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张泽石清华毕业后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1951年随军入朝作战，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1953年停战后被遣返归国，回国后受到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并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实政策恢复党籍。纪实手法，读后唏嘘！

我所在的部队是1951年3月21日入朝作战的。出发前，上级把我从团宣传队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教干事，负责编印《 战斗快报》。我背上油印机就随部队出发了。

那时我21岁，满身初生之犊的劲头，对于战争还带着相当浪漫的观点。虽然参军后也经历过解放成都战役和川西剿匪战斗，但那只是风卷落叶似的扫尾作战，而且作为一个文艺兵，我从不曾直接投入战斗。因此，我对战争的那点认识，远不足以使我懂得战争的残酷性。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从安东（ 即现在丹东市）跨过鸭绿江大桥时的情景：我们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铁桥，大家不时回头向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快过完桥时，我组织宣传队员们一起激动地高呼：“ 再见了，祖国的亲人们！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第一脚踏上朝鲜那被战火烧焦了的土地时，我转过身来看着被夕阳映照得金光闪闪的鸭绿江水，心想：“ 你放心地流向大海吧，我们决不允许敌人的铁蹄越过你去践踏祖国神圣的土地！”

根据上级的命令，我们必须抢时间在１５天内赶到三八线，也就是平均每天要走100里地。现在回想起这1500里强行军，真难以想象是怎么挺过来的。朝鲜战争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何等严峻啊！

那时我军还末掌握制空权，只能夜里行军。北朝鲜多山，我们摸着黑上山下山。偶尔经过一段开阔地，也总有敌人的照明弹挂在天上，总有敌机轰炸扫射。每当走上顺着山沟的较平坦的公路，两边山梁上就有敌人用汽油弹点燃的两条火龙来代替照明弹，以便它的“ 油挑子”喷气式飞机向我们轮番狂轰滥炸，既造成我军伤亡又干扰我们的行进。我们不得不时而疏散卧倒，时而跑步急行。等到能正常行军时，背负的那几十斤重量已使得双肩愈来愈感到撕裂般的疼痛：等到双肩压得麻木之后眼皮就会愈来愈沉。听到一声：“ 原地休息！”往路边一躺就入了梦乡。好不容易走到宿营地，有村子也不能进屋休息，更何况那时已经很难找到几间未被炸毁的房舍，我们只得先挖好避弹坑才打开背包躺下。要是遇到下雨，夜行军就更加困难，一晚上不知要摔多少跤！

有一次到了驻地怎么也找不到一席避雨之地，挖的掩体里马上就灌满了水，只好把自己绑在树干上在雨里站着睡觉。刚迷糊过去突然近处的一个蝴蝶弹（ 敌机扔下的一种定时炸弹）炸响了，把头顶上胳膊粗的树枝都给削断了。我从未经受过这么可怕的危险和艰苦。

这一切使我不再把入朝作战单纯地当成件光荣的事，也无心去欣赏异国风光了，我甚至曾怀疑过自己能否坚持走到三八线去。只是在一路上不断看到被美军炮火夷为平地的城市和村镇，不断听到那些失去了亲人的朝鲜妇女儿童悲啼之后，我内心升起愈来愈强烈的对敌人的愤怒和对祖国的责任感，才逐步克服了自己的软弱。

后来我咬着牙对自己说：“ 只要炸不死、累不垮，我爬也要爬到三八线去投入战斗，消灭鬼子！”

1951年４月４日，我们终于按期到达三八线南边的前沿阵地。尽管我们团驮炮的骡子已所剩无几，运弹药、粮食的汽车也几乎全被炸毁，但人员伤亡并不大。经过短期休整，战士们又生龙活虎地恢复了元气！

我们驻扎在金华、铁原三角突出地带的一个山沟里。大概由于上次战役我军推进得很快，敌人还来不及破坏就被赶走的缘故，山沟里的村子竟大部分完好。为了对付敌机轰炸，我们把高射机枪架在两边山头上，战士们的步枪也是实弹以待。每当空袭警报的枪声打响，十几架高射机枪和几千支步枪就同时瞄准敌机，一声令下同时射击。有一天，一架耀武扬威的“ 油挑子”终于被我们击中起火坠毁在山后。我们抱在一起又笑又跳。

有一次，我跑到山顶上央求机炮连指导员让我亲手用机枪打鬼子飞机。面对着俯冲下来的敌机，我从瞄准镜里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了那个戴着头盔的鬼子的面孔，那副狂妄残忍、不可一世的样子使我愤怒地扣动板机，向他射出一串串复仇的子弹。虽然我没能打中它，我的机枪的巨响和硝烟却压倒了敌机向我扫射的轰鸣，并冲去了我内心对敌机的恐惧。

