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的小人物，倘若不知道这一规则，是不可能混好官场的。这一规则是什么？

明朝中后期，一位官员到某地方担任县令，第二天就贴出了一张告示。这告示跟工作无关，而是一份通知书。告示说：明天是本老爷的生日，本老爷非常喜欢热闹，所以衙门上下的人一定要来，但前提是不许送礼。

告示一贴出，衙门里的书吏、杂役纷纷聚在一起猜测这告示背后的含义。一些初入官场的人简直就想拍案称快，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清官；只有在官场呆得久的一个书吏微笑着说：“这礼肯定是要送的，如果不让送为何还要出告示，告诉我们他的生日？”

书吏、杂役这才醒悟过来，点头称是。于是大家凑钱铸了一个金鼠送给了这位县官。

果然，这位县官大喜，说：“我夫人小我一岁，是属牛的。”

大家听了心里全都明白，看来过不了几天就得给县官送一头金牛了。

在会心一笑的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笑话背后其实隐藏了官场的一项规则。官场上的小人物，倘若不知道这一规则，是不可能混好官场的。这一规则就是：绝大多数上司大都喜欢收礼。其实，自从有了官场，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下属要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员馈送钱财礼物。平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逢年过节，或者上司举办什么喜庆事，如贺寿、迎娶、生子等。礼物是一定要送的，而且是不能少送的。

在中国帝制时代，官场上的一些小人物每个月都要给上司送礼，此外还有一些“突发”的礼要送，比如上面那个县官的生日。年节时就更要送了。不过这个时候的馈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

《官场现形记》有下面的记载：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

在按规矩送礼这件事上，《官场现形记》中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新任知州瞿耐庵“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当中的应酬，并没有少人一个，而且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上司，必须要有孝敬上司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借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

官场上有句话叫：“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由此可知，孝敬上司的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清时有一个官员说他在陕西粮道任内馈送上司的详细情况：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

当然，不仅仅是上司的礼要送，同辈份之间送礼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他家做寿，明天他家死人，每个月总要有几宗，这就要大家一起凑份子，凑的钱称为“份金”、“份子”。这些同寅间的应酬被认为是“礼不可废”的规矩。

《春曹仪式》记有清代礼部衙门中关于此项规矩的一些内容，如：“终岁，同旧僚公会。仪司约旧僚官尊者，敛分举行。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

表面上看，“凑份子”是人情往来，但在官场中，这种人情有着权力因素，所以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规矩，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事。

一首主题为“凑份子”的诗这样写道：

“同官同乡请份子，两吊四吊分彼此。

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

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

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

重请份子原应该。”

由此可见，交份子或多或少，反映了官场之中朋友情谊的深浅。

在帝制社会，既然官场应酬如此之多，礼之厚重不言而喻，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清朝官员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当地为了招待这位前上司，既备酒席，又请戏班，还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一万两银公款。要知道，此人已经不是官员了，居然还受到如此优待，可想而知，那些在位的官员如果下一次基层，基层官员该拿出多少钱来。

最典型的就是钦差出巡过境，相对于朝廷派来的特派员，其在皇帝面前一言就能决定一个地方官的进退，所以无论你在地方多么位高权重，都成了小人物。钦差一来，小人物就是出大血的时候了。张集馨曾就此记过一笔账：钦差到省之前，首府（省衙门驻地的知府）先填好借支单，到布政使衙门请借接待费二万两银，事毕之后再将经费分摊给各州县，大约每次的摊派总额为三五万两银。钦差出于代表朝廷的身份不肯接收礼金，于是，地方官还要派人直接送到京城钦差的私宅，向来如此。

即使不是皇帝的特派员，就是过往的要员，地方官也是不少出血的。还是那位张集馨，曾在其著作中记录了一份详尽的日常应酬情况。当时他担任陕西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一职，由于督粮道这个差事很肥，所以，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他来负责。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做了哪些行政工作，篇篇都是官员、官场规则的文字。

