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山头”，毛主席曾说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

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我们领导革命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山头基本无法避免。而在抗日及解放战争中，华东地区的“山头”可谓是最多的，曾出现过多次争执，让参谋长陈士榘都忍不住感慨彼此之间存在隔阂。

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别说打胜仗了，光是内耗都会让部队瓦解。幸好，毛主席及时作出调整，让局势瞬间往好的发展方向。

说起来华野“山头”多的源头，主要在于党组织在山东发展得太坎坷了，先后有好几股力量涉足，因此情况就特别复杂。

最早在1921年，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联合创立了山东的首个党组织，同时他们二人也是“一大”代表。

可惜，当时反动派和日寇都将目光放在山东，导致我山东省委屡屡遭到破坏，庆幸当地百姓有极高的爱国热情，每次还是拥护着省委进行重建。

并且在高压的环境下，山东人民依然掀起了阳谷坡里、苍山、胶东等多次起义暴动。明知可能会失败，仍有勇士前赴后继，可见山东的群众基础有多好！

1936年，中共北方局命黎玉前往山东，去重建屡遭破坏的省委机关，并伺机发展革命武装。

这项任务非常艰巨，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都在陕北，南方多省也有规模不一的游击队，只是都相距山东太远，这就注定黎玉得不到外界支援。

好在黎玉工作能力很强，他非常善于发动群众，硬是让他把农民武装给拉起来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匆忙撤退，导致多个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土匪、溃兵、日寇等等各方势力交织，百姓苦不堪言。

黎玉明白，这种时候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于是，山东省委接连领导了多次起义，陆续开辟胶东、鲁中、鲁西、湖西、鲁南等小规模抗日根据地。

这些根据地的成立不仅保障了百姓的生活安全，也让我党在山东的势力愈发扩大。

到1938年4月黎玉回延安汇报工作时，山东省委已拥有25个团、2万余人的正规军事力量，另还有1万多民兵。

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让毛主席非常高兴，立即指示将这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支队（后改成八路军山东纵队），打出共产党的旗号来。

同时，主席认为山东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在这里建立起牢固的统治，就能形成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三大战略区相互依托之势，进退有据。

因此，毛主席决定派主力115师前往。同年11月，中央让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部开赴山东，麾下多支部队陆续挺进。

12月，在中央的指示下，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改编为山东纵队，从延安新调过去的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委。

1939年3月，陈光、罗帅率师部抵鲁，此时115师在山东的兵力有8千多人，但地方武装山东纵队已高达4万多人，呈强枝弱干的局面。

且这两支部队互不统属，都是直接归总部领导，这就带来很多麻烦。时任115师参谋长的陈士榘在回忆录里就说过：

“115师作为外面来的部队，到达以后占据了根据地的繁华县城，山东地方武装有些不大服气，他们觉得是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根据地，被别人坐享胜利果实；

而115师的一些官兵认为自己是主力部队，理应得到地方武装的协助，自己应该拉第一把小提琴。两支部队由此产生了一些隔阂。”

中央敏锐地察觉到，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隐隐形成两个中心，长此以往，对发展很不利。

为解决该问题，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组建第一纵队，由徐向前担任司令员、朱瑞担任政委，统一指挥115师和山东纵队。

那时山东可谓一团乱麻，除了115师、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纵队这三个部队番号外，上面还有两个机关：山东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朱瑞担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郭洪涛担任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他们二人又都在对方的机关担任委员。

这要是两个机关给下面部队发出不同指示，接命令的人一个头两个大。

好在山东还有一个威望超群的人——徐向前，作为红军时期的四方面军总指挥，他军事能力强、地位极高，众人都佩服。

所以那时山东工作基本都以他为主，连国民党都称呼山东八路军为“徐向前部”。

徐帅也确实有能力，他认真分析当地的局势：山东属于鲁苏战区管辖，战区司令是于学忠，这位是东北军旧部，麾下有正规部队51军和57军，不会为难八路军；

战区副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是沈鸿烈，手里有一支部队实力不强的新四师，但沈鸿烈是政客，经常扣发停发八路军的军饷补给；

保安司令是秦启荣，此人极端反动，有句评价“死在秦启荣手上的抗日军民比日本军队要多得多”可看出他的作风。

徐帅针对三人的特点制定政策：拉拢于学忠，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

于学忠本来对八路军的感情就很矛盾，他也知道国民党在后头针对八路军做得太过分，徐向前以此来问责后，于学忠叹口气表示中立，八路军基本上就不会有灭顶之灾了。

沈鸿烈虽然仇视八路军，但他手里没兵，徐向前让各部继续发展，他也无可奈何。至于秦启荣，八路军只要遇到他就进攻，将他的力量越打越小，威胁也随之减弱。

一套组合拳下来，我党的发挥空间就大了。本来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徐帅在1940年6月1日与朱瑞、黎玉联名致电中共，建议115师归八路军第一纵队建制。

改由徐向前为115师师长，陈光为副师长，罗荣桓为政委。不久，徐帅奉命回延安筹备七大，后七大即便延期，他也没能再回山东。

徐帅的离开，让山东部队再次分散，时任山东分局书记和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朱瑞就成山东的最高领导，可朱瑞跟115师还是搞不来。

1940年9月的桃峪高干会议，朱瑞严厉批评115师，说“工作除卫生外无甚进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使罗帅、陈光非常难堪。

此事标志着山东内部矛盾公开化，中央为解决这个问题，尝试让朱瑞负责组织工作，罗荣桓负责军事工作，但还是没能彻底化解。

最终毛主席点名罗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师长兼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实行一元化领导，情况才好转。

到抗战结束，山东发展出八个主力师、16个警备旅和独立旅，实力在众多根据地中名列前茅。后来主席称赞：就用了一个罗荣桓，整个山东的棋就盘活了，全国也被盘活了。

但这团结也仅限于抗战末期那几年，日本投降后，罗帅带领主力去东北，不过也有一部分留在山东。

而原新四军的陈毅、原晋察冀的宋时轮等空降过来，叶飞、赖传珠纵队因东北战局变化，被迫留在山东作战，又是一轮新的磨合。

解放战争之初，陈毅指挥部队六战五败，被众多原山东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质疑；叶赖纵队也不适应山东的环境，闹着要去东北或回苏中，情况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毛主席再度进行人事调动，让善于指挥作战的粟裕率部与山东会合，军事由粟裕来指挥。鉴于粟裕资历较浅，就由陈老总坐镇负责其他领导工作。

有这番调整后，华东局势才慢慢变好，接连打出鲁南、莱芜、孟良崮等一系列大胜，陈粟也成了解放战争中的黄金搭档。不得不说毛主席用人还是非常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