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镇压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股浪潮，到处都有人被捕，有一个靠零活为生的人被抓了起来。

不过在被捕后，他的一句话却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共产党的人，为什么会在国民党任职？这个鲍君甫究竟是什么人？

由于鲍君甫早年在国民党任职，后来又在汪伪政府任职，所以鲍君甫的身份也因此受到怀疑。

南京市公安机关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主动上报”的方针被不断地推行，前来登记的人数，已超过一千五百人。

等到第五天的时候，这里的人已经超过了四千。

鲍君甫被到处的镇反活动弄得心惊肉跳，他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但他怕被“恶意对待”，所以一直没有说出自己的真正身份。

不过，南京也不是没有人知道鲍君甫的真实身份，这位前任国民党感化院院长鲍君甫，就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见鲍君甫不肯主动认罪，公安机关遂着手逮捕鲍君甫，在审讯期间，法庭考虑到鲍君甫以前曾在国民党任职，拟判处鲍君甫重罚。

鲍君甫也没想到，自己会被判处死刑，所以他才会说出自己在解放后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赓和周总理也都知道这一点。

鲍君甫的话，立刻就吸引了警局的人的注意力，鲍君甫是抓捕镇反的人中，唯一一个敢直呼周总理名字，而且还这么有底气的人。

当时的院长非常重视这件案子，当即下令彻查，并且给陈赓将军写了一封信，想要弄清楚这件案子到底是不是真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南京市法院院长先后两次写信给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以查清鲍君甫的真正身份。

不过，陈赓当时在云南上任不久，就被调往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所以这封信一直在辗转，直到1951年11月，才给南京最高法院院长回了一封信。这才免去了鲍君甫的死罪。

鲍君甫怎么会变成中共派到国民党里去的卧底呢？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鲍君甫，1893年生于广东珠海的前山地区，又名杨登瀛，早年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取得学位。

鲍君甫在国外读书十多年，不但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而且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日本通。

归国后，鲍君甫留在上海任职，恰逢上海风起云涌，革命斗争十分艰苦，凭着留学的经验，鲍君甫到日商洋行当了个高级职员，业余时间也为日本新闻社撰稿。

鲍君甫在这个职位上，经常与一些政界要员、商界名流、青帮成员打交道，靠着过人的社交技巧，鲍君甫很快就搭上了一张广阔的人脉网络。

鲍君甫于192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中，参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鲍君甫认识了当时的洋务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人杨剑虹。

鲍君甫与杨剑虹的关系愈趋亲密，两人已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杨剑虹在青帮之中也颇有些势力，他经常嘱咐手下好好照顾鲍君甫，鲍君甫在上海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深得众人的喜爱。

杨剑虹去了广东，投奔了陈立夫，而鲍君甫则是通过杨剑虹，认识了陈立夫。

1928年，革命的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许多人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这时杨剑虹又找到鲍君甫，给他递上了一张和平的名片。

前面提到过，陈立夫所设的调查小组，急需一位信得过的人去处理上海的问题，于是杨剑虹便去找鲍君甫，把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您也知道，目前蒋委员长掌权，我们要在上海设立一个办事处，上海办事处总要有个人来主持。」

杨剑虹故意装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顿了顿，继续道：“我们想让你作为上海的特派员，也是因为党和国家的信任。

鲍君甫微微皱眉，想了想，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能不能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好好想想。”

杨剑虹再和鲍君甫说了几句话，便走了。

鲍君甫见杨剑虹已经离开，立刻穿戴整齐，出门而去。

不消片刻，鲍君甫就在联络点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党的工作人员陈养山。

鲍君甫表面上是国民党党员，跟杨剑虹也算是旧识，其实陈养山早在两年前，就托友人介绍，以学日语为借口，结识了鲍君甫。

从那时起，陈养山便一直居住在鲍君甫的家里，两人颇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局，喝酒聊天，鲍君甫听说陈养山是个共产党员，便更加地关心起共产党来。

在一次饮酒之中，鲍君甫很诚恳地对陈养山表示了他对中共的喜爱，并且想要为中共出一份力。

因此，当杨剑虹去找鲍君甫的时候，鲍君甫立刻向陈养山报告情况，陈养山又立刻向中央特科的最高负责人周恩来报告。

周总理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国民党中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他很赞成鲍君甫做“上海特派员”。

于是，那年五月，周总理特别派遣陈赓到黄浦江畔同鲍君甫见面。

这一聊，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鲍君甫在陈赓面前表现得很真诚，陈赓很喜欢这个敢于承担责任的青年。

于是，两方一拍即合，鲍君甫便成了我国首位双面间谍，并且成功地打入了敌营。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候补委员杨殷，白鑫，都被国民党逮捕。彭湃和杨殷等人在一起的当天，上海的巡警和警方忽然闯进了顶楼。还没等会议室里的人反应过来，整个小楼都被团团围住。

