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建新 来源：《党史博采》
杭州，古称临安、钱塘，以其秀美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闻名中外，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毛泽东曾动情地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浙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离京外出活动去过次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的省份。毛泽东到浙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杭州，杭州无疑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离京外出去得最多的省会城市。
那么，毛泽东主席为何那么喜欢杭州呢？
首次杭州之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把“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列为1953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随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自此，起草宪法成为毛泽东的一项重点工作任务。
由于国事繁忙，直到1953年12月底，毛泽东才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抵达杭州，按计划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南下杭州途中，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萧心力：《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宪法起草工作从1954年1月9日正式开始，对于这个宪法草案初稿的每份过程稿，毛泽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字斟句酌，改了又改，批语也写了不少。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回忆：“起草宪法工作十分繁重和辛苦。……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谭启龙：《回忆毛泽东亲临浙江的几个片断》，见乐子型主编的《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在杭州，宪法起草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2月17日左右草案初稿出来了，2月24日完成“二读稿”，26日完成“三读稿”。“三读稿”通过后，毛泽东的心情轻松了许多。3月2日这天，他登上了玉皇山顶，在这里伫立四望，右面是妩媚妖娆的西湖，左面是波澜壮阔的钱塘江，杭州城尽收眼底。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赞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吴志菲：《毛泽东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基》，见《红广角》2014年第7期）3月9日拿出“四读稿”后，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自1953年底至1954年3月中旬的3个多月中，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杭州之行紧张且充实。这同时也是毛泽东第一次长休假，放松放松，得到调养也是此行的应有之义。在杭州，随行人员和浙江省委的领导见毛泽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开始劝毛泽东放松的办法都是玩牌、打麻将。
不久，毛泽东迷上了爬山，并每天坚持不懈，几乎走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我看主席办公累了，就劝他休息一下，陪他一起散散步。他对我说：‘这次来杭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过去在战争年代养成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习惯想改变一下。你看我这段时间都在改，可是效果不好。’我也看出主席这些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眼睛有些红肿，偶尔还显得有点烦躁。我根据自己的体验，请主席去爬山，这是调剂睡眠的有效办法。”（王芳：《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1954年，毛泽东登上杭州北高峰。
据同行的汪东兴讲述：“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十二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毛主席有一次问我们，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主席说：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毛主席喜欢杭州，主要是气候好，空气新鲜，靠水边。毛主席喜欢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迷上爬山的毛泽东愈加喜欢杭州，也就在这次登五云山中，他认可了随行摄影师侯波视杭州为“冬都”的想法。侯波在路边的岩缝中采了—把野花，想到此时北方还是万木萧疏，冰天雪地，乘兴说道：“主席，咱们搞两个首都才好呢。夏天在北方，冬天在南方，杭州就挺好。”毛泽东闻言面露喜色，表扬她：“你这个想法倒不错。”（侯波：《毛泽东身边二三事》，见乐子型主编的《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连续两个多月，毛泽东天天登山，游览了西湖名胜，松弛了精神，还锻炼了身体，体重减轻了近10斤。这个结果，让他开心不已。
毛泽东不但喜欢爬杭州的山，还喜欢赏雪。1954年初，天公作美，杭州下了几十年未见的大雪。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一早就起来站在湖边看雪景，并专门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附近的雪你不要动，别破坏了景致。”西子湖银妆素裹，分外娴静，侯波请他留个影，他笑眯眯地站在住所凭栏处，背对苏堤拍了照。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1954年3月14日晚，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离杭返京。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和颁布。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过程中，“西湖稿”可以说是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杭州之行，给毛泽东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以致他后来多次说到“杭州山好水好人更好”。从此，毛泽东几乎年年去杭州，有时一年数次。
