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距离大洋彼岸最高首脑的选举日只剩不到几天的时间，目前看来，此次大选可谓是有史以来选情最为焦灼的一届，不仅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高度关注，还让以往对此不屑表达立场的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抛头露面、公开站队，小到网红明星、记者作家，大到世界首富、跨国企业。

比如知名歌星泰勒·斯威夫特就曾于社交平台上发帖支持现任大洋彼岸副总统、本届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豪掷5000万美元支持哈里斯参选；更有多达82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写信公开支持哈里斯。

再看另一边，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代表硅谷的技术精英们，不仅亲自出席“红象”一方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集会，还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开展竞选造势活动，每天选出一位请愿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选民作为幸运儿，送上100万美元的大礼，相当于中乐透一般，虽然此举涉嫌贿赂选民之罪名，但是当前的马斯克显然顾不上那么多了。

由于大洋彼岸实行的是选举人团制度，50个州基于人口数量拥有选举人票，再基于各个州的普选票数，只要有一方超过另一方，则拿下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

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拥有54张选举人票，而得克萨斯州拥有40张选举人票：前者的普选票数是“蓝驴”多于“红象”，则“蓝驴”拿下该州拢共54张选举人票；后者的普选票数是“红象”多于“蓝驴”，则“红象”拿下该州拢共40张选举人票。

如此一来，加州是“蓝驴”稳定的“票仓”，得州则是“红象”稳定的“票仓”。

由于两党候选人各自拥有稳定“票仓”的州，经过统计，“蓝驴”阵营即以哈里斯和沃尔兹为首的候选内阁拥有226张来自稳定票仓州的选举人票，而“红象”阵营即以特朗普和万斯为首的候选内阁则稳定拥有219张选举人票。

众所周知，事关大洋彼岸最高首脑及行政内阁的选举，最看中的就是关键摇摆州的选举人票，其等的归属情况如何。

目前为止，关键摇摆州有七个，根据选举人票数从大到小依次排序如下：宾夕法尼亚（19票）、北卡罗来纳（16票）、佐治亚（16票）、密歇根（15票）、亚利桑那（11票）、威斯康星（10票）、内华达（6票）。

依当前来看，哈里斯拿下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以及威斯康星这三个州拢共44张选举人票数的可能性比较大，虽然与特朗普在普选票数上只相差上万票乃至几千票，但根据“赢家通吃”的规则，结果也是哈里斯获胜。

而特朗普则是拿下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这两个南方州拢共32张选举人票数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这里的“红脖子”势力更大。

剩下亚利桑那和内华达这两个州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哈里斯只要拿下其中一个就能超过270张选举人票，从而实现稳赢。

至于特朗普，要么把这两个州拿下，要么将哈里斯有望争夺的州“翻红”。目前看来，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仍存在“翻红”的可能性。

所以说，不到最后一刻，大洋彼岸最高首脑选举的结果就会一直存在变数。

孰胜孰负，唯有等到选举日当天才能揭晓。

然而，身为国人，我们很清楚：

不管大洋彼岸哪方唱罢、哪方登场，均不利于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发展。

倘若卡马拉·哈里斯代表“蓝驴”入主白宫，则确保了拜登内阁对内及对外经济政策的延续性，同时也确保了美联储对待联邦主权基金利率调节方面的自主性。

由于2017年以来，特朗普和拜登执政期间，对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进行过重塑和改变，致使大洋彼岸内部的就业结构和经济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来，实现了中低端制造产业供应链的区域性多元化；

二来，由于其与最大的竞争对手产生实质性脱钩，实现了资本利益的分散化。

而作用于失业率和通胀率等数据方面则有所改善，使得美联储可以维持高利率，不受萨姆规则所掣肘。

此举将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始终将美元资金的流动性锁在其国内，使其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一直保持充裕。

拜登内阁采取财政支出扩张或利用政府赤字，以构成对新兴或高技术产业进行实质性现金流补贴的方式，从而增强国家整体的实力，以及产业主导的竞争力。

哈里斯极大概率承接这一方式，对该政策予以支持。

若按照疫情前联邦政府的财政运作模式，随着财政赤字的扩大，其必将受到来自国会的监督，以及实际经济衰退的惩罚所约束。

另外，受制于美债利息偿还的规模有所扩大，这套补贴模式于长期而言不可持续。

然而，疫情及其后的纾困政策彻底印证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是揭示了财政赤字并非不可为之，而是其创造出来的流动性应该注入到哪个方向的问题。

在吸取了过往历次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教训后，其总结出唯有向市场经济交易的中坚力量，也就是广大居民和中小微企业注入流动性，才能够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只因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孱弱，需在危机时刻重点化解他们的流动性难题。

而尽管采取财政赤字的方式涉嫌劫富济贫，却得益于其社会主流乃是中产阶层群体，普遍认为政府的合理性乃是保障困难群众的生存权利，甚至还对此构建了相关的福利制度。

即使诸如支持特朗普主义的“红脖子”们反对这种福利扩张，并大肆宣扬该嫌疑违背了经济规律，不可否认的是其等成为不了舆论主流，同时也违背了现代化法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而客观事实是自疫情后，联邦政府的财税系统已经做出了重大调整。

