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浩亮，原名钱浩梁，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钱麟童原为上海新华京剧团麒派主演，在上海受到京剧爱好者的欢迎，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京剧名角。

钱浩亮6岁时，父亲开始教他唱京剧。钱浩亮十分聪明，学得非常快。1943年，父亲把他送到上海戏曲学校学京戏。1945年,该校停办，他只好回到家中。

1950年，在原北京四维戏校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实验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校前身)，并在全国招收学员。钱浩亮得知后，在父亲支持下进京“赶考”。在考场上，他演出了《林冲夜奔》中的一个唱段。主考周信芳见他功力好，十分赏识，当即决定录取，并且让他直接插进学校研究班深造。

每天清晨，多数学员还在睡觉，钱浩亮已经到野外练身段、练嗓子了。一天，校长史若虚早起察看情况，发现钱浩亮清晨即练功，又暗中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钱浩亮长期这样坚持，心中喜欢，便决定亲自教他。在史若虚的亲自教授下，钱浩亮的演唱功夫提高更快。

1956年，钱浩亮从中国实验戏曲学校顺利毕业。此时，正好中国实验戏曲学校创办中国实验京剧团，他毕业即进入该团担当主演，时年22岁。

1962年，中国京剧院考虑到该院演员大多年龄较大，决定从中国实验京剧团中选40位年轻演员进入中国京剧院。钱浩亮被选中，正式进入中国京剧院。

钱浩亮的演技，他的用功，他的虚心，使著名京剧大师李少春看中了他，并收他为弟子。李少春对钱浩亮评价很高，不仅自己培养，还将他推荐给其他著名京剧演员。几年时间下来，钱浩亮不仅跟随李少春学会了《野猪林》成套戏，还跟李盛斌学会了《伐子都》，跟李洪春学会了《截江夺斗》，跟高盛麟学会了《挑滑车》，跟刘砚芳学会了《连环套》，跟傅德威学会了《金钱豹》，跟盖叫天学会了《一箭仇》等，从而成为既精于武生各派戏路，又能演文武老生戏的全面演员。

那时的钱浩亮还不到30岁，却成为尚、杨、盖、李南北各派武生艺术集于一身的出色的京剧武生，恐怕今天驰名的中年京剧武生艺术家，论根基之深厚，艺术之渊博，谁也比不上他。

那时的钱浩梁在台下言语不多，谦虚好学，没有一般走红的演员的骄矜架子。六十年代，位于王府大街的中国文联（今商务印书馆）的小礼堂中，常有外地剧团举行内部观摩演出，川剧、绍剧、豫剧、昆曲、梆子、京剧都有，中央领导也不时忙中抽闲来此看戏。逢有这种机会，浩梁从不放过。他从陶然亭中国戏校赶来，找熟人要票。他从不找座位，常站在礼堂后侧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台上各地好手的表演。冬天，他穿着一件老式样的旧灰呢大衣，进场后不言不语靠后墙一站专心看戏，几个钟头不动地方。久了，中国剧协管演出的工作人员也对他熟悉了，见他来，就说：“穿灰大衣的大个儿武生又来了，让他进去吧。”

此时的钱浩梁心气很高，他要在艺术上创一番事业。以他的艺术根基、造诣，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在京剧武生艺术上，成为承上启下的杰出的艺术家。然而，命运却把他引向一条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道路，等待他的是福？是祸?

1963年，中国京剧院排练《红灯记》成功，演出大受欢迎。

剧中的主角李玉和，由李少春扮演。

中国京剧院在演出大型节目时，往往配A、B两组演出阵容。《红灯记》的A组，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由花旦刘长瑜扮演李铁梅。

在选B组主演李玉和角色时，李少春和其他京剧大师都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钱浩亮，而B组的李铁梅则由曲素英扮演。

因京剧《红灯记》走红，光是A组演出满足不了观众需要，因此中国京剧院经常让A、B两组同时演出。这使钱浩亮有了演出当时最受欢迎的现代戏的机会。

钱浩亮表演时充满激情，演出效果相当好，这使他的名气更高。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这一年，钱浩亮和曲素英结婚。

一次，江青来看《红灯记》B组的演出，觉得钱浩亮扮演的李玉和比李少春演得好。

钱浩亮不仅年轻，音色好，唱腔好，而且人也比李少春高大一些。

李少春饰演的李玉和

江青把中国京剧院的领导找来，说：以后，就让钱浩亮演A组《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吧，让刘长瑜演李铁梅。

