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孟凌霄 孙滔
编者按
陆石今年25岁，三年前，他以前1%成绩保送至北京大学直博。博士第三年，陆石选择转为硕士，进入互联网大厂。今年1月，他拿到硕士毕业证。
在他看来，博士入学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高光时刻，相反像走到了过山车的顶点，此后的一段人生都在极速向下俯冲。直到作出“博转硕”的决定，他才重新找到人生的掌控权。
这是一个“小镇做题家”跳出路径依赖的事例，也是一位名校在读博士生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在与记者的多次交流中，陆石对“博转硕”的选择没有表现出犹疑，他庆幸这是独立思考的开始。
以下，是他的讲述——
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
过山车的顶点
2020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北大。
未名湖、博雅塔、老西门，这些名词第一次成为现实。那时的我以为，进了北大后人生会很顺利，再也没有障碍了。
和每一位刚入学的博士生一样，我的规划是努力做实验、发文章，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高校教职。但在实验室轮转阶段，不同课题组的博士生“日常”就让我倍受冲击。
一位博导每周六晚上6时准时开组会，每位同学都要汇报进展、分析文献。可能因为组内科研热情比较高涨，大家都不停地提问、回答，组会一直要开到夜里十一二点才结束。
在近6个小时的周末组会中，我像个局外人。那些抽象的理论、机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也很少在组会上积极讨论。另一方面，我不能理解的是，组会为什么要占用周末时间，而且连续开到深夜。
出于兴趣，我选了一个刚建立不久的实验室。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是山地生物多样性演化和遗传机制。相较于在显微镜前观察细胞，我更喜欢和具体的生命打交道。
导师是一位“人很好的大姐姐”，从国外回国不久。实验室气氛融洽，组内有师姐很耐心地带我入门。听师兄师姐说，实验室偏向自由氛围、兴趣导向，每周只需要递交电子版汇报，每3个月公开汇报一次自己的研究。
当时，导师给了我两个选择，研究蜘蛛或研究蝴蝶。和导师交流后发现，前者的课题较难出成果，因此我选择了蝴蝶方向的研究。
这是个有点美、有点浪漫的种群。在实验室里，我们观察它们的羽化、生长和交配，通过蝴蝶翅膀的多样花纹，研究生物的适应性演化。
博一暑假，实验室去海南五指山自然保护区野外观测，那里气候温暖湿润，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作为一个内陆长大的孩子，我第一次在那吃到野生杨桃、菠萝蜜和百香果，也第一次捕捉到3只野生稀有蝴蝶，创下实验室之最。
回想起来，那是读博带来的少数快乐时光。
读书间隙记录的校园一景
向下俯冲
然而博士第一年，我就对读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本科时，我没有多少科研经历，没有发过一篇论文。本以为读博前两年能发一些小文章，从而对科研建立信心，但由于研究方向的特殊性，我们的研究周期天然会更长，短期内发文章并不现实。打开实验室主页就能发现，不少快毕业的博士生代表论著一栏都是空白。
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实验室里，和科研仪器、实验动物打交道，却动辄5、6年才能发一篇大文章。即使我的毕业要求不包括论文数量，即使导师说我做科研进展不错，但读博怎会没有发论文的压力？
刚入学时我以为，北大毕业的博士能找到一份大学老师的工作，这在父母那辈人看来，是相当体面的，但实际难度比想象中高很多。和辅导员、师兄师姐们打听“青椒”的工作状况时，“非升即走”“007”等字眼也很快击碎了我对高校教职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这样的生活有何回报呢？
北大博士生每月大约有3200元补助。北京物价很高，即使在食堂吃饭时，我也将每餐严格控制在10到15元，点个奶茶都得犹豫很久。如果不想住宿舍，想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在租房软件上一搜，附近的合租房租金最低也要三四千元。
据我所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在读博士每月约有4000到5000元补助，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能给博士生开出6000到7000元工资，这已经是生命科学领域博士生的“高薪”。本来我也有机会选择这些待遇更好的地方，这让我的心理多少有些失衡。