回到村里，我愉快地哼着歌子用老乡的石磨磨炒面，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准备干粮。正好团政委赵佐端同志到我们机关连来视察大家的战前准备情况，他被我的歌声吸引到屋里来，又高兴地尝了我磨的炒面。第二天政委在机关连的战斗动员会上表扬我说：“ 别看张泽石同志是个大学生，过惯了大城市的优裕生活，现在钻山沟、吃炒面还蛮高兴！看来战争真能锻炼人哩！”多少年了，我总忘不了团党委书记对我这个知识分子党员的鼓励。

１９５１年４月中旬，我们团投入了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为了采访英雄事迹，我随主力营参加了那次消灭美军一个坦克连的战斗。我进一步体验了敌人高度机械化装备的技术力量，他们那坦克炮和榴弹炮的声音大得吓人，火力很猛，把我们占据的山头炸得山石横飞，临时挖的掩体几乎全部炸平，幸好我们隐蔽在山梁背后没有太大伤亡，但我也亲眼看到我们的战士那顽强的战斗作风。

他们勇敢机智地用无后坐力炮抵近射击，又沿着小河沟冲向坦克，用集束手榴弹和爆破筒把一辆辆坦克打得冒着烟团团转着，最后瘫倒在河滩上。那时，我真想跑上去拥抱他们！战斗结束后，我在《 战斗快报》上写了一首快板来歌颂战士们的英勇顽强。

我军在第一阶段打得很好，我看见从前线押送下来的敌方俘虏，不只有美国和南朝鲜官兵，还有从英国、土耳其等国来的不同肤色、不同军装、佩戴不同标志的士兵。这使我体会到朝鲜战争确实是场国际战争，是当时两个阵营、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的一场大较量！我军首战告捷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

1951年５月中旬，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

我们再次带上一个星期的干粮和轻武器，又一次涉过北汉江，沿着铁路向南穿插。正面的敌人竟不战而撤，然而从两侧升起的探照灯光柱却像尖房顶棚的支柱般交叉排列在我们头顶上空，指示着它的炮群向我军射击。

三天后我们已靠近春川，前方传来友邻部队围住了南朝鲜军队一个团正在围歼的好消息。我们停下来担任掩护，美军却并未前来解围，我们和敌人只有一些零星战斗。

到了第六天，我们忽然奉命迅速后撤，但在到达北汉江畔的芝岩里时，又停下来去抢占鸡冠山等山头，掩护友邻部队撤过江去。原来我们军承担了掩护全线大踏步后撤的任务，我们师则为全军断后。

翌日，四周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北面尤甚。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已被敌人包围了，但这时内心并无丝毫惊慌。我深信我军是战无不胜的，一定能突围出去。

敌人开始紧缩包围圈，密集的排炮把我军占据的山头上的树木几乎全部炸光，战壕已无法修复。眼看美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爬上来了，战士们忍着伤痛、饥饿、疲劳从岩石后面用冲锋枪、步枪、手榴弹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

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奉命将所有能收集到的弹药送上去阻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击敌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敌人不再硬攻而采用飞机、大炮向我军据守的高地倾泻钢铁和凝固汽油。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盼望的援军并未到达。我军伤亡很大，弹药所剩无几，而粮食三天前就已吃光！我们终于丢失了周围的制高点，被敌人的炮火压缩在芝岩里南面的几条山沟里。天下起了大雨，部队在山林中躲避炮击已陷入混乱。我找不到自己的上级，身边只剩下从四川带出来的十来个宣传队员。我们躲避在一座山岩下面，大家都已全身湿透，周身泥浆，在冻饿之中瑟瑟发抖。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既无援兵，又无粮草，找不着组织，甚至辨不清突围方向！

头顶上又亮起了照明弹的惨白的镁光，接着响起了敌机的嗡嗡声。透过雨幕，我看见了在我们这条山沟里还有数不清的战士正低着头，沉默地互相挤在一起坐在泥水里。炮轰停止了，整个战场沉寂下来。忽然，空中响起了惊人的广播声：

“ 中共ｘｘｘ师的士兵们，你们已经被重重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投降吧，联合国军优待俘虏。”

这是敌人在飞机上对我们喊话啦，我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从来都是我们向敌人喊话要敌人投降，今天是怎么搞的啊！但这也提醒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要力争在天亮之前突围出去，否则真的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前面沟口上传来一片喊叫声，我听清楚了有人在动员：“ 要突围的跟我走，冲出沟口越过马路就是汉江，生死在此一举。冲啊！”

