命。但在现实中，鲍君甫还是在利用他的地位，帮助了我党抗日。那时，他任职于汪伪军的感化所。根据在押的马元放的记忆，鲍君甫对待罪犯十分凶狠，对待中国的工作人员，以及抗日的进步青年，却是极好的，从不打人。不但如此，他还在其管辖的地区，几次释放共产党员。

鲍君甫在日本投降后以卖国贼的罪名被逮捕。但经查证，他并未背叛国家，故未受到调查。

鲍君甫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就当起了烟贩，日子过得很苦。渡江战役以后，南京已经解放了，但他还是靠着自己的小生意维持生活。

一九五○年十月，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当时的南京遗留了许多的蒋伪政权的高官和特别行政区的工作人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南京市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发出通知，要求留守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特务，十日内到政府报到，方可从轻发落。

这时，鲍君甫在南京以贩烟、茶为生，他原是国民党化工部的主任，自以为帮我党办了不少事，也不以为意，就不到政府去注册。

于是，鲍君甫在十天期满之后，被南京市公安分局逮捕，送上法庭，法庭一审，认定鲍君甫以前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官员，并将其处以死刑。

鲍君甫在法庭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对法庭说：“陈赓同志可以作证，我以前是给共产党通风报信的！”

鞠华院长觉得这件事很重要，立即向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陈赓汇报。

陈赓得到消息，得知昔日共事的同志现在还活着，立即给鞠华写了一封信，证实了鲍君甫的清白，鲍君甫随后获释，并到北京会见了陈赓。

周恩来知道了鲍君甫的情况，就把他安排到了文化和历史工作人员的岗位上，过上了一种快乐而又安定的生活。鲍君甫于一九七○年不幸逝世。临终前，他一再嘱咐子女：

“我既不是间谍，也不是汉奸，更不是内奸，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可是周恩来却认识我。”

周恩来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他当然记得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特务。所以，在临死之前，周恩来下定决心，要将那些被他深埋在心中的人，一一说了出来。这里面，就有让他牵挂多年的包俊夫。周恩来曾经说过，鲍君甫的功劳比他的功劳要大得多，他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帮过我们一把的人。

鲍君甫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他们都是普通的党员，一辈子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他们都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