下面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大人记录的迎送要员情景：但遇有要员到境，督粮道便跟随将军（大军区首长）、巡抚（省长）等上司到官厅迎接，送至公馆休息，然后张灯结彩，请戏班、备酒席。每次都要请两班戏，酒席备五桌上席，中席十四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

陕西西安由于气候原因，活鱼很难得，一尾大活鱼值四五千文钱（约三两银，400多元人民币），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都是贵重难得的东西，亦必设法求购，否则客人就会认为这个督粮道太抠门。这样的聚会是非常热闹的，一直要折腾到深夜两三点钟才散。散后，主人将喝得摇晃的客人送出登轿，逐次揖送，还要派下人持着主人名帖，到各公馆道乏，表示辛苦。次日，客人起身，又送出城外，并馈赠盘缠，盘缠之多少，依客人官职尊卑而定。每次宴会，连戏价、赏金、酒席杂支，一般都要二百余两银，当然，这还没有包括送给客人们的路费。

张大人在其著作中写道，一年当中，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还要请省城的大小文武官员看戏喝酒。但是如果十天半月，没有过往的客人，他就必须主动邀请人家了，被邀请的人包括两司（布政使与按察使）、盐道（相当于省财政厅副厅长）等等，不如此，则不足以联络感情。

这样算下来，张大人一年的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名目繁多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一大陋规，虽然很多官场中人很无奈，但不得不承认，通过送礼，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所以要送礼，就是因为有人喜欢收礼。明朝有位可恶的官员就特别喜欢收礼，他叫鄢懋卿，其生性奢移，甚至用彩锦装饰厕所，用白银装饰便溺器皿。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基本工资可以支撑的，所以他必须要收礼，有时候还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下级官员进行敲诈。如果有哪个官员没有伺候好他，并孝敬他一大笔银子，就会遭到报复。他外出视察时，经常与妻子同行，专制成五彩舆，让十二个女子抬着，道路上人们看到无不惊骇。鄢懋卿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员纷纷竭力逢迎。在一次视察山东时，山东历城县令薛礼勤，因不肯屈从其淫威，竟被他借故当场砍了脑袋。

中国历史上如鄢懋卿这样强行收礼的上司多如牛毛，更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有些官员特别奇怪的礼都会收。唐朝有位叫元载的宰相，可能是小时候穷怕了，当他成为宰相后，拼命地收礼要礼。在他被绞杀灭门之后，朝廷从他家中抄出大量的金银珠宝、钻石玛瑙、古董玩意，房产多处，可是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八百石胡椒。

在今人眼中，这不过是一种调味品，可在唐朝，这可是高级消费品，唐朝不产这个东西，只能靠进口。有人计算过，唐时一石重为现在的79320克，那么八百石就是现在64吨。任何人都知道，这些胡椒肯定不是一日之功能积蓄起来的。是哪些人物源源不断地给元载送这么多的高级胡椒呢？当然是那些官场小人物了。

宋朝时的权臣蔡京很喜欢吃一种腌的食品，于是抄家后，朝廷发现他家中有三间房子里放的满满的都是此物。这个东西怕是比胡椒更难存放，但是依然有满满的三大间房子里放满了这种食品。这肯定不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他不会买这么多守着。

明朝的大贪官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特别喜欢女色与金银。家中所用的器物，可以用金银铸造均不用其他材料，最变态的就是用黄金浇注裸女，用白银浇灌女性的生殖器状的恭桶。能用黄金做器，可以说黄金不是一般的多，而这么多的黄金肯定也是当作礼品收到的，因为皇上发给严嵩父子的工资绝对打造不了金人。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贪”的清朝官员和坤，穷苦人家出身，最后位居人极。在乾隆这个号称是最圣明的“十全老人”的庇护下，家资豪富天下。嘉庆上台后抄了他的家，其家产折合白银约八亿两，相当于当时朝廷11年的财政收入，所以才有“和坤跌倒，熹庆吃饱”的话。八亿两，到底有多少官场小人物给和坤送礼，才能聚集起这富可敌国的资财呢？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古代会有那么多贪官，倘若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没有送礼的，贪官的数量还会这么多吗？事实上，送礼在多年的官场中已经成了世袭制度。