彭湃是我们党的“农民大王”，而杨殷他们则是我们党的骨干。这件事引起了我党上层人士的警觉，周恩来立即赶往上海，和陈赓一起调查这件事。对方似乎早有准备，才会到楼上来拿人，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党里出了内奸，对方对这次会面的时间、地点都一清二楚。

周恩来和陈赓查到一切蛛丝马迹都毫无头绪，这件事非同小可。按照周恩来的吩咐，陈赓与杨登瀛接触，要他去找出党内已有的内奸。

不得不说，杨登瀛还是非常有能力的，没过多久，他就查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周恩来、陈赓他们的猜测是对的，他们中确实有内奸。这个内奸就是参加会议的白鑫，因为他的弟弟叛变，导致了很多战友的死亡，彭湃以组长的身份，判处了白鑫弟弟的死刑。

白鑫对彭湃始终怀恨在心，向国民党告密，将八月二十四日开会的消息泄露出去。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白鑫可是我们党的元老，怎么可能叛变？白鑫身上有很多可疑之处，而杨登瀛给他的情报，却是非常准确。

周恩来下了一道命令：“一定要把彭湃、杨殷他们救出来，把白鑫处死！”杨登瀛把彭湃被抓的地方，以及转移的路线，都告诉了陈赓。陈赓按照周恩来的吩咐，准备去劫囚。

八月二十八日，彭湃等人被国民党和其他特务押往行刑处，被敌军严密看守。陈赓已作好充分的准备，但由于我军在关键时刻的武器问题，而使这次任务失败。

周恩来对彭湃他们的牺牲深恶痛绝，一定要处死叛徒白鑫，以慰彭湃和杨殷他们的灵魂。白鑫乃是我党的重要人物，他十分清楚中央情报局的力量，因此他一直龟缩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之中，根本不敢露面。

陈赓为了能更快地寻找白鑫，又一次向杨登瀛求助。杨登瀛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发现白鑫的藏身之处，白鑫藏身于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他出入时，身边都带着大量的保镖。蒋介石政府为白鑫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让白鑫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时候，逃到国外去。

陈赓得知这一情况，马上和周恩来商量，策划了消灭白鑫的行动。十一月十一日，快到黄昏的时候，范争波的房子前停下了好几辆国民党的车，白鑫提着一个皮箱从里面走了出来。早已埋伏好的特警队狙击手，在黑暗中对准白鑫，在大批国民党保安的注视下，顺利将其击毙。

在这个事件中，多亏杨登瀛提供的可靠信息，这对于我们党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们党的杰出领袖任弼时被逮捕，杨登瀛闻讯赶到，假称任弼时是他的部下，一笑置之，就把这件事给揭了。

任弼时在他的努力下，在一个月内被释放。

一九三零年，一个贪图荣华的中国共产党卖国贼黄弟洪写信给蒋介石，说他要“归顺党国”。

他以自己所知道的与周总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为“投名状”，试图向国民党换取更高的地位和待遇。

杨登瀛知道这件事后，坐不住了，立刻把黄弟洪背叛的事情上报。就是他提供的消息，才把黄弟洪这个汉奸给揪了出来，保住了周总理的性命。

一九三一年，共产党早期领袖关向应在租界被逮捕，国民党的秘密资料立即被没收。还好，兰普逊并不认识中国文字，也不知道这份文档是怎么回事。

不过，更加幸运的是，兰普逊还请来了“至交好友”杨登瀛，让他帮忙鉴定一下。

杨登瀛一看，整个人都哆嗦了一下，连忙联系陈赓。之后，我党安排地下党员到巡捕房里“掉包”档案，才把关向应从刀口下救出来。

数月之后，杨登瀛辗转奔走，请求律师将关向应保释出来，总算保住了他的性命。

他不但积极地向外界传达情报，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被逮捕的党员，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国民党内部安插了大量的间谍。

例如“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能够成功地渗透进国民党特务机构，并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徐恩曾的秘密秘书，杨登瀛功不可没。

新中国建立时，杨登瀛并未随蒋介石赴台湾，而是在街头巷尾做起了一名小贩，每天在街头叫卖烟草维持生计，当他看到那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时，心中才感到一丝慰藉。

如果不是有人认出了他，他或许还会和以前一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在审判庭上，他不得不说：“周总理可以作证。”

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当年在国民党中，不断向中共提供第一手资料的人，多少共产党人的领袖，都是靠着他，从枪林弹雨中逃出来，然后再踏上新的征程。

杨登瀛的身份得到确认时，正是“三反五反”的时期，但是，当地政府仍然向他提供了150到200块钱的补贴。

杨登瀛只不过是众多情报人员中的一个；

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名之辈；

他们，在时间的长河里，坚定地相信中国必将迎来美好的明天；

它们，以微弱的火焰，照亮了整个天空；

他们隐藏在地狱中，孤身一人潜入敌人的腹地，为的就是救人。

有些人能看见曙光；有的人，已经永远地沉沦在了黑暗之中。

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他们没有后退，没有叛变，

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永不磨灭的信念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