随即在沟口爆发了激烈的枪声。

“ 好，咱们就跟着他们往外冲！”我一边对身边的小鬼们说，一边解开干粮袋，把珍存的最后一小碗炒面全部抖落出来分给了大家。水壶早已空了，我们只好舔着树叶上的雨水把炒面咽了下去。一个小鬼提出：“ 咱们什么武器都没有了，怎么杀出去呀！”

我正为难，旁边一位腿上缠满绷带的伤员支起身来说：“ 我这里还有一个手榴弹，拿去吧！我反正不行了，你们还走得动就快往外冲吧！”

我接过手榴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只感到喉头发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去，用手指了指沟口示意我们快走。

我领着同伴们迅速插到沟口边上，只见前面是约有5０米宽、100多米长的开阔地，在照明弹的光照下，遍地是突围中倒下的烈士和伤员。敌人的曳光弹从两侧山头上交叉着倾泻下来。

我观察了一下地形，便攥紧手榴弹领着同伴们沿着左侧山脚下树丛的阴影弯腰向前猛跑。但还没跑出５０米远，就被敌人发现，子弹在我四周溅起泥水，只听见后面“ 啊”地喊了一声，我回头一看，一个伙伴已经倒在地上。

我大喊一声：“ 卧倒！”就顺势滚进了旁边的水沟。沟里水深及膝，我们只得泡在水中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后面又有不少战友往外冲，大都倒在了半道上，不少人也滚到水沟里。

看来只有等到照明弹熄灭才好再突围，但挂着降落伞的明弹却一颗接一颗地射向空中，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

雨停了，东方出现了朦胧的曙光。不久，沟外公路上响起了坦克的轰鸣声。紧接着，在滚动着浓雾的沟口出现了黑色的坦克炮筒。

坏了，坦克进沟了！

“ 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躲起来再说！”我把唯一想到的主意告诉了伙伴们，便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

山势很陡，我爬了约两丈高就被一块光滑的巨石挡住了路。我把手榴弹别在腰带上，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刺棵子用力往上攀，脚下太滑，子弹在我头边溅起的石渣擦破了我的额头。我猛一使劲，小树被我连根拔起，便头朝下摔了下去，只觉一阵剧痛就昏了过去……

我在痛楚中醒过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只带铁钉的大皮靴，第一声听到的是：“ 好，这个家伙还活着！”那只皮靴又踢了一下我的脸：“起来！”

我完全清醒过来，看清是几个鬼子持枪围着我，便一下惊坐起来。眼前冒出一片金星，我低头喘息着，下意识地向腰里摸去，发现手榴弹也丢失了。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完了，一切全完了，我怎么没摔死！”

一只冰冷的刺刀挑起了我的下巴，我摇晃着站起来。

不远处，随我一起突围的几个伙伴正低着头，双手放在脑后一跋一拐地被押过来。我身边的美军将我交给押送他们下来的美军士兵后继续往山上搜索。

难友们抬头看见我，眼圈立即红了。我痛苦地点点头进人他们的行列，互相搀扶着走出沟口。

一转出沟口，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的长长行列，衣衫褴褛，步履维艰，缠着绷带的，拄着树枝的，令人目不忍睹，而两旁押送的美军却耀武扬威地大声吆喝着：快走！

我的心像是被刀扎一样疼痛起来：“ 我们被打败了？打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

我麻木地移动着脚步，思想上的极度痛苦压倒了肉体上的伤痛“：我怎么成了俘虏了呢 ？我怎么向组织上交待啊 ？！”我想起“ 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古训，想起狼牙山五壮士，羞耻的泪水涌流出来。

“ 拼了吧！现在还来得及。”我向身边的大个子美军斜了一眼，盘算着如果我突然扑上去能否将他手中的枪夺过来。正想着，一块石头绊得我猛一趔趄，好久没缓过气来。我明白凭我现在的体力，单独行动只是白白送死。

“ 那么，等恢复些体力，再串联些难友，一起行动。即使跑不脱，拼死几个鬼子也够本了。”我这样拿定了主意。

突然，前面一个美军叫喊起来：“ 站住，你要找死啦！”紧接着响起了枪声。

原来是一位难友捂着肚子正向山脚跑去，美军朝天开枪了。我急得用英语大喊：“ 别开枪，他是拉肚子要去解手！”

我身旁的那个美军惊奇地瞪着我，立即把我押往后面押队的吉普车旁，向坐在上面的军官报告说：“ 这个战俘会讲英语！”

那位美军少尉好奇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便叫我上车。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学的英语？怎么跑到朝鲜打仗来了？”

我心一横：“ 既然已经发现我会英语了，就实话告诉你，看你们怎么处置我吧！”

我告诉他：我姓张，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到朝鲜来打仗是为了保家卫国。

少尉却嚷了起来：“ 啊！清华大学，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可惜你上了共产党的当，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