倘若特朗普再次上台，必将又一次破坏现代人类文明史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符合正向演进的财税模式。

除了财税模式的演化及改变以外，美联储对利率调节的自主权的增加，以及全美经济形势对外依赖程度的下降，大概率仍能维持高利率、高利息的态势至少一到两年的时间，这无疑给予下一届内阁一出极强的“杀手锏”，或掌握一张对华博弈的“王炸”牌。

众所周知，量化宽松（QE）作为一种应急方法或手段，其仅于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爆发的危机时刻才会被经济学界或政治界允许使用，但普遍认为其不可持续，否则会带来诸如货币贬值、资产缩水等短期内即可显现的巨大灾难。

所以，发达国家或地区均将量化宽松视为应急之用，也就是非常规化的手段。

即使如疫情期间，大洋彼岸实施无限制量化宽松，也只是打破数量上的限制，以及不自设规模上限。

一旦达成救市目的，便及时停止QE，不让它演变为常态化的措施。

纵观欧洲和日本亦是如此。

历史上欧洲只动用过两次QE，一次是为解决欧债危机，另一次就是俄乌冲突后为应对与俄能源方面的脱钩，两次的持续时间最长只有两年。

日本则动用过三次，第一次于2000年互联网投资泡沫破灭后，第二次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第三次于2012年安倍上台后，准确来说是为应对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用于后续的救灾和恢复经济增长，持续时间也不超过两年。

欧洲和日本作为由大洋彼岸主导的全球化金融体系内的重度参与者，却也是不必担忧权责对等的成员，其等有恃无恐所采取的更多是零利率乃至负利率，也就是把利率下调至零附近乃至以下的负值区间，或是直接针对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行控制，以确保主权信用不受利率影响的货币政策。

具体做法是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以便对资本市场进行购入资产的行为，而财务省增发国债规模，并使市场投资者的流动性被锁定在国债交易的收益时限内，以此稳定主权信用及其大类资产的价值。

欧盟和日本采取以上两个做法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尤其是日本，为了延续以上做法，其宏观负债率早就超过了300%，其中政府负债率高达200%以上，令人望而生畏。

但是，作为全球化金融体系的主导者以及效益最大化者，大洋彼岸既不能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政策，也不能控制国债收益率曲线：

一来，全世界的资产价值拿其国债做锚定；

二来，其基金利率关乎全世界资产收益的涨跌。

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金融系统，要求大洋彼岸必须有所作为，那就是保持严厉的自控性。

原本与大洋彼岸同为过往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的支柱型力量或区域性核心力量之一、国际制造产业分工协作供求价值链中最关键的供给端、被誉为“世界工厂”的我国，需要承担对金融体系和风控系统实行自律行为的责任，也就是不大搞现代货币理论（MMT）那套劳什子的玩意儿。

然而，由于其本身实行资本出入境投资管理限制、结售汇制度，其境内资产交易与海外资本市场隔绝开来，相当于建立起了一堵“防火墙”。

虽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可以起到防范外部风险溢入的积极作用，但如今随着其现代化经济及法治社会的发展日益加速，“防火墙”反倒使其金融资产价值投资基数始终不足，遂无法形成国际主流资金对其赋予交易或流通的价值基本面，严重阻碍了我国金融化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及2015年楼市下行致使经济基本面出现增长放缓以来，我国便开启了定向量化宽松。

早期乃是学习大洋彼岸应对危机时创设金融结构性工具的手段，以释放流动性为主，后期则干脆将QE的应急性改为常态化的施政手段。

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采取QE所不同的是，我们不仅将其常态化了，还从全面性的投放改为局部性的、定向地精准投放流动性。

例如2015年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SL）这一项金融工具，仅供于楼市，尤其是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项目；而今年九月创设的股票回购或增持专项再贷款，尽管上面不会承认，其本质上也属于定向QE常态化。

倘若大国间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基于当前国力的各方面博弈，也就是2018年特朗普内阁没有对华开展经贸摩擦及后续的一系列行动，两国仍处于交往的“蜜月期”，从而使过往全球化体系的利益得以延续，则大洋彼岸不可能也不可以效仿我国这般，将QE定向投放且常态化进行操作，却也对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就经贸方面展开基于自身禀赋要素的竞争，造成趋于非公平、非公正之态势的不良后果。

可惜的是，这世上并没有“如果”。

以上这些设想于现实中均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而我国过往将QE定向且常态化的举措，以及效果不错的事后反馈，如今给予了大洋彼岸极大的动力和信心，欲要效仿这一举措。

可想而知，若其实行定向QE常态化，按照过往的所有方面来说，肯定是行不通的。

但今时早已不同往日，除了前面铺垫好的美联储对待利率调节的自主性得以保障，从而维持高息态势，以及全球化利益早已被重塑以外，大洋彼岸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全球化体系的塑造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其实行定向QE常态化的举措非但成为可能，其副作用反而没有人们设想的那么大，甚至还会产生利远大于弊的效果。