“闲适”之地：读书工作的好地方
1953年8月全国财经会议后，毛泽东为了减轻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
为了更好地培养和锻炼“一线”领导同志全面领导党和国家的能力，对毛泽东来说，在北京之外选择一个环境和地理位置合适的“闲适”之地是十分必要的。地处江南，气候适宜，环境幽静，地理位置相对重要的杭州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特别是第一次杭州之行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也正好解释了前文毛泽东为何能够认可侯波视杭州为“冬都”的想法。
杭州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上海较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上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格局中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对上海作出许多重要批示、指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结交各方人士，指导上海沉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从《毛泽东年谱》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40多次亲临上海，很多次都是往返于上海和杭州之间。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事实上，杭州也满足了毛泽东对“闲适”之地的个性化需求。在这里，他不仅可以寄情山水调养身心，专心读书、批阅文件，还可以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思索酝酿中央的重大决策，当然也可以相对轻松地会见外宾……
杭州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极佳的读书之地。他一生酷爱读书，勤于读书，即使外出视察，总要带一批想读或常读的书，到杭州尤其如此。据《毛泽东年谱》，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杭州。行前，指示要带大量书籍以备阅览。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把这批书目记在登记本上。在这份书单中，仅马列经典著作就有19种，还有《鲁迅全集》，中国古代哲学书籍，政治经济学书籍，中外历史书籍，中国古代文学书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书籍，笔记小说，佛经，地图集，字帖和字画，等等。由此也看出，毛泽东是计划在杭州长待的。
在杭州，毛泽东同身边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谈论较多的也是读书。据王芳回忆：“毛泽东在杭州时，我有幸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他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和学习。”“有一次，我们陪同毛泽东去绍兴游东湖。毛泽东一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红楼梦》倒谈了两个小时。”
1959年，（右起）毛泽东、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在杭州研读。
1959年10月，毛泽东点名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这几位秘书和党内理论家，与他一起去杭州，从12月10日起，历时20多天，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读书活动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一般是每天下午，大家到杭州丁家山一所平房一起读书，风雨无阻。遇星期日和元旦放假休息，大家可以爬山赏景，也可以办理私事，气氛轻松愉快。
杭州是毛泽东喜欢的地方，在最喜欢的地方做最喜欢的事(读书)，毛泽东的心绪极佳。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他们下午照常读书。但毛泽东因为这些日子读书有得，下午读书结束后，他高兴地邀请读书小组一起吃晚饭，还邀请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作陪。饭后，毛泽东乘兴赠给每人一册刚出版的线装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诗（《登庐山》《到韶山》）作为纪念。几天后，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他还高兴地说：“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
对毛泽东而言，杭州还是一个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的理想之地。因此他多次到杭州，总是花大量时间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
毛主席在杭州市小营巷。
在杭州小营巷，毛泽东走进普通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浙江省农科所，他扶双轮双铧犁耕地，饶有兴趣地听取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里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县委书记，在他的鼓励下，县委书记们讲了不少实际情况。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
此外，杭州还被毛泽东作为中国城市名片推介给世界各国的首脑。据《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毛泽东在浙江的785个日日夜夜》一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杭州32次会见了来自28个国家的40批重要的外宾，由此奠定了杭州作为新中国的重要外交舞台和外事接待城市地位。
