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山(1885年一1950年),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出生在吉林怀德。七岁给富户放马,遭受诬陷,被迫逃亡沦为胡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官军收编。1913年,马占山任中华民国中央骑兵少校连长。1931年,任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马占山被委为东北挺进军司令,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9年,他同邓宝珊一起劝告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马占山将军嫡孙

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打响中国武装抗日第一枪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一个星期内占领了辽宁和吉林。11月初，日军向黑龙江省进犯，妄图一举占领东三省。

祖父时任黑河警备司令，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暗下决心要与日寇决一死战。当日军开始进攻黑龙江时，他接到了张学良的委任，任命他为代理黑龙江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祖父立即率军前往省城齐齐哈尔。

日本关东军趁祖父立足未稳，派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武官对他进行恐吓说：“如欲避免战祸，其唯一方法为马主席即行下野，同时将省政府交与张海鹏管理。”不久，关东军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对于日军的挑衅，祖父义愤填膺，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列席会议的劣绅地主赵仲仁、李荫棠认为，有兵数十万的辽宁尚且不抵抗，只有一万兵马的黑龙江省如何能抗日？祖父听后拍案大怒，厉声道：“现已到间不容发之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拼以尽天职！”

1931年11月4日凌晨，日军向江桥、大兴等地发起猛烈进攻。祖父率领守军奋起反击，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第一枪，拉开了中国局部抗战的序幕。

祖父亲临前线指挥，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然而与敌激战半月余，人员仅剩两千多了。他不得不向后撤退，省城齐齐哈尔也被攻破，最后退到了海伦。

祖父英勇抗敌的行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通过不同的方式慰问抗日将士。由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评价说：“这种保卫国土，宁死不屈的精神，实为中华民族前途生路之所系，使世界知道我国军人非尽无耻，为民族争回不少光荣。”上海、哈尔滨等地组织了“援马抗日团”。上海福昌烟公司为鼓舞士气，专门生产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在报上登广告说：“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1932年，祖父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州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后，秘密用12辆汽车、6辆轿车，将2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在拜泉约集李杜、丁超等各路军的代表开会，改黑河警备司令部为省府行署。三路人马公推祖父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后因战事失利，退到苏联。

1933年6月，祖父从苏联返回上海，先后3次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1936年12月至西安，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

毛泽东说“红军与马将军已成为抗日同志”

1937年7月，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祖父受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理东北四省招抚事宜、黑龙江省主席等职，他在西北抗日战场上与兄弟部队及友军八路军密切合作，协同作战，粉碎了敌人建立陕北自治政府及蒙古自治等阴谋。

东北挺进军驻防地属第十二战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是傅作义将军，祖父是副司令。祖父同傅作义将军及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关系密切，三人结拜为兄弟。

1939年7月，祖父赴陪都重庆述职。当年12月，返回途中在延安附近意外受伤，随从急忙把祖父送往延安医院急救。延安立即组织抢救，使祖父安全脱险。毛泽东前去看望，他对祖父说：我看你伤势很重，延安会给你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伤。接着又风趣地说：过几天你就回榆林吧，你是知名人士，万一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作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祖父也笑着说：不要紧，我死不了。毛泽东说：日本侵略军必定以失败告终。未来收复东北，要你搭个过渡桥。

12月22日，毛泽东设宴欢迎祖父到延安。宴会后，毛泽东陪同祖父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晚会上毛泽东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欢迎。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支持。八年之前，红军与马将军已成为抗日同志，我们相信马将军一定会抗战到底……马将军年逾半百，仍在抗战前线与敌周旋，这种精神值得全国钦佩。”

在延安的见闻与毛泽东主席的坦诚交往，给祖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秘密会见周恩来

我经常听父亲说，祖父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军人，通过延安和重庆的强烈对比，加深了他对中共领导人的了解和认识，在后来的岁月中，明显地看到中共对他思想的深刻影响。及至1949年，解放战争已取得关键性胜利，平津局势十分危急，蒋介石派专机到北平，要接祖父去南京，被祖父托词拒绝。祖父对腐败成风、积极内战的国民党政府不抱任何幻想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祖父非常高兴，自己坚持抗日到底，驱逐外虏的志愿终于实现了。

同年10月，蒋介石宣布东北三省划为九个省区，设立了东北最高行政机构，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由马占山、莫德惠、万福麟、冯庸等组成了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

祖父称病未到任，却应傅作义的电请，去了一趟归绥，与傅作义共同会见了由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军调小组。祖父与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和延安治伤期间有过两面之交。这次见面，大家像老朋友一样，谈得非常投机。祖父非常希望国共继续合作，建立联合政府，领导建设新国家。但后来蒋介石坚持内战，这是祖父不想看到、也不想干的事情。失望之下，祖父遂以养病为由，回到家中。

作为一个征战疆场的军人，闲居家中，自然是很不习惯的，父亲说当时一些老朋友来家聊天，说起往事，祖父神采飞扬，客人走后，祖父会长时间沉默不语。

“马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

北平解放前夕，祖父的好友蔡运升（曾任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滨江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住在我家，家人称呼他蔡道尹，晚辈则叫他蔡爷爷。

一天，他带着华北法学院俄语系教授王之相先生来到我家，祖父与王教授一见如故，三人交谈了很长时间。王之相先生谈了对时局的看法，阐述了中共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决策，他对祖父说：“马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

这次会见，对祖父的影响很大。几天后，祖父抱病去见傅作义将军，在说明来意后，傅作义略微沉吟一下说：“您是旁观者清，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并告诉祖父，他也和中共代表接过几次头，却因不得要领而回，他正为此发愁，请祖父帮助想些办法。

