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随着部队的持续壮大，八路军129师进行了大扩编，一次性扩编出9个旅，分别为新1旅至新9旅。

在这九名旅长中，有三位建国前牺牲，两位被授上将（杨得志、韩先楚），两位被授中将（韦杰、徐深吉），还有两位仅为大校（尹先炳、张维翰）。

其实按照常理，八路军的旅长在1955年要评将官并不难，只是两位大校当时身上都牵扯了一些事。

尹先炳是刘邓大军的主力战将，在朝鲜闹出桃色事件，影响非常不好，因而被撤去军长职务、级别降为准军级、军衔由中将改成大校。

张维翰就比较冤了，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罗列三条“罪名”，定为军中“大老虎”，差点被开除党籍。是北京军区要求重新调查，才让他有获得军衔的机会。

说起来张维翰的人生非常传奇，他哥哥是国民党军阀，他本人也曾在国军之中很有权势。

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张维翰看出谁才是真正为国为民，就果断带着麾下八个团都投向了八路军，实属大功一件。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张维翰曾遭遇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很多人依然尊敬他。在他病逝时，有上百名将军前来送行，也是一大殊荣啊。

张维翰1906年出生于河北邯郸，家中五个兄弟，他排在第四。

二哥张维玺很有志气，清末报考东北武备学堂，毕业后成为北洋陆军20镇40协80标3营下的排长，而3营营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

此后张维玺跟着冯，从小军官做起，一路升至第六方面军总指挥、第17路军总指挥等职，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

因为二哥的发迹，张维翰9岁时前往北京进入第16混成旅军官子弟学校学习（后改名为育德中学）。

在这里，张维翰与同学彭雪枫结下深厚的友谊，包括后来在开封政训学院和北平民国大学，两人关系都极好。

在彭雪枫的影响下，张维翰思想也变得进步，哥哥曾托关系安排他去牟平县当县长，但他看不惯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41天后就辞职不干了。

这时的张维翰一腔热血，希望能够改变这个国家。九一八事变后，张维翰在济南成立北平民国大学同学会，不断吸纳进步人士、开展爱国运动。

1936年，日寇侵华的脚步加快，张维翰便投身在山东省第六专区保安司令范筑先麾下，成为范的秘书。

后来张维翰还娶了范筑先的侄女范书瑜为妻，关系更加紧密，逐渐地，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引起了老同学彭雪枫的注意。

1937年5月，彭雪枫邀请他到北京一叙，在交流的过程中，彭雪枫发现张维翰对共产党有着倾慕之情，便顺势提出自己可以帮忙介绍入党，张维翰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张维翰开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事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军阀韩复渠为保存实力，多次不战而退，使山东大量领土沦丧。

范筑先坚决不随从这种行为，表示要以己身保卫国土，张维翰随即配合他一起整编部队，在山东29个县都建立起抗日武装，准备跟日寇血战到底。

这个过程中，张维翰也在努力培养党员，有数十位骨干在他影响下信仰共产主义，为后来鲁西北根据地的建立、巩固打下好基础。

1938年11月，范筑先在聊城牺牲，举国为之悲痛。张维翰因深得范筑先信任，又是范筑先的侄女婿，因而被拥立为新的司令长官，继续率部在鲁西北抵抗日寇。

当时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为拉拢张维翰，专门派人送来少将师长的委任状，但张维翰看不惯国民党的做派，毅然选择拒绝。

不久，张维翰带着8个团加入八路军，成了一支共产党武装，为纪念范筑先，他对外宣称己部是129师筑先纵队。

之后张维翰率领筑先纵队在鲁西北艰苦奋战，直到鲁西行署先遣纵队赶来会师，两部合并为129师新8旅。

这个新8旅阵容非常豪华，首任旅、团级干部，除了张维翰是大校外，其他参与授衔的人都是将官。（副旅长王近山中将；参谋长高厚良、22团团长田厚义、23团政委李大清都是少将）

张维翰无论是跟同时期的其他旅长比，还是跟自己这个旅的其他干部比，军衔都远远落后，也是令人唏嘘。

为何会如此呢？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他后续建立的战功较少，1943年张维翰奉命回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十六支队学习，没有参与抗日后两年的战事。

解放战争他也主要在后方工作，未曾到一线领军，1948年3月时才担任冀南三地委武装部长、1949年8月才担任邯郸军分区司令员，这个晋升速度，已远远落后于昔日的部下。

二是建国初期张维翰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大老虎”。因为二哥张维玺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有人就谣传张家是邯郸的“四大家族”。

随后针对张维翰的污蔑也来了，说他出身官宦人家，是靠政治投机上位、对社会主义事业多有破坏。没多久，张维翰被逮捕，跟张青山、刘子善关在一个监狱。

河北省军区将张维翰关押年余，为他列出了三项罪名：一是政治上麻痹，放纵反革命分子；二是曾用19万发子弹换取百姓粮食；三是铺张浪费旧币970万元（合新币970元）。

最初省军区还打算直接将张维翰开除军籍、党籍，不过北京军区觉得这个处分太重，要求河北省军区重新调查。

经过漫长的审问走访，最终省军区将张维翰的处分改为“撤销党内职务、行政级别降低两级”，在1955年，张维翰身上带着这些定性，因而导致影响了军衔。

否则，按照他带队投向革命的贡献，应该还是能被照顾授予将官的。在重新分配工作时，许多同志都劝他把“官司”弄清后再上任，这样职务能相应提高不少。

但张维翰说:“我这一生对得起革命，问心无愧，我得先去工作，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对我作公正结论。”

后来张维翰担任过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副校长、国家体委陆上运动司司长等职，1963年7月就早早离休。

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张维翰热情不减，当时各地都在编录革命的发展历程，可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资料少之又少。张维翰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着手记录。

他将自己和范筑先等人开辟鲁西北根据地的经过写了下来，共计20余万字。此作完成后，张维翰取名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介》，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填补了该区域革命史的空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恢复他的名誉，1979年10月11日，张维翰病故于北京，享年73岁。

虽然他的职务和军衔都不算突出，但大家都知道他的劳苦功高，许多老战友、包括李聚奎在内的上百位将军都不远万里赶到北京参加追悼会。

129师的老领导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等人也有出席并送了花圈，张维翰的最后一程，也是非常荣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