所以，不止小人物在送礼，古代整个官场都在忙着送礼，就连官场上权力最大的皇帝也会忙着送礼。

唐朝开创者李渊能打下江山，创业成功，大半归功于“送礼”。如果有人去投奔他，就送给一个州的一把手当当。僧多粥少，来的人太多，而州县太少，于是，李渊就把一个州划分成几个州，然后分送给人。这样，李渊送的“礼”越多，聚集在他手下的人就越多。

当送礼已成为一种官场制度，那进入官场的人就没有不送礼的。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尚往来”，有“回报”，你去给他送礼，他必定会来给你送礼。小人物在官场上要敢于、也要舍得送礼，因为礼尚往来的回报就很可能是自己想要的升官之职位。

我们都知道戚继光是民族大英雄，可是却不知道戚继光把送礼和收礼研究得顺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张德信在说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时，指出戚继光的好朋友王世贞记述过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为了取得上司张居正的欢心，戚继光曾不惜重金购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则说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

戚继光家虽世代官宦，但并不富有。作为一品武将，年薪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哪里有财力时时购“千金姬”？虽无史料证明他怎么拿钱，但他既会向上司进贡，下级也不会不向他进贡，照收就是了。

戚继光来义乌招兵时，正好在西门戚宅里碰到义乌戚姓戚孟满，叙起族谊，说戚继光上祖从义乌迁安徽定远已13代了。临别时，戚继光赠给戚孟满古铜五事一副，云锣一面，玉杯一只，金百两，并命建戚氏族祠。当时戚继光还是个参将，年薪肯定不到一百两银，但他赞助建戚祠就拿出了百两白银。

戚继光同俞大猷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时，俞大猷遭严嵩、赵文华诬陷，说他“追击不力，纵寇南奔”，要下狱处死。戚继光筹集了三千两银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

有钱好办事，无钱寸步难行。戚继光想实行“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理想，完全靠自己的文才武略是不行的。俞大猷比戚继光正直，但屡次被罢官，甚至下狱，就是例子。

戚继光为了同身居要职的顶头上司及同僚中的文官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兵权，不能不牺牲自己的人品，委曲求全，曲意迎合张居正等贪财色的高官。戚继光是十分讲究策略的人，如果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如何去消灭倭寇，保国家的平安？如果戚继光不这样做行吗？要驾驭时势，左右逢源，必须讲究策略，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来运作，这就是戚继光的过人之处。

官场上，上司有所好，下属没有不办到的，礼品是最直接的打通方法。俗语说不打笑面人，即使自己对上司还一无所知，只要把礼品先送上，保证没有办不成的事。

唐朝的张固写了一本叫《幽闲鼓吹》书，其中卷五十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中唐时期，京城发生一件大案，牵扯到不少官员，但因为有人暗中活动，所以迟迟不能结案。有一天，宰相张延赏想起此事，非常愤怒，便召见司法官吏，当面下令：“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内审结。”第二天上午，张延赏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发现书案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三万贯，请不要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当即把纸条撕了，又下令下属督促审理此案。可隔天去办公，见书案上又出现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钱五万贯”。张延赏更是气愤，下令限在两日内审结。又过了一日，桌上又有了一张纸条，写着：“钱十万贯。”张延赏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钱至十万，已经可以通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由此得祸，只能不去管这桩案件了。”

这个故事就是“钱能通神”的掌故。钱能通神，所以在官场上，各种小人物都忙着借各种名义给上司送礼。

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知府钱普早早就命人专门为张居正制作了一顶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还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32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钱普是无锡人，正好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这个知府亲自为他烹制的美味后，很是满意地称赞知府钱普：“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在官场里，礼品还可以定人品。潘祖荫是咸丰时期的进士，历任工部、刑部、礼部尚书，最高时做到军机大臣。一次在军机大臣任上，是个节假日，诸多官僚到他家里玩麻将，边玩边扯白话，扯到了某地方提督。