江青的理由是：“李少春演的李玉和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小钱演的李玉和，像个工人，演得也好。”

于是，钱浩亮成为了《红灯记》A组中扮演李玉和的主角。

当时，钱浩亮有些惶恐。李少春是他的师父，这些年来，他的进步，是在李少春的培养、关心下取得的。现在，让他取代师父演《红灯记》A组的李玉和，他于心不安。当中国京剧院领导说这是江青的意思时，他也就不说什么了，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李少春也支持钱浩亮演A组中的李玉和。因为钱浩亮是他带出来的徒弟，他乐见自己的弟子成才。钱浩亮也抛掉了其他想法，一心一意演好李玉和。

1964年，北京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大会演。参加演出的除了《红灯记》外，还有《沙家浜》等。钱浩亮所在的《红灯记》A组参加了会演。

由于这次会演是全国性的，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南下北上，到全国各地演出，钱浩亮的名字也越来越响。

一次，钱浩亮在广州演出刚刚结束，剧组的一位同事给他送来一封信。他打开一看，见是江青写给他的亲笔信。江青在这封信中，要他好好努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此后，江青在抓戏剧改革的时候，经常到排练和演出现场，钱浩亮和她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对于江青提出的修改意见，钱浩亮都加以接受，并认真落实，这使江青很满意。

当时，京剧界流传着一个江青给钱浩亮改名的说法。

说是在1968年底的一天，江青在与几个样板戏文艺战士聊天的时候，突然指着正弹钢琴的殷承宗说：“殷承宗，你的名字怎么这么封建？你想继承谁的祖宗啊？”殷承宗立即站起来说：“江青同志，我立刻改名，改为殷诚忠，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江青满意地笑了。接着，她转向钱浩亮说：“小钱，咱也不要钱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浩亮吧！”钱浩亮立刻受宠若惊：“谢谢您给我起的名字，我感到非常幸福。”

其实，这个说法不太确切。钱浩亮改称浩亮，确有其事，但这事发生在钱浩亮认识江青之前。前文说过，钱浩亮原名钱浩梁。他在1950年进入中国实验戏曲学校学习时，由于年纪小，经常自称浩梁。在给亲友写信时，也称浩梁。老师们则叫他小钱。同辈们相互之间也是去掉姓，只称名。钱浩梁后来在演出一些剧目时，在剧场外节目单上演员的名字中，经常去掉“钱”字，称“浩梁”。后来，他又称自己为“浩亮”，也算是给自己取的艺名吧。再后来，他在演李玉和时，就经常用这个名字。

全国现代戏会演结束后，江青即开始搞样板戏。所谓样板戏，实际上是把经过改编后比较成熟的现代戏作进一步加工，然后以江青主抓的名义向全国推出。推出时，抹去了原作者、改编者等的署名，只突出集体创作，实际上是突出江青个人，把这些作品纳入江青的功劳簿。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1969到1972年间，为了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先后将样板戏拍成舞台电影，在全国发行、放映。《红灯记》是其中之一。

江青在观看现代戏时，多次讲过这样一个意思：在舞台上一定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正面人物，在主要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1972年中央的一份文件，也把“三突出”称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

在刻意突出的八个样板戏中，《红灯记》居首位。而在《红灯记》中，钱浩亮扮演的李玉和，又是按照“三突出”原则被重点突出的人物。这样，随着样板戏的被神化，李玉和这一正面人物的被神化，钱浩亮似乎也变得高大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和当时众多人一样，钱浩亮也积极投身到运动之中。

1967年初，“红灯记战斗兵团”成立，钱浩亮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率领手下人造反。江青得知钱浩亮组织造反队伍的消息后，立即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带人进驻中国京剧院，把钱浩亮的“红灯记战斗兵团”列为“左派”加以支持。“红灯记战斗兵团”一时成为中国京剧院最大的、能左右全院政治形势的战斗队。

跟着当时的政治形势，按照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红灯记战斗兵团”在中国京剧院里开批斗大会，批斗剧院领导人，后来还采取了夺权措施，使该剧院领导人靠边站。不久，“红灯记战斗兵团”又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文化部的负责人。