他见我把脸扭向一边不说话，便又温和地说：“ 张，你不用害怕。就我所知和谈就要开始了。战争结束后，双方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

他并未注意到这个消息多么震撼了我：“ 和谈！交换战俘！重返祖国！再见亲人！”这是多么可贵的希望之火，尽管还极其渺茫，却开始使我振作起来。

但当我从车上下来走回队伍，刺刀紧跟在我后面，又使我回到严酷的现实之中：“ 敌人难道真会放过我们？不把我们送到台湾当炮灰或送往日本做苦力？对敌人还是别抱太多的幻想吧！”

我一路上歪歪倒倒地走着，严重的饥饿、疲劳使我全身发软、头发晕，但脑子却在紧张地活动着：“ 敌人如果真要把我们弄走怎么办？总不能束手待毙！只能跟敌人拼到底，还要团结难友们一起干！”

“ 对，这又是一场反美抗暴斗争。我不是在沈崇事件后参加反美抗暴学生运动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么？现在继续这场斗争吧！只不过现在是在异国敌后，条件更艰苦些罢了，但只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没什么了不起！”

我那惊恐、迷惘的心情开始逐渐安定下来。

在路过一条水沟时，我用溪水洗净了多少天没洗过的脸，把又脏又湿的棉军衣脱掉，只穿我里面套着的一套崭新的单军装，自己也觉得精神多了。

蒙蒙的细雨又下起来，乌黑的云层把两边山头全罩住了。前面，在一个荒凉的河滩上出现了一些军用帐蓬和用铁丝网围着的营地，看来这就是战俘收容场所了。我们被陆续押进了铁丝网。

这一天是1951年5月27日，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战俘生活。

我终生都将牢记这个日子。

“ 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被划成一块块长方形营地，每块有篮球场那么大。我们到达时，下来的战俘还不算多，我呆的小拘留营里约有200人。

大家靠着铁丝网周边坐下来，疲惫不堪，沉默不语。

外面是一溜帐蓬，一些南朝鲜民夫正从卡车上往帐篷里搬运草绳编织的粮包。从那些帐篷的门缝里冒出阵阵蒸气顺风飘来诱人的饭香，引得我的肠胃一阵阵痉挛，也使得衰弱已极的难友们抬起头来寻找这香味的来源。

时间过得好慢啊！终于那座帐蓬的门帘撩开了，两个伙夫把盛着饭团子的箩筐抬到铁丝网大门口来了。难友们骚动起来，艰难地站起来拥向大门。

那位在路上押阵的美军少尉在门口大声喊：张，到这儿来。

等我挤出去，他要我整理好队伍，让大家排成一行按顺序到门口领饭，并要我负责给每人发一个饭团。

我尽力大声地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队伍很快排齐了，难友们默默地移动着前来领饭。

我一边分发着拳头般大小的大麦米团子，一边说：“ 不要暴露军事秘密，不要背叛祖国！”不少难友听了含泪点点头；

有的难友却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直愣愣地盯着饭团；另一些难友则惊恐地看看我，又看看站在我两旁持枪的美军，像是说：“ 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敢说这种话！”

果然，一个美军士兵发话了： 你在说什么？

我用英语回答他：“ 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否则会引起地胃疼。”

另一个黑人士兵便冲我伸出大拇指说好。

我不禁心中一乐，外语还真如马克思所说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呢。

最后一名难友领过饭后，那个黑人士兵拿起两个饭团给我表示“ 以资鼓励”。我没有拒绝，回到难友身边便把其中一个掰开，分给了几个小鬼。

我还没来得及品尝那种大麦米掺豌豆的“ 美味”，整个饭团就被吞没了。正当我后悔不迭时，那位美军少尉领着一个大胖子美军上尉进了铁丝网来到我面前，指着我说：“ 就是他会讲英语。”

胖子上尉端详我一会儿，伸手对我勾了勾食指说：“ 你，跟我来！”

看样子来者不善，我的心狂跳起来。

上尉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见我穿得单薄，顺手拎起条军毯披在我肩上，开始用英语和我谈话。他说看见我这个模样很难过，他对中国人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在昆明出生的，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

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布鲁克斯，父亲是美国传教士，母亲就是中国人等等。

似乎为了证实他有中国血统，又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 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这既出乎我意料，又引起我的警惕。我不由得抬起头来，从他那高鼻子蓝眼晴里看不出一点黄种人的血统，但从那眼光里却又看不出欺骗和伪善的痕迹。“ 也许他说的是真话？”我思忖着。

接着他又用英语问起我的姓名，哪里人？父亲从事什么职业？在大学学什么专业？我心想这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可以如实地告诉他。便回答他：“ 我是四川人，父亲是工程师，我学的是物理专业。”

