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文

▲火器营旧址

据我的父亲赵允璋回忆:民国一成立，外蒙就闹独立，当时的政府就派原来的八旗兵去外蒙。去的人有去无回，死了也不给恤金。我的姥爷名叫穆图龙阿，被人屈打而死。死后不给钱，姥姥怀抱着舅舅，手里拉着我妈和二姨三姨到城里衙门要钱，向嘎伦达评理，结果什么也没得着。民国8年，大徐(世昌)要小徐(树铮)去西北筹边。小徐向大徐要军队，大徐就叫他把京城内拿钱粮的八旗兵带走。这消息在营房一公布，家家都炸了营，我大爷那年30多岁，理当出征:我爷爷虽然是个半盲人，可也算个马甲，大爷要去不了，就得我父亲顶上。大爷把腿一拍，拉起我父亲就走，半夜三更跑到南苑，参了军。那年我父亲才14岁，但长得个头不小。父亲讲的这位大爷，是我的堂伯父，名叫赵秉仁，建国后在清华大学当门卫，1974年去世，享年90岁。他80多岁时，我曾去看望，他回忆说:闹学生那年(1919)，小徐(树铮)要把火器营的八旗兵全并入西北军，为边防军马队，你太太(祖母)坚决不干，因为她是蒙古人。我一拍大腿，拉上你爸爸到南苑投奔了张作霖。你爸爸后来进城当了学徒，可真惨哪，不知道他们天天谁要打谁，都是军阀的兵，有时在战场上见了面，竟是亲兄弟!咱们旗人自己打自己，因为投奔的不是一个司令……

▲军阀混战

从他叨叨不完的讲述中我知道了，当时军视队伍中有不少是走投无路的满族人。后来他从战场上开小差跑了，拣了一条命。顺承郡王后裔常瀛生先生也向我讲过这样的话:八旗兵跟徐树铮去外蒙，夜里宿在喇嘛庙，谁知庙里的喇嘛夜里全拿起武器见人就砍，大多数丧了命。当年外火器营翼长的儿子金启孮先生说:当年外火器营还有一些骑术很好的“马膏药”，因为他们骑上马就同贴在马上的膏药，怎么也摔不下来。谁知去西北一穿上皮衣、皮裤，再加上大风，这些“马膏药”的骑技全没用了，半天功夫就让人家蒙古军队给打下马来。总之，1919年这一次西北筹边，能打仗的八旗兵全没了。到了1925年，饷银全部取消，在历史上存在300多年的八旗制度，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大徐(世昌)和小徐(树铮)

徐树铮西北筹边的结果是外蒙撤销了自治，归属中国，服从中央政府。徐树铮成了一名英雄荣锦还京，可是跟他而去的八旗兵丁一个也没有随队回来。我父亲赵允璋在他的晚年，经常叨念他14岁时被迫连夜离开营房去参军的情景，然后一个一个地说出随军去外蒙亲友的名字，其中有桂林、德禧、多仁、纳辛等。我估计这些人可能与父亲年龄差不多，当时只十几岁，这些人均没有回来。老人家说起这些死在异地他乡的发孩(幼时朋友)和亲人时，往往长叹一声:自古以来一将成名万骨枯啊。1992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42辑中发表了我写的《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记》一文。有一位名叫舒世端的老人看了这篇文章，他精心绘制了一幅1937年以前“外火器营平面图”和“外火器营四周环境关系图”、南门街商业概况、各小学历届校长和教员名册给我，向我介绍当地的人情事故和奇闻轶事。当谈到徐树铮率八旗兵西北筹边这件事时，老人是这样讲的:徐树铮西北筹边是把军队分成三六九等的。他自己的军队是乘大汽车直接到达库伦红城营房，既没有受到当时在外蒙的日本兵反抗，也没有受到蒙古兵的反抗，几乎是未伤一兵一卒。而从北京派出的八旗兵，像是一群被人遗弃的孤儿被驱赶到荒野，任凭自生自灭。你说他是皇家部队吧，皇上已经下台;你说他是民国军队吧，又没有人整体收编;你说军队已经解散吧，民国政府还给发饷，不许随便出旗为民，遇到西北筹边之事，还要听从调遣。随徐树铮西北筹边，只许去兵，不许去官，最大的官是个营长，团长以上都是民国的人了。这样的军队要徒步穿过内外蒙，除了起到烘托徐树铮去蒙古的声势外，只能成为沿途蒙古军队进攻的对象，有去无回了。1919年以后，对八旗兵及其遗属的钱粮时有时无又发了几年，到1925年完全停发。内容来自《北京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