但是，钱浩亮本质上还是一个厚道人。他当时只是受政治形势影响而主持召开了批斗剧院领导的会，但决不对领导搞体罚，批几次也就不批了。造反派中的激进人物和中央文革小组对钱浩亮有些不满，认为他太温和了，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早就批评过的“温良恭俭让”一类的人物。钱浩亮按照江青的意思，批文化部的领导人，也没有采取冲击形式，而是喊喊口号，贴上几张大字报而已。如果不是江青对他印象好，当时可能会有一些造反派把他当做保守派揪出来。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钱浩亮决不批斗自己的师辈们。有人要批斗李少春，他不同意；批其他一些老艺术家，他也不同意。此外，他也做了一些在当时许多人不易做到的事。例如，在中国京剧院排演《红色娘子军》时，江青提出，要调云南京剧院的关肃霜来演连长。有人提出，关的爱人有历史问题，江青说：“让她跟爱人离婚！”关肃霜接到调令来北京，但心中不愿意，便把自己的想法和小时候就一起练功的钱浩亮说了。钱浩亮便在江青面前为关肃霜说话。江青表态：让关肃霜回云南去吧。此举成全了关肃霜夫妇。

1975年9月，李少春病重。当时李少春在政治上不得意，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不愿意或者不敢去看望他，但钱浩亮却不怕。当他得知师父病重的消息后，推掉一切活动，急忙跑到医院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在老师的病床前，他流下了眼泪。

“文革”时期，钱浩亮能够做到这些，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时为副部长的钱浩亮 在李少春的葬礼上

在那个年代，钱浩亮由于成功扮演《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形象，他的政治地位也一再上升。“文革”初期，钱浩亮已经是能够左右中国京剧院的人物了。不久，中国京剧院组建革命委员会，钱浩亮成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江青提名钱浩亮等几个在搞“文艺革命”中有贡献的人当中共九大代表。当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钱浩亮、于会泳、刘庆棠等文艺界人士作为正式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不久，钱浩亮担任了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

1972年，钱浩亮的地位又有所上升，于会泳任文化部部长，钱浩亮、刘庆棠任副部长。

一夜之间，一个唱戏的成了主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熟悉他的、对他知根知底的师兄弟、老朋友，多数保持着沉默，冷眼旁观：钱浩梁，瞧你这部长怎么当?！

他曾闹过一个笑话：一份关于一位戏剧界老同志的请示报告，送主管的钱浩梁签批，谁知他在批件上把这位老同志的名字中一个很普通的字，写成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怪字，弄得办公室的人认又认不得，问又不好问。笑话传出，一些熟人慨叹：“钱浩梁当部长，‘不是这里事儿”(京剧界常用语，贬意，意为外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钱浩亮被投入监狱，接受审查。他的人生也跌入了低谷。真可谓“成也样板戏，败也样板戏”。

审查了五年后，1981年冬正式对他作出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调出北京去外地工作。

五年的审查和狱中反省，钱浩亮痛定思痛，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有一种立功赎罪的急迫心情：我是个演员，演戏是我的本份，今后更要发奋练功，好好演戏；我才四十几岁，还不老，要把余生全部精力献给京剧，献给人民。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是唱武生的，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他被审查关押了五年，功夫再好也要回生，他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练功。

他兴冲冲地走向中国京剧院的练功厅，但是被挡驾，不许进去：唱大武生练功要有大靠和厚底、把子，这些服装、器械一律不许他动。

这一切他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但是孤独、彷徨，口复一日地困扰着他，他对妻子说，“不许进练功厅，就是不准我练功。不练功就不能唱戏，那我还活什么劲儿。”

功夫不能丢，练功厅进不了，就在篮球场上练；

没厚底靴，就穿解放鞋练；

没有把子、下手，就一个人独练，练腰腿，练身段，翻滚扑跌，独自默戏。

从冬练到春，从春又练到冬，一年多的时间，他把功夫都找回来了。

可是，他却受了重伤。

有一天，他忽觉右腿不吃劲，开始是痛，又觉得是膝盖僵硬，他以为是练功用力过猛，把腿抻了，就歇了两天，又去篮球场上练。这回可了不得了，右膝肿得粗粗的，不能扭动弯曲，去医院一查：右膝半月板粉碎！