他又问“：你的英语发音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告诉他我中学六年一直是上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师就是美国人。

“ 哦，原来如此，那么你父母该是基督教徒罗！”他有些高兴地说。

我停了一下，心里飞快地转着念头：“ 你错了，我上教会学校只图它教学质量好。你也别以为教会学校培养的都是洋奴！”接着我想起了“ 应以灰色面目来迷惑敌人”的地下斗争策略，便说“：连我自己也是个教徒呢！”

布鲁克斯显然更高兴了：“ 你看你，怎么又跟共产党跑来打仗呢？要是被打死了多不值得！”

“ 不，我是自愿来的！”

“ 那你是上了当了，共产党就会欺骗你们这些纯洁的青年！”

“ 但我不能不爱我的国家，就像你也爱美国一样。”

“ 那当然，但你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究竟谁好呢？”

“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政治不感兴趣。见解当然也有些，只不知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 当然 是真话！”

“ 那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于是我列举了解放后物价稳定，交通恢复，社会秩序好转，学生也能安心读书等等事实。

他听完沉吟了一下说：“ 张，我欣赏你的诚实，但你太年轻，不懂得政治，你应当继续求学。”

“ 我本想打完仗就回去继续上学的，现在不可能了！”

他提高了声音说：“ 不，完全不。我现在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作为我们雇用的文职人员。战争一结束，我就送你去美国上大学。”

这个建议真使我大吃一惊。我的脑子又紧急动员起来：“ 要是答应他，我以后大概得上飞机对我军喊话吧？那我就劫持飞机去东北！不，这太不现实了，搞不好被弄到特务机关去当间谍就完了！看来只有和难友们在一起才有可能开展斗争，但得找个适当理由拒绝他。”

于是我说：“ 感谢你的好意，但我的未婚妻在国内等着我呢，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

他看着我，叹了口气：“ 你忠于自己的爱情，我不能阻拦你。但这太遗憾了！战俘生活对你会是很苦的，如果你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拿我的介绍信交给押送你的美国士兵，他们将立即送你去第八军司令部。我们现在主要是跟中共作战，很需要你这样水平的汉语翻译。”

随即他签名写了个条子给我，又送我两块巧克力，还让我把毯子带回铁丝网里去。

送我走到铁丝网门口时，布鲁克斯又对我说：“ 张，我派不出翻译人员来管理这么多中国战俘，就请你在战俘营担任翻译协助我们的管理工作吧！”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于是我欣然点头同意了。

回到铁丝网内，我开始按照解放前从事地下斗争时党教给我的策略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方针。我决定以当“ 翻译”来接近敌人，了解敌人对我们的意图，掩护我在难友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我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 爱国主义小组”，以便作为核心去团结难友们坚持爱国气节和共产主义信念。估计团里的领导也未能突围出去，还应尽快找到我们团的党委成员，把自己的打算向领导上汇报请示一下。

想到这些，我的颓丧心情完全消失了，一种新的、跃跃欲试的激情在心里升起。一阵低低的啜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在哭。我把布鲁斯给我的那床毛毯披在他身上，轻声问他是不是想家了？

他说：“ 刚才鬼子把我叫去审讯，问我志愿军里共产党员占多大比例？我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又问我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员？我说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伤口又踢出血了！”

“ 你回答得太好了！你是个硬骨头，别哭了。”

“ 我不怕痛，我是想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家里不知该怎么为我着急呢！”

我安慰他说：“ 和谈即将开始，交换俘虏有望。”又告诉他：“ 现在咱们的任务是团结难友，反对鬼子压迫虐待。”

我把他发展为我的第一名爱国主义小组成员，告诉他怎样观察难友们的政治态度，怎样开展反对背叛祖国、鼓舞大家坚持信念、争取交换回国的斗争方法。他高兴地笑了。他就是后来使叛徒们胆战心惊的硬骨头姜瑞溥。

当天，我还和我们团宣传队那些一起突围的小鬼做了个别谈话，告诉他们回国有望的情况，鼓舞他们振作起来准备向敌人进行斗争，也把他们发展为第一批爱国主义小组成员。

我告诉大家：万一被敌人分开关押，各人就要独立斗争。独自去发展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这批战友后来绝大多数坚持回到了祖国。

1951年５月28日凌晨，我们近千名战俘被叫醒，分别被押上了一长溜汽车。布鲁克斯走来对坐在最后一辆车的驾驶室里的一个美国军官说了些什么，那军官下来和布鲁克斯一起走近我所在的这辆车。

布鲁克斯指着我对那个军官说：“ 他就是张，到水原后你将他带给克劳斯中尉。”汽车发动了，布鲁克斯对我喊道：“ 张，你要认真考虑我的建议！”我点点头。车子走远了，我回头看见他还在向我挥手。