综上分析，我认为大洋彼岸实施定向QE常态化的影响如下：

首先，对于大洋彼岸自身而言，短期内会稀释美元作为主权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其次，于中长期而言，会稀释美债所需偿还的利息规模，而这无疑是最大的好处；

再来，以美元计价的大类资产，其等的价值会呈现出结构性分化的特征。

定向放水的行业或领域，其等的价值和财富会越发上涨，反之，没有受到定向QE恩惠的行业或领域，其等的价值和财富规模则会越发缩水。

对于上述影响，大洋彼岸只需做到以下两点要求即可：

一是使美元在当今的信用货币体系下保持相对优势；

二是强化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以及对全球制造产业供应链的控制。

倘若哈里斯上台，以上两点要求就都能做到；但如果是特朗普上台，则定向QE常态化这张“王炸”牌很有可能会变成废牌，或将QE释放的流动性往传统能源领域倾斜。

然而，除了重塑全球化秩序，以及确保经济形势不受外部影响之外，还务必将QE释放出来的流动性精准注入到往后足以产生市场经济规模效应且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

目前看来，唯有诸如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纳米材料、数字孪生等少数几个快要抵达“技术奇点”的科创领域，才能成为净投资回报率最大的项目。

将上述政策作为竞选纲领的势力乃是以哈里斯和沃尔兹为首的“蓝驴”候选内阁，而不是“红象”的特朗普和万斯。

也就是说，只有哈里斯一方入主白宫，定向QE常态化这张“王炸”牌才会有用武之地，并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用。

假若大洋彼岸真的要实施定向QE常态化这张“王炸”牌，则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以下三点影响：

第一，外资和外商投资持续下降，不仅直接破坏其制造业出口的经贸发展模式，还阻断了其往后发展服务业出口贸易的机会，此现象使邻国（印度）受益最大化。

第二，使我方被迫陷入全面QE常态化的泥潭，不断通过国债融资以修复经济基本面和社会部门的债务基本面，同时还得应对未富先老的人口基本面，加剧走上日本发展老路的风险，以及徒增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

第三，大洋彼岸寻求对华脱钩，本质上是反向效仿我方的经济内循环战略，将除我国大陆以外的全球化市场变成其经济内循环的势力范围，而这也是其实施定向QE常态化拥有可行性的重要前提条件。

如此一来，其不仅会长期打压我方主权资产的价值，即不赋予流动性及资本市场交易方面的权威认可，还会阻碍我方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现代化体制改革，从而进一步削弱我方整体制度方面改革的积极性，以及严重影响到产业企业出海以布局全球化的行动力，甚至还会与世界主流且前沿的科研领域及技术标准体系完全脱钩，形成全方位的不利影响。

话说，为何大洋彼岸对华经济发动定向QE常态化这致命的一击会产生效果？

我认为，原因在于前者对后者具有如下三个几乎压倒性的优势：

第一，论各自势力范围的市场优质资源规模，美大于华。

第二，论各自现代化法治制度对市场经济的效率影响积极与否及程度几何，美高于华。

第三，论各自制度对人类个体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及形成的正面效果如何，也就是从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的制度经济学，以及米塞斯-熊彼特提出的商业技术创新周期理论的角度去看，美优于华。

总的来说，大洋彼岸实施定向QE常态化的举措对我国经济而言，不仅是致命一击，会对过往我们救市的效果造成功亏一篑的物理伤害，还使得我国于经济方面的所有变革沦为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修正自己的试验牺牲品。

而后者属于魔法伤害，一旦实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得不加以警惕。

话说回来，如何应对“大洋彼岸于大选后欲要对我们的经济基本面发动致命一击”这一危机？

在整体战略层面上，我们均处于劣势方，目前为止暂时没有与其硬碰硬的办法，唯二于战术层面上能做的就是改善上文所提到的咱们与大洋彼岸之间的后两个劣势，极力消除“马拉凯”于整个社会的消极影响，以及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力度，坚持走市场经济现代化、法治化制度的道路。

除此之外，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化解地方债务，而是充分利用国债融资的制度性优势，以做到上述战术层面的行动方案。

然而，我们依旧寻求旧有发展模式和路径依赖，将诸如10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的行动与否这类事情寄托于大洋彼岸哪一方的势力入主权力中心，丧失了主观能动性无异于让其他势力拥有治外法权，何等的奇耻大辱不言自明。

最在最后

综上所述，大洋彼岸对华拥有一张“王炸”牌，那就是定向QE常态化，为此不惜与我国于全球化秩序开展实质性脱钩，还将其势力范围内诸如金融、资本、商品等市场经济体系打造成内循环的版本，甚至将QE释放出来的资金流动性源源不断地注入到足以形成经济规模效应并使各方利益最大化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以此对我国经济基本面造成致命一击，使得我方于过往所采取的几乎所有的救市举措恐将功亏一篑。

总之，我们必须对大洋彼岸于最高首脑选举之后使用这张“王炸”牌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万全之策加以应对，坚决守护好这些来之不易的救市成果。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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