原来他成年在篮球场上练功，篮球场是水泥地，没弹性，又没有厚底靴和练功毯以减缓冲击力，久震成伤，小伤成大伤，终成大患。

医生说要做手术，可是没床位，偏偏这时，分配他去河北省艺术学校的调令下达了，要他立即报到，不许片刻迟延。

他的腿伤成这样，妻子也病倒了，看样子还是个大症候。他二话没说，拖着伤腿，拄着棍，一步一挪地去了石家庄。

河北省艺术学校校长里正，见来报到的钱浩亮的腿伤这么重，大吃一惊，认为要讲革命人道主义，当前首要的是治伤，否则这条腿要残废，立时安排人照顾他住下，并报告省里，让他回北京治伤，伤好了可上班。

里正是个老同志，文革中挨整挨得不轻，如果他此时摆出钱洁亮所熟悉的老“左”面孔，那钱浩亮这条腿准保玩儿完。

钱活亮获准回到北京，等床位，做手术，右膝半月板全部摘除。屋漏偏逢连阴雨，他的妻子确诊为乳腺癌，也做了切除手术，夫妻俩躺倒一对。

他真的陷入了困境：除了伤病外，还穷，他降了工资，曲素英几次调工资没份，二人养病都要花钱……这可把他难住了。

世上还是好人多。首先碰到北医三院的好医生。

1983年那会儿，人们记忆犹新，一提“于浩刘”还臭名远播，但医生考虑钱浩亮是武生演员，手术做得很精心，力求保留他的演出能力。

今天，他除了右腿的弹跳力受点影响，翻《伐子都》中的大跟头有些困难外，其他功能都正常。

他演《艳阳楼》，几次跃起用右腿单脚“跺泥”，证明他的伤好得利落。

曲素英的左乳，腋下淋巴切除后，也保留了她扬手过头、将来能演戏的功能。

但是，当时他俩生活上、经济上的困难、窘迫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就在这走投无路时，当时主持河北省文教工作的高占洋（后任文化部副部长），派了文化厅两位干部，专程来北京探望，嘱咐他们夫妻安心养病，别着急，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再上班，还问他们有什么困难？

河北派人来看望，实出钱浩亮的意外，他感动不已。他看了看躺在床上动弹不了的妻子，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还没有为河北做过一天工作，省里就这么关心我，我们没有困难，即使有困难，我们自己也能克服，争取早日工作。”

他毕竟是条汉子，一字不提自己的窘追和困难。但是穷家无遮拦，一切都被来人看在眼里，他们连夜向高占祥做了汇报。

次日，两位再次登门，不仅带来了高占祥书记的问候，还送上200元困难补助。

这真是雪中送炭！

钱浩亮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手里着这200元补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哭了。

自他出狱这一年多来，人们不敢接触他，夫妻俩病成这样，没人敢登门探病。他们困守在小屋内，几乎与外界隔绝。河北却如此待他，使他如坐春风。他几乎绝望的心，感受到了温暖。

心里一宽，病也好得快。他腿伤刚好，就急不可待地去了石家庄。

以老校长里正为首的艺校领导和师生，热情欢迎他的到来，他被尊称为钱老师。

艺校房子很紧，仍腾出一间20平方米向阳有暖气的房子给他住，房外还有一小厅，做饭当厨房，条件要比他在北京一家三口住得要宽要好。

生活安顿下来后，他就把妻子接到石家庄小住养病。

艺校很尊重他，征求他对教学工作的意见，让他参加学生的期中考试：在河北的老同学也来看望、宽慰他，他的紧张不安心情有所缓解。

学校拨给他三个高年级的同学请他教。教什么呢？

几十年来，他只向人家学戏，从没有教过学生，如今成了钱老师，就要掏真本事。他选的剧目是当年盖叫天一招一式教给他的《一箭仇》。

也许是盖派艺术太深奥了，也许是学生远不如他当年的基础好，这出戏他教得十分费劲。学生的念白、咬字有乡音，只好先从普通话教起，仅史文恭出场的引子和四句定场诗就教了一个星期。

学生们虚心、勤奋，老师教得认真，不久就逐渐掌握了一些要领，进度也快了。

可学生另有任务，戏没教完，半途而废。

艺校京剧科划归河北省京剧团代管，钱浩亮去省京剧团给学员授课。

冬天排练厅没暖气，他带着三十几个孩子先跑步，身上跑暖了再脱棉袄练功说戏。

教《雁荡山》，上至大将，下至小兵，都归他一人教，剧团下乡，他也跟着去，利用演出空隙，在打麦场上给学生说戏。

艺校那几年招生不足，京剧科为四川代培一批学生，23名男生由他上身训课。这批孩子年岁更小，大多是生坯子，又没有教材，教起来更困难。他根据自己的舞台经验和学生特点，摸索着编写出《戏曲基本造型五十动》的教材，把身训课的内容规范为五十个动作，教学效果良好。

