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作者：苑大钧口述，任方明整理
三、几个案子的回忆
(一)张培植案
我与张培植早先并不认识。当时他在保定西大街路南开了一个“化真”照相馆，有时我去照相或闲逛，才与他有所接触。那时，我已参加了日伪特高系组织。张培植可能已知道了我的身份，只要我一进照相馆的门，他就故意对伙计们高喊，“苑先生来了，赶快泡茶，给苑先生照好点，”
一天上午，我去把兄弟袁笠坡家闲坐，恰好张培植也在，袁向我介绍说，“这位张先生是我的把兄弟，你俩之间虽没换过帖，由我牵线，自然也就成了把兄弟，今天就算三结义,今后,咱哥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听后忙端起一杯茶说，“请培植大哥饮小弟这杯清茶，日后望大哥多多关照。”他起身将茶水接过去，连声说，“既然是结拜兄弟，就是一家人，称我为大哥受之有愧，但我张培植今后决不慢待二位兄弟!”
1939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到笠坡家，他将我拉到里间屋坐下:“三弟还不知道吧? 培植大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并将张培植向抗日根据地转移协生印书局设备被宪兵队扣押事，略述一遍，叫我无论如何设法营救。我见事情紧急，就起身告辞了。
我利用在日本警察署特高系的方便条件，很快查到了张培植的下落，知他被关押在西大街路北宪兵队内，而且知道他拒不承认将印刷设备运往抗日根据地，只说运天津卖掉。我又探知经手此案的是宪兵队李翻译官（朝鲜人)。因宪兵队与警察署是两个系统，上司有严格规定:不准超越系统转调案子。我与承办此案的李翻译官又只是一般认识，交情不深。急得我只好连夜来找笠坡商量。
我将打听到的情况向他说了之后，只见他高兴地一拍大腿道，“有了，宪兵队对门真素斋糕点铺的掌柜金冠青与李翻译官私交很深，俩人经常在一起喝酒，金与我又吃喝不分，咱找他去!
第二天上午十点，在真素斋糕点铺，笠坡和金冠青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李翻译官赴宴。席间，金冠青将笠坡介绍给李，同时，转弯抹角的提出了张培植被抓一事。金说，“李翻译官待人热诚慷慨，是位难得的好朋友。而培植从小和我一起长大，亲如兄弟。他既非八路也不是共产党，只是个老实的买卖人，我们仨人都尊称他为兄长，请李翻译官高抬贵手。”李翻译官说;“你们三位可能不清楚，张是被人指控共产党才抓的，已经过了两次堂什么也不招。准备对他用刑。再说，这么重的政治案子你们三位敢担保?”我们齐声说敢担保他是好人。最后李说，“张培植何许人，我不清楚，只听说他买卖很大，赚钱很多，如果他真不是共产党，我倒愿意为朋友帮忙。不过，我还得去说服宪兵队长，明天上午十点在这儿给你们回话。”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和笠坡赶到金家。不到十点，李翻译官来了。他说宪兵队长不同意取保释放，他费了很多口舌才将其说服。金冠青一听立即取来纸墨，我、金冠青和袁笠坡三人签字做保，还给了李一大叠钞票。
下午四时，张培植高兴地来到袁笠坡家，见面就说，“多谢两位兄弟!”寒喧过后张又说:“日本人早就注意我了，他们一直在怀疑我通共产党，苦于抓不到证据。这次我向外运印刷设备，陈雷（又名陈雨田，日伪汉奸)想在日本人面前邀功请赏，但是，我死不承认通共他们也无法子定案，加上你们哥俩和金掌柜向李翻译官使了钱，所以才活着出来。”
