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晋风骨

编辑：禅古君

释道安自北而南传习佛法的事迹在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得到广泛赞誉，与他同时期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未入中原，更谈不上纵横南北了，却在大本营西域至关中地区得到了与道安相称的声誉，足见其非凡的才能，正如苻坚所说：“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可见二人是当时佛界甚至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对苻坚这样有雄心壮志的国主而言，得到他们就如同占据了时代文化的制高点。

出身于龟兹的罗什早年便习佛法，而龟兹地区佛学以习小乘居多，罗什自然深受小乘佛法影响颇多，如其“诵《毗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后罗什随母入罽宾学法，“三藏九部，摸不该博”，因此他的佛法理念中也有北印度因素于其中。罗什不仅有很好的小乘根基，在大乘佛法上同样造诣很深，这离不开莎车王子苏摩的影响，苏摩“专以大乘为化”，二人“研核大、小，往复移时”，足见他们惺惺相惜、热衷于佛法短长之论；当然罗什能主动研习大乘也离不开其母的言传身教，“《方等》（大乘经典）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后罗什“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正如其言：“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滞名相”，可见他对大乘佛法的认可和认知程度。不仅如此，罗什“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善学《围陀含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又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进，妙达凶吉，言若符契”，他不仅熟知婆罗门教经法及古印度道术，也能掌握中土阴阳算术，作为一个通晓大、小乘佛法的僧人已是不易，更能善晓如此多的佛法之外的道术，罗什的佛学体系建构确如西方亚里士多德之学风，这位西方“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便是这般博学。

后秦姚兴“迎什入关”后，“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进入长安的罗什得以在佛经翻译上有所建树，在姚兴的支持下，罗什“更令出《大品》”后又译出《小品》、《金刚波若》、《法华》、《维摩》等三百多卷经书，且“畅显神源，挥发幽致”，翻译质量也相当高，得到了广泛好评，“四方义士，万里必集，盛业久大，于今式仰”，足见罗什的经译产生多么大的轰动效应了。

以罗什的博学，他本能在佛学事业上大放光彩，却因世俗的肮脏和局限而未能大显身手，在长安期间，罗什虽地位崇高却郁郁不得志，因秦地“深识者寡”，其佛学论著并未取得太大成就，“唯为姚兴著《实相论》二卷，并注《维摩》”，后“凄然而止”。不仅如此，姚兴以为其续嗣为名“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并“别立廨舍，供给丰盈”，但罗什并未为其所动，他常常言道：“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显示他对世俗的嘲讽。一位国外僧侣曾说：“罗什所译，十不出一”，可见他所译佛典与他能力所及的大不相称，罗什的事业走向也不像道安那么顺利，这不能不说是当时佛界的损失，也可以说是罗什的人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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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梁）释慧皎《高僧传》，朱恒夫等校译，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