孩子们打着川腔：“钱老师，你还真有办法吵！”

他苦笑了，心里想：要是这些娃儿们的基础再好些，如果有几年舞台经验的青年武生那就更好，我从前辈那里得的这一身本事就能全传给他们了。”

“唉！天下的事哪有那么称心如意，这就知足吧！”回到家里，他自慰自劝。

有了事情干，钱浩亮的苦闷心情大为好转。

他吃住在学校，深居简出，不大与外面来往。除人生地不熟外，更怕惹出是非。

他希望人们都忘掉他，但是人们偏偏没忘掉他，还是1982年初，绝迹舞台多年的天津名武生厉慧良，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拿手戏《艳阳楼》。开演后，剧场最后一排，悄悄坐下一男一女，他们是刚结束审查的钱浩亮夫妻。他们，躲在墙旮旯专心观摩，不料被一位观众认出来：“吱唷，那不是浩亮嘛！”

这一声不要紧，观众纷纷起座奔过来，把他们团团围住，拥到前厅休息室。钱浩亮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以为群众要开批斗会。

众戏迷七嘴八舌：“钱浩亮，您怎么不演出呀？”

“我们等着瞧您的戏呢”

……这虽是一场虚谅，但足以提醒浩亮要更为谨慎，不可在公开场合露面。

从此，有好戏钱浩亮也忍着不去观摩，怕造成不良影响。

到了石家庄后，情况略好一些，但还是有意想不到的麻烦。他自己做饭吃，不时要去集市买菜。他穿着普通，手拎菜筐，悠然漫步于菜摊前，但还是被人认了出来：“那不是演《红灯记》的浩亮吗！他怎么上石家庄来了？”

大家围着他，问这问那，他走到哪里，一行十几人跟到哪里。后来连卖菜的小贩知道这个大个是个好演员，他来买菜分外热情。好在菜要经常买，大家也见怪不怪，慢慢熟了，见面就招呼“钱老师，买菜来了。”“老钱什么时候演一出，让我们瞧瞧。”

登台演戏？浩梁做梦都想。但现实告诉他这似乎不可能了。

那么功还练不练？不能唱戏，还练什么功？练了又有什么用！他又惶惑了。他实在舍不得练了四十多年的一身功夫。

不能上台，也要练。练功没有目的，练功就是目的，练功能给他最大的安慰。

在河北艺校的教师中，钱浩亮练功刻苦是出了名的。一天几遍功，寒暑不辍。他练功是“游击战”，也许早晨，也许中午或晚上，主要看排练场的空。到底那里有地板、练功毯，他的腿再也经不住水泥地震了。

练功的靠、厚底、把子还是没有，艺校经费不富余，添不起更多的设备，教什么戏配备什么道具，不教就没有。

什么也没有，他还是照样苦练，晚上，宽大的排练场上只他一个人，银白色的月光通过窗户洒落在练功毯和他的身上，他练得那么专注，那么狠，浑身被汗水湿透，也顾不得擦一下。他的心完全沉浸在艺术中，周围的一切好象都不存在了。只有这时，他才不再感到孤寂和苦闷，不再惦念妻子和女儿，不再想自己这后半生怎么办，把一切都忘掉了，他只练功中得到心灵净化和满足，

武生最重要的是两条腿，除了练踢还要耗，耗才出功。

钱浩亮有个耗腿的办法：桌子上放把椅子，椅子上再加个小板凳，板凳上绑个棉垫，他个高腿长，一抬腿，脚恰好架在板凳上，这就耗上了，一耗就是一两小时。寒暑假回北京，在家里也这么耗，一边耗着腿，一边看电视，跟妻、女闲谈。