车队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进。从东边山顶上刚出现的白色曙光，我判断出我们是在向南走。

迎面刮来的寒风使我瑟瑟发抖，我紧紧地靠在我旁边的难友、我们团的作战股长韩洛夫身上取暖。他索性打开棉军衣与我裹在一起。

当汽车向山下快速行驶时，老韩突然脱下棉衣罩在我身上，对我说：“ 小张，这边是悬崖，我决定跳车，死了算了！你要是能生还祖国，请向部队汇报我的情况，申请个烈士证寄回我家……”

我没等他说完就反过身来紧紧抱住他说：“ 韩股长，就这么自杀太不值了，要死也等有机会时咱们夺了敌人的枪，拼它一场赚个本！”

我又指着前面山 路 上几十辆亮着灯的车队说：“ 你看，咱们这么多的战士都被俘了！咱们是党员，是干部，自己要寻死容易，但谁去照顾他们，谁去领导他们度过艰难的战俘生活呢？”

他痛苦地低下头，被我紧抱着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车队在山谷中急速向南驶去。

“ 离祖国愈来愈远了！”我仰望着北方，试图寻找那颗北极星，但北边那黝黑的山峰之上仍然密布着阴霾。

1951年５月28日傍晚，我们被押送到南朝鲜水原市，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这儿看起来像是一座学校的操场，广场正中排列了一长串条桌，每个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文职人员。我们被逐个叫去受审。审讯我的是一位黄种人，操着广东味的国语，大概是从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临时借来的翻译人员吧！在等待被提审时，我就考虑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决不能损害我军我党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军事机密，但一般情况要如实讲。

这是因为要争取敌人的信任来掩护我开展地下斗争，而且我们是集体被俘，一般情况敌人是容易搞清楚的。因此对于敌人审问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所在部队番号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但是问到职务、政治面目、级别、宗教信仰这几项，我谎报是宣传队员、群众、班级、基督教徒。当敌人问到连队的装备情况时，我说自己不是战斗人员，不了解部队装备内容。最后他问到我的团队的几位指挥员姓名，我说刚参军一个来月，都叫不上名字。

“ 你是宣传队员总该知道你的团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

“ 大家都只称呼他为张主任。”

这时，他打开一本英语的《 中共部队情况汇编》，翻到我们军、师、团那一页，用手指移动着找到团政治处那一栏，然后点了点头。看到这本《 汇编》我大吃一惊：敌人的情报搞得如此精确，我们的领导机关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呢？

那位审讯员挥手让我上车，我松了口气，这第一次审讯总算混过去了。

押送我们的汽车穿过水原市郊野，来到座落在城近郊的战俘转运站。这里的条件比前方临时收容站要好些，战俘们能睡在帐蓬里的草垫子上，伙食除了每天两个大麦米团子之外，还有一点稀菜汤，汤里有时能见到几片鱿鱼。

下车后，负责押送我们的高个子军官叫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铁丝网内靠近大门口的一个独立帐蓬里，对坐在一张桌前的美军中尉说：“ 哈罗，克劳斯，我奉布鲁克斯上尉之命给你送来一位会英语的中国战俘，他已被任命担任翻译，以便协助你管理中国战俘。我已不再羡慕你的工作轻松了，我今天一次就给你送来近千名中国战俘，够你忙活一阵子的哩！”

克劳斯中尉个子不高，棕色皮肤，灰眼晴。他听完后对送我来的军官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站起来对我说：“ 我正在发愁怎么让你的同胞懂得我的手势。你来了就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那位高个子军官抢着说：“ 他姓张，是个大学生，还是个基督教徒呢！”接着又对我说：“ 张，克劳斯中尉是我的好朋友。你不用害怕他，好好替他工作吧！”说完对中尉笑笑转身走了。

克劳斯中尉让我坐在他对面椅子上，又指着帐蓬里的一张行军床说：“ 你就睡在这张床上。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工作人员，按日内瓦战俘公约，你应与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你的工作是管理你的同胞们吃饭、看病等生活问题。”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工作人员用的袖标让我戴上。

我向他表示：“ 谢谢您给予我的优待，但我还是和我的伙伴们住在一起好。”

他说：“ 这只是为了工作方便，你当然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同伴们。”

正说着，一个南朝鲜人进来用很蹩脚的英语问：“ 中尉先生，运来的战俘都进了帐蓬，吃饭是不是开始？”中尉点了点头，随即将我介绍给他：“ 朴，他姓张，他的英语比你好，汉语更不用说了，生活管理就由他负责了，你只负责卫生。”朴斜瞪了我一眼点头哈腰地走了。