与此同时，实验室氛围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从国外回来的导师，在“戴帽子”“非升即走”的环境影响下，口头禅从“兴趣导向”变成了“弯道超车”。实验室开始每天9点坐班打卡，要求博士生周末至少在岗一天，实验室管理员还会统计打卡时间。组会也改为每周一次，人人汇报。而这在国内的生命科学实验室中，已经算是相对自由的环境了。
导师曾在组会上告诉大家，“你们要有目的地休息，有目的地游戏”，言下之意是，一切的休息、放松，只有在促进科研时，才是正当的。
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想在食堂点菜不看价格，想周末在北京的胡同city walk。这些都是合理的需求，但在读博的环境里，所有人都要求我压制物欲，像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一样专心科研。
日子越来越难捱。那些往返实验室与宿舍的日子，一些问题反复在我的脑海纠结：
我已经二十多岁了，还要继续“高中生”一样的苦读生涯吗？我能忍受博士、博后长达十余年的艰苦且清贫的生活，仅仅换取一个“非升即走”的高校教职吗？如果我想做的工作不需要博士学位的加持，那这个头衔还有必要吗？
答案最终是否定的。
从北大到西二旗
一个“离经叛道”的想法在我脑中逐渐形成——我要转硕。
下定决心前，我咨询了身边的朋友、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以及学校的心理医生和职业规划师。一些声音告诉我，读博没有不苦的，熬过去就好了；另一些声音告诉我，不妨试试科研以外的生活。
最终，职业规划师的态度让我释然了一些。规划师让我做了一套MBTI测试题，结果显示，我的性格偏创造性，可能更适合与人打交道，不适合从事枯燥重复的工作。有意思的是，我的导师给出了相反的评价，她认为我的性格不适合在工业界工作。
于是，我瞒着导师白天实习，晚上科研。那时正值疫情，常常不能在实验室坐班打卡，这给了我线下实习的机会。
那时我的想法是，先试试互联网公司的节奏，如果不喜欢，回学校读博仍是我的退路。学校规定只有博士三年级能提出转硕申请，在那之前，我还有试错的机会。
博士二、三年级，我一共积累了3段大厂产品经理的实习经验。
那时我真切体会到北京的“大”。从北大所在的海淀区颐和园路，到一众大厂所在的西二旗、西三旗和望京，四五十分钟的通勤时间，在偌大的首都并不鲜见。
在一家位于望京的互联网公司实习时，我常常要转四五趟地铁，穿越大半个北京。地图上看，从4号线大兴线的圆明园站，转10号线、转13号线、转15号线到望京东的大厂总部大楼，单程大约耗时1小时19分，这是我每天必经之路。但比起整天闷在实验室里，几个小时的通勤显得也没那么漫长。
实习了几家互联网公司，我渐渐能勾勒一幅大厂不完全画像。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我第一天实习时大厂为员工配备的椅子：那是一把黑色的人体工学椅，工作间隙能倚在椅背上小憩——这是容许放松的姿态。
在学校实验室，每人只有约1.5米见方的工位，配备一把转椅，困了只能趴在实验台上眯一会儿，后来才换成人体工学椅。角落里有张行军床，那是给通宵做实验的同学准备的，没有人在上面午休。
实验室间歇性会有打卡要求，每周至少工作6天，这让大厂的工作节奏显得“人性化”。每周一，我总听到大厂的同事们交流探店、看电影、露营的周末心得，他们甚至能当着领导的面谈论这些“与工作无关”的消遣，这在实验室是难以想象的。
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吸引了我，我不想再做一个依照惯性前进的“小镇做题家”了。
“博转硕”前后的校园卡
“小镇做题家”
我确实是个“小镇做题家”，可能是非典型的。
1998年，我出生在湖北黄石一个城镇普通家庭。和大多数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对专业方向并不了解，只对照体面的职业，建议我高考志愿填报数学专业。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专业是心理学，但由于分数肯定够不着，我在家人建议下，来到某211大学的农业类专业。
这算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在一些统计中能排名全国前三，属于国家重点学科。但开学第一课，讲台前的老师发起一项统计：“第一志愿选择本专业的，请举手。”台下百余位新生，举手者寥寥，我是其中之一。
本科时，学校就开设了理论课和实验课。虽然我进过实验室参与过一些项目，但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科研训练，只能说“看个新鲜”。学校也安排了野外基地考察，学生们到郊外的渔场，布网、收网，一捞几千斤。
早在大一时，我就下定决心保研，刷绩点成为大学四年的主线任务。为数不多的课余时间，我都留给了心理学双学位、创新性选修课和社团，几乎没有时间考虑未来的实习、就业方向。大三时，我在年级中排名前1%。那时的我以为，保研稳了就够了。
其实我们大学也有“非做题家”。有位同学经常缺课，在外做了好几份实习，当时的我还不理解他。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也有过几段实习经历，甚至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行业，也许会有一个更清晰的未来职业规划。