祖父这才知道在他见傅作义将军之前，傅曾两次派人与中共谈判未果。祖父又与王之相进一步深谈此事，并再次找到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告诉祖父他已做了应变计划：一是把全部军队撤到江南；二是固守平津；三是放弃平津，退保察绥。傅作义说：“谈判不成，那就打吧，还能怎么办？”

祖父给他分析了目前的局势后，傅作义将军思想上矛盾重重，来回在屋里踱着步，突然回转身：“大哥，叫你说我简直没有办法了！”祖父知道傅作义没把他当外人，也是真心希望处理好此事，便说：“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还能再活几个60岁？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远也不会改变。你傅宜生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我看你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他和中共的关系好，又有威望，是个文人，主意多，比咱俩谁出面都好。”

傅作义茅塞顿开，以拳击掌道：“对，好主意！”当晚就派飞机赴榆林接来了邓宝珊将军。邓宝珊将军到北平的当天晚上，祖父以给邓接风洗尘为名，邀请傅作义将军在家中商谈了具体办法。

过了两天，祖父请王之相和邓宝珊将军到家中，经过一番介绍后，祖父对王之相说：“邓将军来北平两天了，和傅将军谈过两次，谈得很痛快，问题都谈到了，也说到你们的意见和希望，现在请邓将军谈谈。”随后邓宝珊将军说：“我和傅将军进行了两次深入交谈，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为了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化古物，都必须和平解放北平，避免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空前的浩劫。傅将军表示，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国内战争又打了三年，元气大伤，再打下去怎么得了。只是当前的处境，面临的问题，不能不审慎考虑……”邓宝珊将军也谈了傅将军的一些顾虑。王之相态度坚定地说：“请邓将军放心，也请转告傅将军，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的！”

这时王之相似乎看出祖父有些疲劳，就对祖父说：“马将军抱病为此事而努力，实在让人感动。同时我也很抱歉，打扰已久，还请您多注意身体。”祖父笑笑说：“我也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们谈得好，事情就能解决得好，不必为我分心。”

据我大姑回忆，王之相还叮嘱大家：“这是非常时期，提醒大家提防特务，注意安全。”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傅作义将军的另一位老朋友、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先生因对打内战持消极态度，1948年被蒋介石免职。何思源先生多次规劝傅作义和谈并坚持在北平公开倡议和平，发起和平运动。国民党特务们便在何宅房顶埋藏了定时炸弹，夺去了何鲁丽胞妹的生命，其家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但这并没有吓倒何思源先生，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保卫古都的信念。两天后他作为北平的11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

天津解放后，北平已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城内炮声清晰可闻，国民党官兵风声鹤唳，一日数惊。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将军受傅作义将军委托前往通县与解放军会谈。谈判很快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由邓宝珊将军代表傅作义签字。

1月17日，邓宝珊将军一行返回北平。祖父即嘱蔡运升转告王之相“已经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叫你放心。傅、邓二人明晚还要见你”。

次日，在邓宝珊将军家，祖父将王之相和蔡运升介绍给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将军说：“王教授和蔡交涉员对办理外交事物都是有经验的，我们很钦佩。你们忧国忧民，关心时局，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现在已经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大家见面谈谈，请你们放心。”王之相说：“傅、马、邓三位将军早已看到再打下去是不行了，现在响应和平号召，停止内战。这是爱国爱民的重大贡献，我们和北平市民万分感激。”傅作义将军说：“大家都应当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市民涌向街头欢庆北平和平解放。

“抗战时没能打回东北老家去，这次又没能参加政协会议，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我终生的两大憾事”

北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守十四条，特别是对傅作义将军真诚相待，祖父很受感动。他与蔡运升在大街散步，看到解放军又练兵又扭秧歌，有战斗训练还有文化学习，认为这样的军队好，很服气。祖父对蔡运升说：“看到这样的和平景象，咱们冒一回险算值得了。今天在老百姓中谁也不认识咱们两个老头子，可在自己心里是一桩真正痛快的事啊。”

祖父天天盼着来报，来了就让我大姑马玉文或大姐马志清（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给他读报，听到高兴的地方他感慨地说：“咱们国家现在行的才是正道，过去中国受外国欺负，这回租借地都收回来了，社会安定，欣欣向荣，真是好哇！”

1950年，针对台湾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叫嚣，久病的祖父，同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孙蔚如、高桂滋、李兴中联名发表《告台湾国民党军政界人员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海内外做了播发。主要内容是：“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已经先后解放了。这证明了蒋介石所夸耀的‘坚强防御’，是绝对经不起解放大军进攻的，不管美式配备也罢，汪洋大海也罢，都挽救不了蒋介石的死亡命运……”

“朋友们，最后一刻已经来到了。希望你们毅然地脱离反动阵营……不要再犹豫了，再徘徊了。失去了这最后的一个机会，将来一定会后悔无穷的。你们的前途是光明、是黑暗、是新生、是毁灭，就在你们自己抉择了。”

这是祖父在目睹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后发出的肺腑之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不忘祖父这位抗日时期的老朋友。1950年6月初的一天，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请祖父参加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此时，祖父已是癌症晚期卧床不起。

政协开会的前一天，家里又接到毛主席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询问了祖父的病情，并说：“如能参加会议便派专车来接。”祖父回答：“试试看，如果吃上药能挺两个钟头就去参加会。”结果因病痛的折磨，这次会议祖父没能参加。

在病床上祖父常常念叨：“抗战时我没能带领子弟兵打回东北老家去，这次又没能参加政协会议，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我终生的两大憾事呀！”

1950年11月底，祖父因病去世，终年65岁。他留下遗言：“我生平理想之新型国家已建立，我虽因病与世长辞，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