这个陈雷是培植的股东之一，平日与我和笠坡称兄道弟，想不到却干出这伤天害理之事。培植却说;“陈是股东之，但对整个经营活动毫不关心，一味总想多提红利，甚至坐吃其他股东。平日花天酒地，经常不记帐从会计处取钱用，引起其他股东不满。我出面劝他多次无效，只好对出纳会计作了规定：他取小宗款项不记帐一律不付给，取用大家款项时，必须通过股东联名同意，否则，既使记帐也不能付款。从此，他暗中恨上了我，引出了告密一事。”
半个多月后，日本警察署派我和另外两个人到石家庄出差。陈雷继续咬住培植不放，并再次告密。培植于1939年5月末被保定日本桑木部队特务队抓捕，不久被杀害于东关。培植死后第四天，我从石家庄返回保定，对他的被杀非常悲痛。
(二)徐铭贤案
1939年5月，保定日本军特机关为保护和管理在定县的日侨、朝侨，决定由警察署派人组建定县分署。林田和俞炳观在特高系找我和韩兆琪谈话，指定我两人组成定县分署特高系，由我负责。
我们一行七人，带队的分署长是绵贯方雄，另外还有四名日本警察。定县分署直接归保定警察署管辖，当时设在定县西街路北一座砖房大院内。我和韩兆琪的特高系占据二层院内四间东房办公，绵贯和四名警察占据北房五间及西房四间办公。县政府派厨师为我们做饭，另有一名杂役负责院内卫生和传达。
县内街上有几个棉花店，掌柜多是保定人，我们经常来往。不久，我在一家棉花店的牌桌上认识了定县县长高砚然的干爹一一何玉泉，他牌瘾很大，经常拉我们打通宵。我通过他又结识了定县县长高砚然，他们也想通过我，打通和绵贯的关系。
一天深夜，我和韩兆琪在一家棉花店老板处打牌,突然有人敲门，我怕有意外，从腰间抽出手枪，韩兆琪也打开了枪保险。门开了，进来的原来是雷献珍和清苑县伪特务大队长田玉池。只见他俩神色慌张，气喘吁吁。我一看他俩脸色，料定出了事，赶紧将他俩让进里屋交谈。
原来他俩是为田玉池（保定西南郊大汲店村人)的表姐夫事而来。田的表姐夫叫徐铭贤，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部下的修械所所长，共产党员。1939年2月在日伪联合大讨伐中不幸被抓捕，关押在定县看守所。3 月，定县伪法庭判处他死刑，准备报伪省政府批准后处决。田玉池本不敢沾这件案子，但又拗不过其妻及表姐的哭闹，有人提醒他我在这里，于是，约上雷献珍连夜来找我想办法。
我听田的介绍后，也十分为难:“按理说兄弟相助责无旁贷。但是，共产党的案子却不敢插手。再说，这徐铭贤是共产党要犯，已判了死刑，弄不好救不出来，咱脑袋也得搬家。”
田玉池听完我的话就急了，跪在地上，好说歹说，我没办法，只得答应去试试。
我连夜到何玉泉家，把徐铭贤的事简单作了介绍，托他速找高砚然营救。并一再声称徐也是我的表姐夫。何听后拍着胸膛说:“姓徐的既然是你的远亲，也就是我的远亲。只要他押在咱县看守听就有办法。明早我去他家（指砚然)面谈。”辞了何玉泉回到棉花店，已是凌晨两点了。
第二天中午，何玉泉匆匆找到我说，“高砚然要见你，现在就去。”我们见到高砚然，他说;“此案十分棘手，徐铭贤虽然一口否定是共产党员，但已承认是修械所长。公开释放办不到，想来想去，唯一可以挽救的是叫他翻供，我组织人重新审判。只要他死死咬定是修械所工人，而不是所长,前案是屈打成招，我就有办法救他。”我听后点了点头，认为有道理。于是我们三人又就翻供的细节作了磋商。
下午四时，我提了两盒点心在何玉泉的陪同下，来到县政府后院的看守所死牢房(按规定判了死刑的人不准亲属探视)，凭着县长的特许证，径直走到关押徐铭贤的铁栏前。只见他已被钉上脚镣、带上手铐，衣服破烂，面黄肌瘦，身上还有伤。我和何故意大声训斥他：“你替八路军修枪炮打皇军，如今落个这样的下场，太不值得了。”
何这时扔给了狱警两包香烟叫他到过道去吸，我乘机贴近铁栏把点心递给徐说，“我是玉池的把兄弟，在县分署干事，玉池现住我处，我们准备救你出去。从明天开始，逢监狱点犯人时，你就大喊冤枉，说你本不是修械所长，而是普通工人，过去是屈打成招。再过堂时，你要亮出伤口，把过去的口供推翻，已安排人暗中帮助你。”他听后不住的点头，然后向我和何玉泉深深地鞠了一躬。