美丽的杭州也因此见证了中国外交的杰出成就。1965年6月，毛泽东又一次在杭州会见了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这一次，胡志明在游览西湖时写下了《游西湖有感》，其中写道：“天下有两个西湖，在杭州和河内。中越唇齿情义深，深过西湖千万倍。”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作为中美建交基础的《中美联合公报》谈判却异常艰难。在谈判胶着不下时，周恩来总理提议将谈判地点改到杭州，最终中美双方在杭州就《中美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期间，尼克松和夫人一行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西湖及灵隐寺。尼克松向记者说：“杭州很美，我在这里生活很好。”尼克松此次访华只到了三个城市，杭州是第二个。
杭州山水，契合了诗人的意境
众所周知，毛泽东喜爱登山望远，抒发豪情壮志。“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尤其是杭州周围的山，也许是海拔不高，像极了家乡长沙城里的岳麓山，站在山顶正好可以俯瞰整座城市，也许是满山茂盛的植被和悦耳动听的鸟鸣，契合了毛泽东登高望远的意境，给毛泽东的诗兴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并让他对这个城市流连忘返。
毛泽东第一次杭州之行，或许是因为工作过于忙碌，缺少诗兴，并未做诗。1955年这一年，毛泽东4次莅临杭州。期间，他再次游览了西湖各景区，多次登临西湖附近的名山，兴致很高，诗兴很浓，在这里创作或酝酿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
《五律·看山》
北高峰位于西湖的西北面，虽然海拔不过300多米，但在西湖周围是看似相对较高的山峰，常被误认为是杭州最高峰。附近有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等名胜，风景极佳。登上峰顶望远，三面云山环绕，西湖盛景甚至钱塘江雄姿都尽收眼底。毛泽东曾多次登上北高峰最高处，当1955年第三次登北高峰回到刘庄后，即挥毫写下了《五律·看山》：“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杭州一望空”，道出了毛泽东喜欢来此的原因。
《七绝·莫干山》
莫干山位于杭州以北70多公里的德清县境内。1954年1月7日，毛泽东游览了莫干山。离开莫干山后，第二年毛泽东作诗一首《七绝·莫干山》：“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这首诗是一首咏山的即兴之作，没多涉及莫干山的美景和登山过程本身，而描绘登山游览后的愉悦心情和闲适心境。由此可知，莫干山的美景是令毛泽东回味不尽的。
《七绝·五云山》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还登上市区周围的城隍山、玉皇山、五云山、狮子峰等，几乎把杭州周边所有的山都登遍了，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五云山是杭州比较偏远的一个景点，属西湖群山之一，据说因五色彩云萦绕山顶一时不散而得名。山上有寺庙，上下山有50里，从山脚到公路还要步行十几里。但毛泽东却不嫌偏远，甚至情有独钟，认为这里是杭州的最佳去处，并于1955年写下《七绝·五云山》：“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据全程陪同毛泽东爬山的王芳回忆：“我陪主席先后去过两次五云山。一次是从钱江果园，经狮子峰、五云山，到天竺山回来。主席意犹未尽，又一次直接上五云山，从龙井茶主要产地梅家坞下来。这首诗是主席第二次上五云山后的即兴之作，没有公开发表。主席用诗歌赞美杭州自然风光，表达对第二故乡杭州的深情热爱。”（王芳：《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毛泽东上述3首诗都是写山的，还有一首是写水的，那就是《七绝·观潮》。1957年9月11日，毛泽东乘车去海宁盐官镇七星庙观看澎湃汹涌的“钱江秋涛”。潮水过后，毛泽东对警卫人员说：“南宋的时候，钱江潮水直到杭州，那时人们可以站在吴山上观看，现在钱江喇叭口因为泥沙堆积变小了，所以要跑到海宁观潮，再过几百年，海宁也要看不到潮水啰。”几天后，毛泽东在刘庄写下了《七绝·观潮》：“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看山》《五云山》《莫干山》和《观潮》都是写景之作，在毛泽东的诗作中，这类题材并不多见。正如孙东升在《毛泽东在杭州登山赋诗——读新发表的毛泽东〈诗四首〉》一文中所说：“1955年夏秋之交，毛泽东来到杭州工作、休养，……他还多次登临西湖附近名山，一览西湖美景，并留下数首即兴之作。”可以说，毛泽东在杭州登山览胜，被秀丽山水所吸引、所感染、所陶醉，而毛泽东赞美杭州的每首诗，都凝聚了一代伟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祖国未来的憧憬和对杭州、对浙江的好感。
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
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担任毛泽东警卫任务，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的王芳曾说过，毛泽东为什么喜欢到杭州？为什么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在杭州酝酿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环境好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
为什么说毛泽东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呢？笔者以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杭州解放不久，杭州市长谭震林在城市建设上亲手抓了三大基础工程：疏浚西湖、造林绿化、筹建植物园。特别是1951年启动了西湖治理计划以来，浙江省委领导主抓西湖园林建设，多次向各地负责同志打招呼：“杭州是对外开放城市，一定要建设好，我们大家都要扎紧裤带支援杭州，把西湖建设得更加美丽。”（冷晓：《建国初期西湖的整治和建设》，《杭州通讯》，2007年6月）经过几年的努力，杭州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
1960年初，毛泽东从杭州出发，经萧山、绍兴到达宁波，沿途调查土地利用、精耕细作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在金华双龙水电站视察时留影。
当时，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对杭州的情况都是十分了解的，且有目共睹。20世纪50年代初期，刘少奇、朱德、陈毅、陈云等都曾来杭州视察和休养。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回忆：“当时到杭州来休养或工作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有刘少奇副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以及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老帅。我于白天工作之余，晚上去看望他们，不拘形式地汇报一下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也是在浙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10月）