我立即表示要整理队伍分发饭团。中尉说：“ 好，你让伙房的伙夫把饭送到帐蓬里去分发，你安排好后立即回来用餐。”

他想了想又说“：我先陪你去走一趟吧！”

他先带我进伙房，叫朴把伙房的伙夫介绍给我，并说明以后由我负责分饭；又领着我和伙夫们将饭食送往各帐蓬中去，叫我请出两位年纪较大的难友临时负责分发。这时，我趁机在难友中查看有没有我们团的领导人。我心里很矛盾，既希望他们都突围出去了，又想见着一两位团党委委员，好在他们领导下开展斗争，特别是希望尽快向领导上说明我主动争取当“ 翻译官”的意图，免得被误解为想当汉奸。

中尉一直跟着我，当南朝鲜伙夫们动作太慢时就大声斥骂他们。

等我们分完饭回到营部时，中尉从一个铁皮柜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纸盒，他说：“ 这是我们士兵们的‘日供应’，这就是你今天的定量供应。”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个铁筒肉食罐头，三个饼干罐头，还有一个纸口袋，里面装有一盒烟，一包咖啡，一块糖，一盒纸质火柴。

我认真地表示希望自己和难友享受同等待遇。

克劳斯仔细地看了看我说：“ 张，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必须区别对待，你是我雇用的工作人员，尽管你的身份是战俘，我们美国在日内瓦战俘公约上签了字的，我不打算违反它。”

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说要是对待我的难友们也这样就好了。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既然是这样，我谢谢了。”

饭后，我把肉食罐头带上，对中尉说我要去看看伤员和病号，便到几个帐蓬查看了一下，把两位正在发烧的重病号扶到医务室去请美军军医给他们打针吃药。当我向那位军医致谢时，他也说：这是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我不禁想：要是所有美军军人都这么遵守公约，战俘营生活也许并不可怕吧！在送难友们回帐蓬时，我把罐头塞在了他们的上衣口袋里。两位难友竟然握着我的手呜咽起来。这使我非常难过，难友们是多么需要安慰和温暖啊！

正当我往回走时，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怪笑，我扭头一看，在营房外一根电灯杆下，一个站岗的美军正将手中的烟一根根折断了往铁丝网里扔，而我们的一群难友正左右跑着，去抢地上的烟头。

我感到血一下涌上了头，忍不住跑过去大喊一声：“ 回去，你们都回帐篷去！”

那些难友看看我臂上的袖标，勉强回到帐篷。我跟进去对他们说：“ 尽管咱们落难了。但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啊！”看到难友们那憔悴的面容，我心颤了一下，又说：“从部队被围后，大家都没闻过烟味了。我这里刚好有盒烟，都来一支吧！”

我取出那盒美国幸运牌香烟请大家吸，但难友们低下头谁也不伸手了。有位大个子难友竟抱着头抽泣起来。我过去把烟和火柴放在他跟前，赶快扭头走了。

这天晚上，我独自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我最担心的已不再是敌人将如何对待我们，而是难友们在经受了这么可怕的挫折，环境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之后所产生的严重的消极情绪！我多么希望有人来指导我啊！

第二天早上，来了一个瘦高个子、纯白种人的美军上士克劳斯把他介绍给我说：“ 张，这是皮特上士，他今天要带２０名你的同伴去修补一段临时公路，你去选２０名身体好点的，由你领着跟皮特上士去吧！”我想了想说：“ 我的同伴中有的身体还可以，但由于你知道的原因，身体都很虚弱。如果要干活，我希望能给他们增加点食物。”克劳斯同意给他们每人多发两个饭团。

我走进帐篷宣布这一情况，好多难友都举手要去。我看见这些仍在受着饥饿折磨的难友心里很不是滋味，便狠着心挑选了２０名没有伤病的年岁较轻的难友到伙房领了饭食就随皮特出发了。

要我们修整的是美军营房外的一段泥泞的公路。根据皮特的指示，我们先搬运一些碎石子铺上，再用粗砂土盖上。活并不太重，但大家抬筐仍很吃力，尽冒虚汗。皮特几次要我不参加干活，都被我婉言拒绝了。我不想让难友们把我看成是电影中跟在日本鬼子身边对中国劳工指手划脚的那种汉奸翻译。

中间休息的时候，皮特请我到营房中他住的帐篷里去看看，我跟他去了。在他住的帐篷里整齐地摆了十来张行军床，每个床头都有一个大铁皮箱子，箱子盖上大都放着小镜框、啤酒、罐头等杂物，有的还放有化妆品。

