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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邓小平、陈云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关键人物。
在这两位当年的“少壮派”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次，邓小平还开玩笑地对陈云说道：“大家给我封了个‘总设计师’的头衔，我看这里也有你的功劳，你算副总设计师吧。”
陈云笑着说道：“我们都是设计员，你才是总设计师。”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邓小平和陈云的合作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两人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尽管如此，在考虑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他们总能够顺利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
邓小平和陈云共同走过了几乎整个20世纪，从中国革命、建设到改革的各个重要历史阶段，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共同合作的岁月里，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陈云主持领导全国财经工作。当时，中财委给西南局分派了各项具体任务，如集粮济沪，调4亿斤粮食去上海。陈云指出：
“为了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与棉花，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准备四万万斤，来提防奸商的捣乱。”
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积极响应中财委的调粮计划，为保障上海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虽然他们不在一起共事，但却在财经领域建立起了更加直接和密切的工作关系。
1952年7月，邓小平调往中共中央工作，此后，他开始跟陈云直接共事。均担任副总理，陈云主管全国经济工作，邓小平则分管监察、民族和人事工作。
1953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与主任陈云直接搭档。陈云提出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这项提议获得中央通过并开始实施，邓小平对此大力支持。
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粮食市场得到了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和初期工业建设时期对大宗粮食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
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政治生涯中，中共八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节点，他们分别被选为总书记和党中央副主席，成为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实际上，早在之前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召开时，毛主席便对邓小平和陈云专门做了介绍。
毛主席是这样介绍陈云的：
“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说到邓小平时，毛主席则说他：
“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
毛主席最后说他们两人是“少壮派”，二十多年后，毛主席预料成真，邓小平和陈云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1976年，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国内百废待兴。然而，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却依然坚持推行“两个凡是”方针，并阻挠邓小平复出工作。
面对各种政治压力，陈云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挺身而出，明确提出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陈云的发言获得了与会者的支持。
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一切职务，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这次是为了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全党工作重点将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然而，会议召开后，陈云却敏锐地指出：“要想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就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即‘向后看’，只有摆脱了历史负担，轻装上阵，才能够为工作重点转移扫清障碍。”
于是，陈云尖锐地指出了六个历史问题，陈云的意见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和支持。最终，邓小平因势利导，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正式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四川等地先后搞起了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将事情汇报到中央：“安徽的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这怎么办好呢？”
陈云说道：“我举双手赞成。”
而邓小平则更加干脆地说道：“不要争论了，你就这么干不去就完了。”
虽然邓小平和陈云都对农村包产到户持支持态度，但从简单的回答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
陈云经常强调“要改革，但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要从试点开始，总结经验。”因此，陈云支持这项改革是因为包产到户已经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邓小平则希望胆子大一些，思想更解放些，步子迈得再快些。因为他深刻意识到了改革开放的紧迫性。
所以说，虽然邓小平和陈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邓小平想要前进，想走得快，而陈云则要清楚脚下的每一块石头是否牢固，要小心走路。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有时候是统一的，但有时候又是矛盾的。
正因如此，在创办经济特区这件事上，外界也曾有声音质疑陈云是不同意的。
1979年4月，广东省委提出在深圳、珠海、乔乡和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邓小平当场表示同意，他指出：“对，办一个特区，以前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此后短短几年，深圳、珠海等地就成为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
1984年，邓小平视察这些城市后，进一步指出“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
回京后，邓小平强调要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陈云对此表示赞同。但针对各省纷纷要求设立经济特区的现象，陈云则认为“不能那么搞。”
据此，不少人便猜测陈云是不同意创办经济特区，但实际上，这只是他一贯小心谨慎的工作作风。
不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计划发布一条禁令，但却遭到了陈云的明确反对。
改革开放后，大量资金涌入，一些干部在金钱面前丧失了原则和底线，逐渐脱离群众，搞特殊化，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为此，在关于高级干部的住房、食品供应、外出休养、文化娱乐和遗属生活安排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并推动出台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
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邓小平指出：
“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
从这一点上，邓小平在关于老干部们约束好家人和后代这方面是很关注的。因此，他曾酝酿颁布一道禁令，即禁止红二代进入决策层。
然而，这一想法刚提出便遭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陈云也罕见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如今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决策层必须坚定，选拔干部时要坚持“政治可靠”、“根正苗红”。
邓小平出于权力垄断、暗箱操作的情况提出这一想法，而陈云则是在维护国家安定层面提出了反对。没有对错，只能说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最终，这一禁令也没有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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