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顺利抵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任务。

在这个伟大胜利的日子里，全体将士们的脸上无不流露出激动的神情，他们载歌载舞，庆祝着这一历史时刻。

然而，作为红一方面军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毛主席却面色凝重，因为与之共事多年的周恩来告诉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润之，我有件事情必须要告诉你，你听后一定要冷静”。

作为从战火中一同走出来的革命战友，毛主席对于周恩来十分了解。要知道，周恩来平日里十分幽默，而现在一丝不苟的模样，想必肯定有大事发生。

想到这里，毛主席笑着说道：“万里长征路咱们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能打倒我们？你就说吧”。

随后，周恩来稍作思量，便脱口而出道：“几个月前，贺敏仁被枪决了”。

闻听此言，毛主席显然一怔。

要知道，周恩来口中的这个“贺敏仁”，正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时任红一军团第11师司号员。

而红一军团，隶属于红一方面军建制，手底下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毛主席竟然事先并未听到任何消息，这让他十分疑惑。

子珍是否知道此事？会不会是她瞒着我？

回过神来之后，他颇有些生气地对身旁的警卫员说道：“去，把贺子珍找来，我要当面问问她”。

对于弟弟被枪决的这件事，贺子珍也是事后才得知的，伤心欲绝的她本打算向毛主席哭诉，但随后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个时候，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将士们不仅要面对极度恶劣的环境、还要时刻提防反动派的追击，贺子珍为了不给毛主席添麻烦，便自作主张将这件事情瞒了下来。

而当毛主席见到贺子珍，并且从她口中得知贺敏仁的遭遇后，也不禁湿红了眼眶叹息道：“是我害了他呀”。

贺敏仁究竟是因何事被枪决的呢？毛主席在得知情况后，为何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呢？

贺子珍一家共有兄妹六人，分别是贺敏学、贺敏仁、贺敏宣、贺子珍、贺怡、贺先圆。

由于是血肉至亲，他们之间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

解放战争时期，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在得知哥哥贺敏学身上有伤病、但依旧带领部队在华东战场上与敌人拼杀的时候，不禁十分担忧地对嫂子李立英说道：“劝劝我哥哥，不要让他再上战场了，除了怡妹（贺怡）我就这一个哥哥了”。

然而，李立英也表示贺敏学脾气太倔，自己根本劝不动他。

见嫂子有难处，贺子珍便当即带着她找到了身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请他出面劝说贺敏学暂时退出战场。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给她发去电报：“如今华东局势紧张，贺敏学需要继续留在岗位上，等以后有机会、组织上会考虑为他安排治疗”。

对此，贺子珍也表示理解，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哥哥能够平安归来。

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之中，贺子珍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的关系最亲密。

早在革命之初，兄妹三人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家乡永新县发展农民运动。

不久之后，贺子珍与毛主席、贺怡与毛泽覃结为革命夫妻，这在湘赣革命边界被传唱为一段佳话，兄妹三人也被乡亲们称赞为“永新三贺”。

在儿女们的影响下，他们的父亲贺焕文也渐渐地开始支持起革命事业。

贺焕文是永新县有名的乡绅，平日里经营着几家茶馆生意，生活上过得也算相当优渥。

当他接触到儿女们描述的革命思想后，便靠着茶馆生意做掩护，帮助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活动。

然而，反动派政府接二连三的搜查，令贺焕文身处险境，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便跟随女儿贺怡来到了毛泽覃领导的东固地区，开始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并且替地下党成员传递情报。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政府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

得知消息后，贺焕文在孩子们的带领下离开了家乡。然而，在转移途中，年仅10岁的贺先圆不幸被反动派军警抓住。

当反动派查明，这个小女孩是贺家小妹后，惨无人道地将其杀害。

1934年，年仅16岁的贺敏仁加入了红军队伍，考虑到他年纪还小、不适合冲锋陷阵，毛主席特意将他安排到红一军团第11师担任司号员。

当毛主席亲自把他送到11师驻地的时候，亲昵地抚摸着他的小脑袋说道：“你要在部队里好好历练，不要怕吃苦！等再长大一些，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了”。

听到这番叮嘱，贺敏仁重重地点了点头，开始了他的红军生涯。

然而，那时候的贺敏仁心智还不成熟，再加上他是贺焕文老来得子，自然十分溺爱。因此，贺敏仁从小过惯了优渥且娇生惯养的生活。

不久之后，红一方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这对于贺敏仁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如此艰苦的日子，让贺敏仁闹起了情绪，甚至几次嚷嚷着要找姐夫、去申请退出红军。

好在身边的几名老红军战士接连做思想工作，并且贴心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有时候还特意猎捕一些野兔、麻雀给他解馋，才慢慢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1935年6月，贺敏仁跟随红11师主力部队进入毛儿盖藏区。