潘祖荫对这人满口称赞，说此人忠肝义胆，德才兼备。

官员李文田听了有些好奇，就问潘祖荫：“此人有什么功绩？”

潘祖荫说：“不太清楚。”

李文田又问：“此人的长相如何？”

潘祖荫又说：“没有见过。”

这就奇怪了，不知其功，不曾见面，却说这人德能勤绩很高，潘祖荫为何会赞美此提督呢？潘祖荫自己说明原因：“此人送我的鼻烟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就凭一个鼻烟，潘祖荫就对没有见过面的地方提督人品作了这么高的评价，而那个地方提督也就获得了京都大官潘祖荫如此的美言。由此可见，鼻烟这个礼品在官场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对这一点，送鼻烟的地方提督肯定也深知此礼品的重要性，要不然也不会选上等的礼品献给潘祖荫。

礼品定人品，这还只是礼品在官场上的作用之一。

古代官场说“政以贿成”，其实这个“贿”就是“礼”，此话可以说成为“政以礼成”。谁懂得了“送礼”，谁就打开了升官发财的“窍门”。可以说，“送礼”是走向仕途的终南捷径。

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酷爱樗蒲（chū pú）。樗蒲是古时的一种赌博游戏，掷骰子决胜负，叫掷采。采有十种，卢、雉、犊、白为贵采，其余的是杂采。

孝武帝每次赌博时都喜欢下大赌注，人家毕竟是皇帝嘛。陪他玩的人在赌博时都要让他几分，并且不敢下注。朝廷中有个叫颜师伯的人，知道孝武帝有这一爱好，马上也精学樗蒲。当他和孝武帝玩这种赌博游戏时，总是敢下大赌注，还故意输给孝武帝。孝武帝也最喜欢和颜师伯玩这种游戏。

有一次，孝武帝刘骏和颜师伯又赌了起来。刘骏先掷骰子，一下掷了个“雉”点，立刻高兴不已，以为这一局稳操胜券，因为“雉”点为上乘，很不容易掷到。然而颜师伯轻轻一掷，得到一个最佳点“卢”点，级别在“雉”点之上。

孝武帝见状大惊失色，因为这次的赌注是一百万钱，暗想自己输钱已成定局。然而，早有预谋的颜师伯却镇定自若，装作不知道，迅速抓过骰子，平静地说：“我差点得个‘卢’点。”

这一来，颜师伯当场输给孝武帝一百万钱。机敏的孝武帝，对颜师伯的“作弊”心领神会，乐不可支地收下赢钱。不久之后，孝武帝就提拔颜师伯当了宰相。高官位一到手，颜师伯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财物滚滚而来，把输给孝武帝刘骏的钱十倍百倍地赚了回来。人们背地里议论说，颜师伯以钱钓官，赚了大头儿。

借着赌桌，以输钱名义行贿赂收买之实，这种把戏一直上演到今日。人人都清楚，这种并不高明的手段和其他“送”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取”。颜师伯之所以如此大方地“送”，一日之内，白“送”给皇帝上百万钱，但他绝对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他“多纳货贿，家累千金”，大“送”特“送”是为了博得皇上的欢心与宠爱，自己能获得更大官职，当然也就获得更多的财源。

像颜师伯这样大方地“送”礼的官场人物很多，但是很多时候，礼物并不能直接送到关键人物手上，特别是官场上的小人物，这时官场上生出一种“官场掮客”。晚清吏官刘坤一欲到江南当总督，因担心慈禧太后不允许，便想走军机处大臣荣禄的门路。但荣禄门不得而入，他只得拼命巴结荣禄的亲信、军机京章连文冲，但连文冲也不容易结识。刘坤一登门拜访了两次，都见不到人，不得已，又辗转求连文冲的幕友某人代为牵线引见。结果这幕友以连文冲的名号，讹诈了刘坤一四万两贿银。刘坤一面对这明摆的敲诈勒索，却还大方地掏钱给这位“官场掮客”。