没过几天，县法庭重新过堂审理徐的案子，因高砚然事先已有布置，两天过了三堂就把原来定的案情推翻了。重新定案为：徐年青无知，为养家糊口才到八路军修械所当工人，属一般政治犯，判刑一年。我听后为徐保住一条命而高兴，但又怕夜长梦多，万一翻供问题重新暴露，就无法挽回了。我把担心告诉了何玉泉，于是，我俩又去找高砚然。
高听完我俩的来意后，把手一摊，十分为难的说:“做到这一步，我已担了很大风险，若要无罪开释，就得通过日本顾问，成不成还很难说。”何玉泉说，“找绵贯去试试，必要时由他向日本顾问打个招呼。”
于是我陪高砚然去找绵贯方雄。绵贯见县长携礼物亲自登门拜访，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对徐铭贤一案，他说县政府再调查一下，如果确实是好人（指不是共产党) 由县长看着办，顾问如果不同意，由他去说服。所谓调查，只不过由我和何玉泉向县法庭递交了一份证明材料而已。
三天后高通知我和何玉泉，具保徐铭贤出狱。徐受刑多次，有的伤还未愈，休质虚弱。我和何把他接到棉花店，叫老板派两名伙计护送他回了保定。
一个月后，田玉池带着徐铭贤到保定，曾到我家向我当面致谢。全国解放后，徐曾在华北军区修械所负责，在此期间，我们曾见过一面。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据说是随大军南下了。
(三) 特务大队长田玉池之死
田玉池，1905年3 月生于清苑县大汲店村一个农民之家。幼时家境贫寒，断断续续地念完了小学。年青时，游手好闲，曾结识了当地土匪头子韩子友(郭村人)。抗战初期，八路军一支小部队曾袭击过韩的土匪武装。他怕受牵联，约同本村好友到保定投奔了皇协军，团长是李俊杰，原是八路军地方武装的干部，郭村人，在潜入保定执行任务时被日伪抓捕，随后叛变投敌当了皇协军团长。
田到李部后,先当文书,后任副官。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对皇协军并不放心，他们一直怀疑李是假投降，故处处对李监视和控制。
1939年初，有人向日本宪兵队密告皇协军向八路军偷运武器。于是日军开来两辆大卡车，武装包围了皇协军团部，首先搜查办公室，然后清点武器弹药。最后将李俊杰和田玉池押到宪兵队审讯。因没查到证据，三天后又把他俩放了。
伪清苑县政府（现在的市政协院内) 成立特务大队（现在市档案馆) 时日特机关生怕他们不听使唤，除了将一部分皇协军骨干塞进队内外，还极力保荐田玉池任大队长。
田上任后，八路军曾多次派与满城八路军负责干部王兴华沾亲的范X和敌工人员王X与他秘密接触，劝他少作恶为自己留条后路。他表示自己吃日本人的饭，就得给日本人干，如果八路军有求于他时，那是看得起他，他也不会甩手不管。他救出徐铭贤后，受到八路军敌工人员的赞扬。后来他又将二儿子田庆祥托范X秘密送到满城抗日政权中去工作。事后他曾说，这是给自己将来找后路。
1939年冬天，八路军铁道游击队决定购置一架炮镜，并决定由敌工人员王x通知田玉池帮助购买。王把款项交给他后，他很快派人从天津买了回来，并由王x送交铁道游击队队长张树荣(张解放后曾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务委员，1972年病故)。张接到炮镜后，曾转交他一封档，表示谢意和鼓励。
1940年8月，他赴天津为特务大队购买短枪，临行前，他将此事透露给我敌工人员。枪械运回保定站后，敌工人员在他协助下将其中部分枪支秘密带过封锁线，运到了满城。不料，事隔半月后，他手下一名特务向宪兵队告发了此事。宪兵队长派军曹安永进行调查，发现从天津买枪数与实际收到数不一致，马上把他拘捕刑讯。宪兵队除了追问枪支以外，还逼问其它通共活动，他除了承认枪械之事以外，其余没有承认。