由于这里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部队断了粮食供应，战士们只能吃一些野草、树皮裹腹。

可当一名老红军战士把一块还算比较鲜嫩的书皮递过来时，贺敏仁只是咬了一口，便皱起了眉头。

他实在吃不惯这些东西，便拒绝了老战士的好意，扛着一杆枪打算打些野味来吃。

当贺敏仁漫无目的地在戈壁滩上乱逛的时候，突然发现不远处竟然有一个屋子。这让他大喜过望，以为是一户人家，便连忙狂奔过去打算讨点吃食。

可当他跑近时才发现，这竟然是个大门紧锁的喇嘛庙。

但既然都已经来到了这里，贺敏仁便翻过墙头进入查看，果然发现正殿里有一些供奉用的干果和面食。

饿极了的他也不顾有没有人，拿起贡品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前来供奉的人群来到了庙里，见有人偷吃贡品，二话不说便将其抓了起来，并且带着他来到红11师驻地，污蔑贺敏仁偷了寺庙里的银元和铜板，要求部队给个说法。

要知道，红军队伍向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贺敏仁的行为，部队里本打算先请示毛主席、再做决断。

但那个时候，各支部队间的联系极为困难，而当地老百姓也一再叫嚣要严惩贺敏仁，红11师的首长们为了平息众怒，在没来得及等到回电的时候，便迫不得已下发了枪决的命令。

毛主席最终收到那封电报了吗？其实并没有。

那个时候，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正面临着几十万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的围追堵截，总部的电报机也在翻越夹金山、与敌人周旋之际损毁。

所以，自始至终，毛主席都没能收到那封电报，也并不知道贺敏仁已经被枪决的消息。

而在贺敏仁被关押的那天夜晚，得知负责看守的一名红军战士是永新县老乡，便央求他给贺子珍写一封，希望姐姐能够伸出援手。

可惜的是，第二天贺敏仁便被枪决，而当贺子珍收到那封求救信的时候，早就为时已晚。

思虑再三之下，悲痛不已的贺子珍决定把这件事先隐瞒下来。

毕竟眼下正是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如果在这个节骨眼告诉毛主席，恐怕会让他分心，一旦部队领袖情绪上出现波动，恐怕会导致万千将士们丢掉性命。

情况也正如贺子珍所想，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毛主席整天将自己关在作战室里，不论吃饭还是睡觉，都守着面前的那副地图，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都十分疲惫。

贺子珍虽然努力地让自己保持平静，但脸上也会不经意间流露出痛苦的神情，这一点很快被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

一天上午，周恩来主动找到了她，试探性地问道：“子珍，你是有什么心事？”

听到这句问候，贺子珍的心里防线瞬间崩塌，她哽咽着说道：“前几天，我的敏仁弟弟被枪毙了”。

话音刚落，她便失声痛哭起来。

见对方如此痛苦，周恩来再次理智地问道：“润之知道这件事吗？”

贺子珍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没有告诉他。

周恩来随即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件事情，还是等部队到达安全地方再告诉他吧，如果你不愿意提起，就由我来向他说”。

一直到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历经艰难险阻抵达陕北吴起镇之后，周恩来才在毛主席面前提起此事。

起初的时候，毛主席并不相信，但看着对方严肃的表情，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沉思片刻后，毛主席意识到贺子珍肯定知道这件事情，于是便派警卫员将她找来。

当贺子珍赶到时，发现毛主席和周恩来待在一起，便料到主席知晓了弟弟被枪决的事情，便将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最后颇为伤心地说道：“敏仁他没有偷钱，只是吃了一些贡品”。

闻听此言，毛主席也颇为懊悔地呢喃道：“敏仁才17岁，就算犯了错，还是可以再教育的嘛！是我害了他啊”。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主席的心情依旧沉重。

如果从一开始，自己就把贺敏仁带在身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自己能够及时收到那封电报，贺敏仁也不会丧命。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人死不能复生，毛主席也只能不断地安慰贺子珍，帮助她走出失去至亲的痛苦之中。

1937年，贺子珍前往苏联治病，一直到10年后才返回祖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她便来到上海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生活。

1955年，由于贺敏学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委员，需要支援西北建设，只能离开上海。

为了不让妹妹感到孤独，贺敏学特意将几个孩子留在上海陪伴贺子珍。

在家人们的陪伴与牵挂下，贺子珍的身体恢复得很快，脸上的笑容也逐渐多了起来。

直到1984年春天，贺子珍病重，她在弥留之际看到身旁的贺敏学、李敏、孔令华等人时，心中对死亡的恐惧荡然全无，反而微笑着说道：“有你们陪着我，我不害怕……”

不久之后，也就是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