他的苦练精神和困难情况被一位香港朋友听说了，非要送他一双厚底，他笑而婉拒。至今他还是没有厚底。为母校义演《艳阳楼》，所用的服装，厚底、把子都是母校给他新做的。

钱浩亮在河北艺校过的是半隐居生活，但河北的有识之士深知他是个杰出的艺术人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裴艳玲对他十分尊重，几次登门求教。1985年，她排演《钟馗》，组织专场，请各界人士看戏提意见。裴艳玲和剧院领导亲自来请，他考虑这是河北主要剧种的重点则目，自己处境特殊，不好表态，就以有课为由没去。

几天后，人家又来请，安排在他没课的时间，专为他演。如此礼贤下士，怎能再推托不去？他不敢等到三请，按时赶去看演出：上午看戏，中午读剧本，下午座谈，剧院领导、主创人员祁到齐，听他一人开讲。

他从剧本、导演、表演、音乐、美术到对《钟馗》这个形象作了全面分析，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座淡会开到下午六点多，钱浩亮越说越兴奋，滔滔不绝。他的坦率诚挚的意见，对《钟馗》后来在京、沪、港大红，不能说没起到一点作用。

可是，一回到艺校，他又有点忐忑不安，责怪自己忘乎所以，说得太多、太直了，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什么人，别再惹事生非，他在河北已工作了五年多。工作、生活都是安定的，每天练功，上课，买菜，做饭，寒暑假回北京，与世无争，倒也安闲自在。

但夜深人静，他有时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思念病后虚弱的妻子和待业的女儿；他更感到自己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学生越来越少，年龄越来越小，业务基础一茬不如一茬，要从站、坐、行、台步、山膀教起，太吃力了，费力不讨好，无法把自己的一身本领传给学生，他内心里翻滚莫可名状的痛苦，但是从来没对人讲过。

1988年，河北文艺界评定技术职称，艺校给钱浩梁评了副教授，他很高兴。报上去后，别人的职称都批复了，就是他没有批，挂了起来。

这使他悚然而悟：我与别人终究还是不一样，再有能耐、再努力工作也是不行的；我五十多了，演戏登台看来没希望了，职称也不批，混吧，再凑合几年，退了休，一切也就了了.

他的心绪又消沉了下去。

在社会上，钱浩亮销声匿迹已经十几年。

原先知道他的人逐渐淡忘了，根本不知道他的青年，当然漠不关心。

生活中毕竟有勇敢者。1988年7月号的《中国戏剧》（原名《戏剧报》）赫然刊出了吴钢写的《浩亮近况》一文。

敏锐的新闻界立即注意到此文，《文汇报》转载，许多文摘报刊做了摘登，香港、台湾报纸也作出良好反应。

《中国戏剧》所发表的这篇报道的作者吴钢，童年时与“大个儿叔叔”很熟，一直关心处于逆境中的钱浩亮。他征得有关方面的支持，去了石家庄。钱浩亮懒见外客，旧友之子远道来访，不能不见。吴钢写这篇文章时提到了高占祥副部长当年对浩梁的关心，拿不准高占祥同志愿不愿意报道此事，特意去向他请示，高占祥好爽快，他说“实事求是，照实际情况写，涉及我也没关系。”

吴钢的文章还触发了与钱浩梁二十三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的思友之念，决心去看他。暑假末的一个星期日早晨，这位先生按址寻访。正当他在楼前询探时，楼内出来一位晨妆未理的中年妇女，拿着个旧铝盆，与收废品的小贩讨价还价。

“请问，这是×号楼吧?”

“是。您找谁？”那位妇女抬起头，怔住了。

“你是曲素英吧。还认识我吗？浩亮在不在家?”

“认识，认识。浩亮他刚起，请家里坐。您可别笑话我们。”

曲素英引着这位老友走进他们的家。要说钱浩亮的住房可够惨的；一间不进阳光的朝北房间，中间拴根铁丝，挂着布幔，布幔上留有门洞，很象老式戏台上的“守旧”，把一间房分成“前后台”。钱氏夫妻住“前台”，“后台”是女儿洪兰的闺房。

浩亮见客人进来，也是一怔。让座、献茶寒喧后，浩亮有些语塞，不知说什么好。

这些年他已不习惯待客，同时也不摸这位多年没见的朋友的底，他谨慎小心，不愿也不敢多言。话从吴钢的文章和他的腿伤谈起，客人不断找话题，打开僵局。他是问一句答一句，不肯多说。倒是曲素英直人快语，不断补充。给这位朋友的印象是：浩亮的心情灰暗，情绪消沉，采取一种闭关自守、听天由命的态度。