9 月13日晨，安永在刑讯他时，用大皮靴一脚踢中他的小腹部，他痛得当即晕死过去，宪兵以为他断了气，把他装入一只大麻袋中，扔到师范学校院内的大坑边上喂了狼狗。宪兵队在杀害田玉池的第三天，又将田手下一名小队长借口参与购枪案枪杀了。
(四)新民电影院被炸案
1939年末，我从定县患病后，请长假在家中休养。本想乘机脱离特务组织，没想到有个叫邢子明的找上门来，劝我去保定宪兵队的特高班。我到日宪兵队特高班后，认识了日本军曹小野宫男和翻译官金正元吉，并发现他俩与邢子明的关系特别密切。这时，先我一步离开日警察署特高系的雷献珍，在北京办了个《大东亚周刊》社，刊物内容多是替日本的侵略政策作辩护宣传，因而很受日本人的赏识。
1940年11月，我脱离了日宪兵队特高班，在双彩五道庙街租了几间民房，挂起了保定《周刊》分社的招牌，专门替雷献珍代销周刊。
1941年11月，邢子明召集股资，创办了保定第三家电影院——新民影院。当时另外的两家影院是：东大街日本人开的日本影院、城隍庙街中国人开的电影院。新民影院是利用贡院街路南的“三庆”戏院旧房改建的。总经理范捷三，邢子明是经理，史义清、韩在田是副经理。我因周刊分社赚钱太少，就关门停业转到新民电影院工作，范捷三叫我当营业主任。因影院负责人大都是日本特务，故开张那天，日本军特机关首脑和伪省政府的省长吴赞周等都出席了。
1942年正月十五晚上，新民电影院上演的片子叫《十三妹》。原来片长十四盘，越演片越短，最后到新民影院时还剩八盘。这晚看电影的大部分是日伪军警宪特人员，新民原计划末场夜十点半散场，但片子短，在十点钟就散了场。
散场后，小商贩们帮助打扫卫生，其中有个小贩叫马X X ，在扫地时，发现中排木椅下有个笔筒状铁物，他提起来后看不懂是什么东西，以为是观众失落的物品，他将此物提到办公室来。当时总经理范捷三及副经理和其他股东正在办公室内喝茶聊天，我在另一端桌上忙着结算一天的账目，只听范捷二对马X x 说:“你放在桌上出去吧。”
这时，股东刘保生(日伪特务，前国民党军队的炮兵团长) 对此物发生了兴趣，他叼着烟卷走过来，动手摆弄铁物，旁边有人(记不清是谁了）说:“留神，别是定时炸弹。”
刘傲气十足地说:“我是炮兵出身，还怕它定时炸弹?”说着，就用改锥捅了起来。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铁物真的爆炸了。办公室房顶被炸了个大洞，放映器材、电影片子及电话机、扩大机等被炸飞，刘保生及股东韩捷三等八人被炸死。我因离他们桌较远，又穿一件皮袄，只将后背炸了一个大伤口，血流不止。此声巨响，不但惊动了日本宪兵队，还惊动了伪省长吴赞周等。
日伪军警联合出动，先将我及三个轻伤者带到宪兵队，然后城门四闭，进行全城大搜捕。凌晨两时，小贩马 x x 也被抓进宪兵队，队长、军曹和翻译官对我们进行审讯，我坚决不承认与此事有关，随后对我和马x x 及三个受轻伤者动刑，他们先是用皮鞭子抽打，然后又压扛子，由于后背出血和精神紧张，用刑半小时后我即昏迷过去。小贩马X x 被吊在房梁上抽打，尖厉的喊叫声传遍了阴森的大院。
第二天，我们几个人继续被审讯，仍没有人承认与炸弹有关。第三天（正月十七日)，宪兵队和伪公安局押着小贩马X X到处指认放置炸弹的人。下午三点钟，马XX 认出了西关火车站铁路警务段的施敬儒。马说他在放映过程中串卖瓜子时，见施曾坐在放置炸弹的椅子上。
施被抓捕后，立即在宪兵队过堂审讯，受到酷刑拷打，一星期后，就被宪兵队枪杀于北关外。
施敬儒被杀害后，我们几个人被宪兵队释放了。翻译官金正元吉告诉我;施敬儒是中共地下党员，其父曾是皖系军队的一名副官，叫施义。正月十五晚上，为了打击侵华日军的疯狂气焰，党组织派施敬儒用定时炸弹炸日本电影院，不巧，日本电影院因机器故障停映，施想新民影院是日伪特务开办的，便决定炸新民影院。于是计算好时间，就将炸弹置于影院中间的木椅下离去。没想到影片缩短了时间，没能实现炸死日本要员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