就毛泽东而言，浙江省委的几任书记谭震林、谭启龙、江华都是十分熟悉的，工作都是十分务实的，能够紧跟中央领导的部署。1958年9月，毛泽东又一次来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偕同省委领导已在等候他。见到省委领导迎候，毛泽东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到杭州就像到了家，以后就不要再搞接送了，好不好？”从此，“不接不送，不叫不到”，成了浙江省委不成文的规定。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到杭州，浙江省委领导严格落实“不接不送，不叫不到”，再没有出来迎送。按惯例，毛泽东每次一到杭州，警卫就给省委挂个电话报个到，走时给省委打声招呼，收拾行装就走了。
还有一点让毛泽东满意的是，他在多次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是高涨的。浙江提供的经验，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无疑让毛泽东感到特别有价值。
农业合作化运动，被毛泽东视为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步骤。1955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这一年中第4次来到浙江，他要集中时间编好《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他斟字酌句，为书中的104篇文章撰写了编者按语，其中就有浙江的7个典型材料。此书后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一直十分欣赏他的这篇“大文章”。
当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之际，毛泽东认为应该有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他在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杭州会议”，最终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这也是毛泽东从抓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转向抓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1954年，毛泽东在浙江松溪乡视察。
为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中的工作失误，1961年初，毛泽东决定在全党展开一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活动。他“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同时派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3个工作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以求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在杭州多次听取由田家英带队的浙江调查组的汇报，并多次直接找浙江省委和有关县委的领导人谈话。这一年，中央领导和各级负责干部纷纷走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此基础上，修改、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也称“农业六十条”），对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各种错误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不断倡导并亲自组织实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3年前后达到了高潮。期间，他多次在杭州作出重要决策。他在审阅浙江省委汇报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后，将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于1963年5月9日这天，写了1300多字的长篇批语（后称“五九批示”）。他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后来，这个批语连同浙江省7个材料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也称“前十条”）的“附件七”印发。毛泽东在最后修改“前十条”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以后成为毛泽东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还于当年11月20日，在公安部报送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从而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学“枫桥经验”的活动。
难得的是，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浮夸风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浙江的领导干部头脑比较冷静，作风扎实，努力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这对于一生都在奉行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来说，在内心深处是极其赞赏的。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浙江的干部多有指示或批示，“江华要保”“王芳我很熟悉，是个好人”，予以保护，体现出一代伟人对浙江干部的关爱。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到杭州，为杭州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而毛泽东之所以钟情杭州这座城市，绝不是出于个人的享乐和好恶，而是基于党和国家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也是一代伟人的求真气质和个人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
2. 金延锋、徐斌、王祖强著《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毛泽东在浙江的785个日日夜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
【作者：陈建新 来源：《党史博采》
编辑：郭小丽
责编：陈彦如
编审：项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