聊到今后的打算，浩亮有点激动，他说：“我确实得天独厚，那么多前辈名家手把手教我，不是我钱浩亮有福气、有能耐，是党和政府请了那么多专家教我，我身上的东西不属于我自己，是属于人民的。我理当把自己的艺术全部献还给人民。我和庄则栋的情况差不多，听说庄则栋出来工作以至结婚，是最高领导人批准的。是不是我也需要经过这一步？这太难了。我想上台演戏。这两年在河北不断有人拉我出去‘走穴’，出的价很高，我要干早就发财了，而且这也不犯法。但我不愿给政府添麻烦。我希望正式给我开绿灯。我今年五十四，若再搁我五年，我也就全完了。”说罢，长叹：“其实想开了也没什么，怎么不是一辈子！”

面对处于困境的艺术家夫妻，尽管这位朋友平日与领导层没有往来，但动了为京刷要助他一臂之力的念头，但他既无后台，也没上层关系，这个忙怎么帮?他思来想去，想到热爱京剧、关心演员的宋任穷同志。他与宋老不认识，就托朋友向宋老转递了一封信，反映了钱浩亮的情况。宋老把这封信转给文化部，对钱之出台起了作用。

9月中旬，一位记者见到高占祥，也反映了钱浩亮的情况。高部长很爽快，当场明确表示：

“钱浩亮的情况我了解。他的副教授职称应该批，他的住房也应调整。河北省一位负责同志曾就钱浩亮的职称问题，问我能不能批?我说应该批。河北的同志说，有你做后台，我们就批。我说，我愿意做后台。我还要向河北打招呼。批了职称，等于承认了钱浩亮应有的社会地位，演出以及其他事情，都顺理成章好办了。钱浩亮是个难得的人材，当初还是我在河北省时把他要去的。他现在不归文化部管，属河北管。他可以向河北提出演出的要求。我主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想要解一点。”与此同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经过周密调查后，采访了钱浩亮。

看来一切取决于钱浩亮的副教授职称的批准了。大家估计，这事不是短时间能办到的。

没想到，国庆之前，钱浩亮的副教授批复了！

这么快！算个奇迹！

10月初，《中国戏剧》获悉后，根据高占祥的精神，决定邀请钱浩亮参加11月中旬与《戏剧电影报》共同主办的“梨园英秀多姿彩”演唱会，做清唱表演。两次派人去石家庄办理手续并面邀钱。

钱浩亮的精神状态与两个月前大不相同，有说有笑，有客人来，他就自己动手炒菜做饭。他高兴，他更体会到大家对他的关切和支持。他接受了邀请，清唱也乐意。

他梦寐以求要登台。他已经近二十年没见观众了。当然他更想唱一出整戏。

这件事因如此这般未能办成，但促成了浩亮在另一次演出中出台的机会。

中国戏曲学院正筹备12月初的校友义演，也想请钱浩亮出台。虽然是为母校义演，但浩亮是个“特殊的”敏感人物，要想正式获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眼看已到议定的演出时间，浩亮复出到底成不成，谁也没底。

主办单位着急，浩亮夫妻也着急。浩亮在石家庄坐不住了，一反多年习惯，11月5日求见河北省委书记李文珊，询问此事。

秘书回答要等文化部通知。他决定请假回京，表示有批件就演，没批件绝不登台。

他妻曲素英却在为浩亮如果获准清唱穿什么衣服而操心。

这些年，他们收入不高，家有病人，经济很紧张，浩亮没添过什么衣服，更甭说做西装了。浩亮说，有什么穿什么，要什么西装，曲素英觉着闹得太寒伧，对各方面都说不过去，悄悄与主办单位商量，要是批准他清唱，请先借点钱，给他买套西装。

只有浩亮的儿女在旁不咸不淡地说：“妈，您甭瞎操心，我说这件事准办不成。那几位叔叔、阿姨也是白受累。现在有谁这么好心眼呀！”

23岁的钱洪兰，12年来，为有这个爸爸，吃了不少苦，产生了对任何人都不相信的反常心理。

父母被关进去时，11岁的小姑娘独自生活，受尽白眼。她以优异成绩从外语学校毕业，学的是社会上急需的热门专业，却找不到工作。好几个单位想录用她，一听说她是“浩亮”的女儿，谁也不肯惹这个麻烦；没办法，她只好去唱歌，她的歌唱得不错，曾在几个旅游饭店为外宾唱，很受欢迎。后来人家知道“浩亮”是她爸爸，只好让她回家。