这使我很惊讶。我问他要是行军打仗这么多行李怎么办？

他说这些东西不算多，行军时每人一口箱子一个帆布袋，每个班十来个人，一辆卡车完全装下了。我心想：真是少爷兵呢！

皮特打开他的箱子取出他全家的相片给我看，告诉我谁是他妻子，谁是他妹妹。接着又给我看一叠他在朝鲜拍的相片，几乎全是些裸体的朝鲜妇女。我感到难堪，赶快把头转开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肯定还没接触过女人吧，张！”

“ 你不怕这些照片被你妻子看见么？”我红着脸说。

“ 她见了只会对我更好些！”

我不禁想起解放前美军在北平的胡作非为，对皮特也十分憎恶起来。

皮特见我脸色变了，收起他的东西说：“ 你们中国人真难以理解。”

我沉默着随他回到工地上，心里充满了对皮特的厌恶和对朝鲜妇女的怜悯。

连续几天，每天都有几百名难友从前方下来，人数够一火车了就用专列运往釜山市的战俘集中营去。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7我每天忙着安排食宿，照顾伤病员。克劳斯中尉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在他晚上值班时不止一次泡了红茶，兑上炼乳请我喝，跟我聊天。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也是军人，他自己在专科学校毕业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接受他父亲的建议当了兵，他在西德驻扎了几年又调到日本。这次他要求来朝鲜，这里月薪高，回国快，过半年他就可回国结婚了等等。

他说他对古老的中国很感兴趣，问我关于长城、紫禁城的情况。我借此机会给他谈了我们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谈了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古迹的珍视，还告诉他我们为了保护北平古城不受战火破坏所做的艰苦努力。

他听了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去游览北京名胜。我说：“ 等战争过去，中美两国恢复邦交，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并趁机问他和谈开始了没有？战争结束后真会交换战俘么？他回答我和谈即将开始，交换战俘是肯定的。”这颗定心丸我第二天就交给了难友们。

到水原后大约第10天的下午，我从新押送来的战俘中看见了我团的副参谋长杜岗同志。

尽管他头发、胡子都挺长，头上还缠着绷带，一身棉军衣又破又脏，但他那高大的身材和轮廓鲜明的脸仍然使我立即认出了他，我真想一下扑上去抱住他。

我尽力克制着这种冲动，等一切都安排好以后，我悄悄地带上香烟、罐头到他的帐篷里去了。正要开口喊“ ２４号”（ 他的代号）他立即用眼晴示意制止我。我看了看四周不认识的难友，便指着他头上的绷带对他说：“ 跟我去换药吧！”他站了一下，未能站立起来，我赶快过去将他搀扶起来一起走出帐篷。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后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刚轻轻地喊了声“24号”就说不出话来了。他眼圈也红了，说：“ 这一仗没打好，我们有责任！”接着他问我怎么也没突围出去？还有哪些同志一起被俘了？

我就详细地汇报了战斗和被俘后的情况、难友们表现和敌人目前对我们的态度以及我自己争取当翻译的意图和组织爱国主义小组的做法，请示他是否可行。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表扬了我的主动精神。接着，他告诉我他在山上领着十几位同志打游击与敌人遭遇、头部受伤被俘的情况。

最后他指示我进一步了解敌人对我们的意图，要我努力去发现可靠的同志，团结更多的难友，鼓舞大家的斗志，但一定要小心防止被叛徒出卖。

他还告诉我他报了自己是炊事员，打算隐蔽在战士中开展对敌斗争，要我别大意暴露了他的身份。

见了他以后，我觉得有了主心骨，真是十分高兴！可惜两天后他就随大队被押往釜山，一直到将近一年之后我们才团聚在一起。

到了６月底，基本上已不再有战俘从前方押送下来。我对克劳斯说：“ 这里的工作已经不多了，我希望能到釜山去和我的同伴们在一起。”克劳斯说：“ 张，我们这里靠近前方，待遇比釜山要好，你如果愿留下来我是欢迎的，但我不勉强你！”

我向他表示感谢，但谢绝了他的挽留。

第二天，我随着最后一列装载战俘的火车被押往釜山。那是一列货车，密闭的车厢上只开了两个小窗口，车厢里很脏，充满汗味和尿臊味，幸好人还不太拥挤，我们能轮流到小窗口去换换气。

列车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沿着东海岸奔驰。我从车厢小窗口望出去，能看见蔚蓝色的大海，被翠绿的山峦环抱的港湾，阳光下白色的沙滩和在海边拾海蚌的孩子们。看见这一切，我是多么希望火车停下来，让我跳到海滩上去自由地跑跳啊！我抓着窗口的铁条，深深感到它的坚硬、冰冷！前面不远就是釜山战俘集中营了，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囚徒生活呢……

巨 济 岛 战 俘 营 第 ７８号 营 大 门 外 景

资料来源：

《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张泽石 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