清末时，京城前门内有个庵子，当家的是一个法号叫“镜空”的尼姑，因为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还有一位公主拜在她门下为徒，经常出入宫禁，所以颇有些势力，能通过她影响皇室的意见，进而影响官员的仕途命运。她在京城的权力圈子内，算是一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人物。这个镜空也恃着与权贵亲近的关系，干脆做了奔逐权门、替人打通关节的官场掮客。那些进京求官的、托人说项的，晓得她的来历，大都走这个镜空的门路，先把钱送到她手上。

以礼能升官，当然也能以礼保官。我们来看清末左宗棠和他的亲姻胡林翼一同如何用钱礼为自己保官的。

左宗棠一开始做巡抚骆秉章幕府里的师爷，这是一个不入国家编制的官职。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倚仗自己的才能得罪了湖南布政使官文。官文参本参劾左宗棠，将控状递上都察院。

骆秉章很喜欢左宗棠，当然不可能见死不救。咸丰九年八月廿五日，骆秉章到朝廷为左宗棠辩解。这在皇帝看来，难免有护短的嫌疑，所以皇帝批复：“劣幕把持。”对骆秉章严加申饬。

眼看大祸临头，恃才傲物的左宗棠这才慌了神。巡抚衙门看来是不可呆下去的了，所以左宗棠决意出幕，以免累及骆秉章。他的打算是北上进京，一是，明年（咸丰十年）是大考之年，如果捞个进士回来也就可以正式入官；二是，既然有人告到京城，他要“愿就刑部对质，一夕暴死”。

左宗棠致信好友兼姻亲、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胡林翼马上对左宗棠说不可。胡林翼老谋深算，深谙官场上阴阳相济之道。他任湖北巡抚之初，朝廷忌他手握重兵，特派官文总督湖广，暗中监视。有识之士都为他担虑，但胡林翼很聪明，极力讨好官文，每月给总督府送上丰厚银两，又让母亲认了官文宠妾为干女儿，从而与官文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现在亲家左宗棠有难，胡林翼以他多年为官的经验，自然晓得最为妥善、保险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他一方面给左宗棠写信，设法阻止左北上——“刑部对质”的想法虽然光明磊落，却恐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况且，官文已秘密得悉左宗棠北上的意图，又给皇帝上了一道密折，说左宗棠潜身入都，营谋脱罪，请皇上命令步军统领（首都公安局局长）将左擒获送鄂。左宗棠进京，无疑是自投罗网。

另一方面，胡林翼又启动了一系列私人关系网。胡林翼与官文的关系不错，所以马上又给官文写信。胡林翼先给官文烧了一炷高香：“涤帅（对总督的尊称）有宰相之度量，我等亦深服中堂大人（指官文）之德高望重，冠绝京官外臣、文武百僚。”然后，胡林翼才转入正题，请官文对左宗棠开恩：

“此案中，樊燮与黄文琛等人，似乎都无好声名，正案如何，林翼不敢预闻。只是案外的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这家伙近年脾气不好，林翼也拿他没办法。而且，骆公秉章与林翼已有两年没有通信，直至去腊月方有私函往来。假如樊案有牵连到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唯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同时到京城那边，胡林翼也不闲着，马上备“辇三千金结交朝贵”，替左宗棠打点关系。出面操办这些事情的是左宗棠的另一位好友兼亲家、翰林院编修（相当于中央政府智囊团教授）郭嵩焘。

郭嵩焘很早就从他的同乡兼同僚、翰林院检讨（相当于中央政府智囊团副教授）王闿运那里，获悉皇帝密谕严查左宗棠的消息（消息其实是肃顺有意透露出来的），知道事情非同小可，立即想到向御前大臣肃顺求救。肃顺权倾朝野，又非常赏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臣，有他出面，自然可保左宗棠无虞。