她东碰订子西碰壁，对人生失去了信心。她痛恨自己为什么姓钱！

最后经一位好心人带忙，她得以在一家外商驻京单位做临时工，一身兼中英文秘书、翻译、打字、会计四任，人家对她很满意，并不管她爸爸是谁。洪兰考虑父亲这辈子不会再有出头之日，她受连累是注定了的。只有出国，到国外才能摆脱家庭的政治阴影。她正在办理出国勤工俭学的手续。她劝妈妈说：“爸爸和您年纪都大了，身体都不好，都需要照顾。我在北京，您不放心，不肯去石家庄，爸爸就没人管。还是我走吧，您搬到石家庄去，跟爸爸做伴。我走了，您也少个惦记，自己安心养病，照顾爸爸。这样家用也比分在两地省一点。”

好个懂事孝顺的孩子。然而，她过于悲观了，文化部经过慎重研究后，批准钱浩乘亮参加为中国戏曲学院的校友义演。

被列为中国京剧院编外人员，十几年没唱戏的曲素英也跟着沾了光：与刘长瑜、张曼玲、沈健瑾并列，出演《八五花洞》的四个假潘金莲之一，那可是角儿的“活儿”。

为了这场戏，也实在够难为浩亮一家的了.

浩梁1988年11月中旬请假回到北京，第二天戏曲学院才来约请、洽商。

定下戏码、人位，离演出只白十几天了。

按说演一出老戏不算难，可对浩亮就太难了。他从1963年《伐子都》后，再没动过传统戏，演《艳阳楼》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演花逢春等下手的李景德、李景春，刘习中、胡学礼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他的师弟，多年没在一块唱了，戏要从头说排。

那十几天中，浩亮够累的，白天排戏，一走就是两遍，回家背酸腰痛。曲素英也排戏，《八五花洞》谁也没唱过，抱本子新学。闺女回来忙着做饭，给爸爸妈妈捶腰、按摩。晚上浩亮又拿起笔来回忆如何勾脸。有人劝他：找个唱花脸的师弟给勾一下，反正就一场，何必费这个功。他坚持自己勾。连脸都勾不了，还唱什么大武生，他丢不起这个份儿！

《艳阳楼》演出那天晚上，前后台许多人替他担心怕他拿不下来。没看过自己爸爸演传统戏的洪兰，也花10块钱买了一张票，恰巧坐在高占祥旁边，她手里也攥了一把汗，怕爸爸在台上出错儿。直到他上了场，走出趟马的那个大“跺泥”，隐稳地跺在台上，获得满堂彩声后，大家才长嘘了一口气。

钱浩亮的出演，颇得人心。有人说，这是开明民主、政通人和的现象。

戏一演完，上台的人真多，照像机就十几架，闪光灯不断地亮。记者门递名片，要求采访，还有的要求他签名。

细心的朋友事先就嘱咐他：别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合适；说多了会起反作用。

过了几天，高占祥约见钱浩亮。高部长说，看来决定你登台演出是符合民心的，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浩亮感谢政府的关怀，他只提了两点：其一，老伴有病，夫妻长期分居：其二、希望能再有演出的机会。

由于是义演，演出人员每人只5元的夜餐补助，除此外不拿任何报酬。

浩亮心里怪过意不去，拿出大半个月的工资，在家里招待为服装、扮戏、配演受累的蒋先生和几个师弟。这是十几年，家里第一次那么热闹，那么有喜气，这情景连他身居高位的“四人帮”专横时期都没有过，他真正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

此后，钱浩亮又在河北、山东等地与当地剧团合作，多次登台演出，主要演出剧目有《龙凤呈祥》、《长坂坡》、《汉津口》等戏，每场演出，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1998年，钱浩亮、曲素英还登上了长安大戏院舞台参加义演。

他们的演出，获得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特别是钱浩亮演唱《红灯记》时，观众的掌声更加热烈、持久。

1989年，钱浩亮被评为“高级讲师”职称。

2020年9月3日上午11点20分，钱浩亮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参考资料：

❶艾英旭《红灯记》中李玉和扮演者钱浩亮的曲折人生 《党史博览》2011年第1期

❷胡金兆《“文革宠儿”一浩亮复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