很快来到保研季，我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在面试中，我表现得“很擅长科研”，面试官的每一个问题也基本答上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一个伪装。
就这样，没发过一篇文章、没有科研经验的我，来到了北大。
可能很多“小镇做题家”和我一样，对“做题”有种路径依赖。我身边也有很多硕博生抱着“来都来了”的态度升学、做科研，但开始读博后才发现，只有真正热爱科研、享受读博这个过程的人，才是真正适合做科研的人。可惜我不是。
二十出头的我还没有意识到，其实人生不是只有保研这一条路，也不是只有读博这一条路。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证书
没有回头路
从流程上看，“博转硕”简单得超乎想象，只要递交一份导师签字的书面材料。
但终于下定决心后，我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导师、家人摊牌。
在我做第一份实习时，我跟导师交流过转硕士的想法。当时，导师建议我再坚持试试，还说我的科研进展还不错。当她看到我转硕士的决心，也就不再挽留了。后来，她又要求我毕业前在实验室干活，我没有答应。
至于家人那关，决定转硕的那段时间，妈妈一遍遍在电话里劝我“再熬一熬”：只要拿到博士学位，就有好的收入、好的地位。我只能一遍遍告诉她，那些都是她的想象，即使有了博士学位，也不一定有好的收入、好的地位。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育要学会吃苦，凡事熬过去就好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在责怪自己，为什么要畏惧读博过程的“苦”，怎么就不能熬个几年呢？
我知道，如果按照“小镇做题家”的惯性，再熬几年，也许能把博士学位读下来。但如果读博对我来说是一个最优解，为什么要用“熬”这个字来形容它？我意识到，对抗焦虑最好的办法，不是加倍努力狠狠拼命，而是不断探索，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说服家人很难，但我必须对自己负责。经过几个月的“辩论”，妈妈也觉得说不过我，只好让步，“那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自己开心就好”。
2023年9月，我向学校教务处递交了博士转硕士的申请。因为申请书的理由过于简略，第一次递交被驳回了；在第二份申请中，我写下“由于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不足以支撑博士学业……”，这才顺利通过。
一个月后，国庆假期结束，我从老家回到学校。进校门时，我用了3年的校园卡和人脸识别失效了，需要重新登记硕士生的学号来办理校园卡。
此前一段时间，我总把读博当成实习、找工作的退路，想着如果秋招不顺利，至少还能回来继续学业。直到刷卡进不去校门时，我才意识到“博转硕”没有回头路了。
转硕申请被批准后，我深深松了一口气。
生活还在按部就班继续。在写毕业论文、硕士论文答辩、投简历找工作之余，我第一次发现北京的秋天这么美。这一次，我不再因科研以外的放松而自责愧疚，终于能好好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在北京citywalk
与自己和解
2023年的秋招，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读博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出路大多类似：在高校做博后、进入医药企业、做中学老师。一位师兄告诉我，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某医药企业给北大生命科学博士只开出年包20余万元的“白菜价”。
因为积累了几段大厂的实习经历，我在秋招时期收获了多个薪资待遇不错的offer，也决定硕士毕业后入职杭州某大厂。
有同学劝我，这时候进大厂，可能会进入另一个“天坑”。
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才从一个“天坑”出来，再进一个又如何呢？大厂节奏快、工作时间长，甚至有裁员风险，但谁能保证进国企、生物公司不会遇到这些情况？进大厂至少能干到35岁，10年后钱也赚够了，即使被裁员还有“n+1”，不是现在要担心的事情。如果留下读博，结果很可能是做五六年科研，不一定能发出文章，日薪还只有一百多块。
今年1月，我顺利从北大硕士毕业。回想过去三年半的“博转硕”之路，我庆幸自己跳出了“来都来了”的惯性，开始独立思考，以及接受自己的平凡。读博和工作一样是围城，只有不再把“放弃”当作是“逃避”时，才能真正作出不后悔的选择。
我会记得学生时代的最后一课——与自己和解。
（本文陆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