郭嵩焘于是委托同乡王闿运代为疏通。王闿运与肃顺的关系还不是特别铁，所以王闿运又托他的同僚、肃顺亲信高心夔说情，最后由高心夔将“保左”的信号传给了肃顺。

肃顺答应搭救左宗棠，不过他又不想太着痕迹，引起皇帝猜疑，所以暗示郭嵩焘：“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那么由谁来奏折保荐左宗棠？外臣好找，胡林翼、曾国藩都会保举左宗棠。曾国藩与左宗棠也有姻亲之谊，又是同乡，当时“极相友善”，但是内臣却不好找。郭嵩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与他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一则自己与潘祖荫有私交；二则潘祖荫与皇帝亲近，说得上话。但有一个问题：潘祖荫与左宗棠素不相识，凭什么要保举他？郭嵩焘考虑再三，决定计赚潘祖荫，首先第一步就是送钱。

潘祖荫一直很信任郭嵩焘，又见到大把的银票，很是吸引人，所以也不拒绝，将银票纳入怀中，说：“我们且饮酒，再商量。”几杯酒下肚，大家面热耳赤，郭嵩焘趁热打铁，要潘祖荫赶紧递折。路上，潘祖荫又问所保何人，郭嵩焘担心潘祖荫会有所变卦，仍不肯明说。到了奏事处门外，潘祖荫说：“事已至此，必无悔理。只是所保何人，折中所言何事，必先令我知悉，否则万一皇上问起，将何词以对？”郭嵩焘这才出示保折，潘祖荫看了并无异言，于是签上自己的大名，递上奏事处。

这份将左宗棠个人安危与帝国命运联系起来的保折，对咸丰皇帝的触动很大，促使皇帝开始考虑对左“亦应重用”。

后来左宗棠为报答潘祖荫的保举之恩，据说每年冬天送给潘祖荫的“炭敬”（取暖费）照例是一千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15万元）。他还赠给潘祖荫家一份价值连城的厚礼——道光初年出土的西周文物大盂鼎。

为了保官，不但要用计，更重要的是用钱，但是有些官场人物却舍不得大把的银子出手。保官毕竟不同于升官，这得下狠心出大价钱，一旦舍不得，不仅官位不保，命也会不保。

明朝大太监刘瑾，知人论官。给他送礼品者，他未必记得住，但没给他送礼品者，他个个都记得牢。他对送礼品有个基本标准，上不封顶，下得保底，最低标准是：地方官如果上京朝觐，得送两万两，方准放回；京官去地方去巡视去旅游去考察干部，得给上司带礼物，无礼品者，得小心官品。

正德年间，给事中邵天和去海东盘查一桩盐案。这人面子薄，很怕丑的，不敢向人索拿卡要，回得京来，两手空空。上班时碰到刘瑾，刘瑾说了一句：“小邵，海东那地方有甚特产啊？”把个小邵吓得尿了裤子，赶紧向人借了18300两银子。小邵大概人缘不错，还能借到钱。兵科给事中周钥去淮南公干回来，视察索钱没索到，回来借钱没借到，计无所出，只好自认倒霉了。当年被刘瑾“横索金钱，不应”而遭贬谪的还有学士吴俨、副都御史邵宝、南京都御史张泰等等。

清将熊廷弼在辽东守边，“有辽事以来，再任经略，不取一金银”，却因辽东失事，坐牢房。刘瑾向熊廷弼传话，说只要以大量礼金给刘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刘瑾向熊廷弼索要四万两，熊廷弼却舍不得，没礼品给刘瑾。刘瑾自然说熊廷弼没人品，于是他反说熊廷弼向东林党的杨涟、左光斗各行贿两万两。东林党是刘瑾的死敌，不但不向刘瑾送礼品，而且对刘瑾以礼品论人品的事情进行弹劾。刘瑾对他们恨得牙根痒。熊廷弼的事情一出，刘瑾将两案并案处理。杨、左等六君子被杀，熊廷弼被“传首九边”。

小结：封建时代，“礼”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官场政术，更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上级享有某种“福利”，这种“福利”包括物质性的“利”，比如礼品、礼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送礼必须要有艺术性与科学性。

官规则／晨未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