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三十四师师长 公秉藩/文
抗日战争时期，从“七七事变”到一九四一年，由于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华北各省和东南半壁相继沦陷，蒋管区仅余西北和西南一隅。蒋军上层头目争权夺利，勾心斗角，都想大抓军队，加强政治资本，妄图巩固蒋家王朝。对士兵则剥削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加以兵役制度腐败，买卖壮丁，由秘密变成公开，上下渔利。因而士兵逃风甚炽，不可遏止。军队空缺过多，实力不足。中上层军官走私贩毒，大搞生意，人民称呼为“保商团”，或曰“武装逃难队”，遇日军则一触即溃，对人民则无恶不作，怨声载道。真是卫国不足，殃民有余。晋南的中条山，是保卫西安和洛阳的屏障，守军号称十五万，蒋介石自夸为“马奇诺防线”。其实在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明争暗斗、矛盾重重的指挥上，一遇日军扫荡，全军覆没，被俘师长以下官兵五万之多，日军解往华北战俘管理所，任敌残酷蹂躏，伤心惨目。我一九四○年率领三十四师从第五战区(鄂北)调入第一战区(洛阳)参加中条山战役，自始至末，亲历其境，回忆实况写出作为文史资料研究时参考。
卫立煌在前线
我率领三十四师由第五战区调第一战区 一九四○年二月，我任第三十四师师长，配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驻鄂北老河口)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驻鄂北枣阳)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驻鄂北枣阳)，该军是参加第二次鄂北会战后，调到后方整补的军队。三十四师正要在枣阳县开始整补的时候，接到军长刘和鼎层转重庆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的电令，要旨如下：“着第三十四师开赴洛阳，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脱离第五战区建制。”当时不光是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莫名其妙，就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不知道究竟。我把三十四师开拔的计划做妥之后，部队交由副师长王自强(陕西华县人)指挥，我乘汽车绕道老河口，向第五战区李司令长官辞行。李还设宴款待，并约该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留俄学生，李宗仁的外甥，蒋介石的侄女婿)和该战区军风纪视察团团长王陆一(陕西省人)及团员等作陪。席间李宗仁说：“三十四师自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后，就参加第五战区，作战得力，第一次鄂北会战后，公师长还得了青天白日奖章，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把这个师调到第一战区去呢？”还说：“我看可能是为对付八路军罢？”谈话中还表示惜别。过了两天，我接到别动总队长康泽从重庆总队部来电说：“奉委员长(指蒋介石)命令，着新编××师师长刘元塘(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之侄)率领该师从成都出发，到达洛阳后，以三十四师为基干，合编为新二十七军，以刘元塘任军长，公秉藩兼任副军长”等语，我才知道三十四师调洛阳是康泽的计划，呈请蒋介石发布的命令。康泽这样做，是一举两得：第一，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军阀的队伍，躲在大后方不肯出去，是重庆政权的心腹之患。第二，第三十四师与刘元塘的新编师合编为新二十七军，就能加强康泽的政治资本。这说明蒋介石集团与四川军阀的矛盾重重，也说明康泽野心勃勃。
中条山日军
在黄河河防上 一九四○年二月下旬，三十四师从鄂北枣阳县开拔到达洛阳后，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通知，暂驻平乐镇休息。两天之后，接到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命令如下：“派该师接替一九六师(师长刘超寰，浙江省人，胡宗南嫡系)东起泗水，经孟津铁谢，西至渑池的黄河守备任务，防御日寇，防止异党活动，防止走私贩毒等。办法另有详细规定。师部位置吕家庙。一面担任河防，一面整补。”我三月一日率领三十四师进入河防位置，按照一九六师兵力部署情形，从师部到团、营、连、排、班都按照原来的位置接替下来。只有该师长刘超寰在吕家庙给胡宗南特别修建的一座别墅，专供胡宗南来洛阳时用的招待所，对三十四师说没有同样的用途，因为胡宗南不会来到三十四师居住的，交给眷属工厂使用了。一九六师交代河防毕，开到洛阳驻了几天，就被胡宗南调到陕西，参加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反动勾当了。据吕家庙的人民传说，一九六师师长刘超寰担任河防一年多，利用走私贩毒、包庇奸商，发了很大的国难财。当时在蒋、胡嫡系的部队中，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 三月五日我在吕家庙师直属部队视察，一到特务连，看见一九六师移交下来的一所监房，里边坐着三、四十名犯人，我问连长蔡屏侯(陕西蓝田人)这是什么人？蔡连长说，这些犯人是二○一团(团长林崇轲，广东省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从铁谢渡口(铁谢是孟律的大渡口，汉光武陵在此，系洛阳通晋南和太行山的孔道)检查下来的嫌疑犯，大都是没有护照，企图渡河到太行山参加八路军的学生和教师，还有一部分投机倒把的奸商，送到师部，经军法室初审，甄别轻重，按情节分别处理，轻者释放，情节较重者，送交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军法执行总监(军法执行总监虞典书，浙江省人)部处理。我又找三十四师军法主任张觉(四川省人，南京中央政校毕业)问明究竟，张说：“按规定师部要在二十四小时内，把这些犯人甄别完毕，分别处理，因为路途遥远，只得延期(吕家庙距离洛阳十五里，距离铁谢三十里)，这是长官部的命令，只有遵照办理。”从是之后，每天要从铁谢进来一批嫌疑犯，经过师军法室甄别后，送交洛阳西工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军法执行总监部。八月间有一天我从洛阳西工长官部回吕家庙途中，遇见特务连一排兵押解嫌疑犯四十名，在西工附近。忽然发出空袭紧急警报。敌机临空。投下炸弹。士兵勒令一群嫌疑犯卧倒路旁沟渠中，炸弹投在跟前，喷出的尘土，把士兵和这一群嫌疑犯都覆盖了，等到警报解除，才从土里边爬出来，满身灰尘，被送入西工长官部军法执行总监部。 三月初十我去铁谢视察，一清早先到渡船上去看怎样检查。据二○一团团长林崇轲报告：“渡河船只一律停泊南岸，虽然北岸也有驻兵一连，但不允许停船，每日早晚从南岸放渡往返各一次。开船之前由该团派兵一排，施行检查，先通知长官部驻铁谢渡口办事处派员监视，等候监视员上船，才开始检查。”开始检查时，凡持有长官部护照者，只验护照，免予检查。持有各机关或部队证明文件者，还须清查人数及行李，遇有人数不符或携带行李物品与证件不符者，一律扣留。对无护照证件的青年学生和爱国志士，想到太行山参加八路军者，一律截留下来。每天都有检查下来的嫌疑犯三、四十名之多。因而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军法执行总监的监牢，常有人满之患。我等到检查完毕开船后，才去铁谢旅馆休息，听茶房(旧社会对服务员的称呼)说：“还是长官部的护照吃的开，有了它，往来渡河都不受检查，洛阳市的大奸商，高阶购买长官部护照，利市百倍。” 当时驻在太行山区的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驻洛阳办事处长(忘记姓名)就是一个走私贩毒的大王，利用我以往和孙殿英的朋友关系，五月间先打电报到太行山，说我率领三十四师接替洛阳河防，孙殿英就打电报和我联络。接着该处长对我说，孙军长有一批烟土要过河，请你关照放行，我当时既不愿得罪孙殿英，又怕负走私贩毒的罪名，答应他你准备那天渡河，我设法派专船保护你安全渡过，某处长表示满意。还请我在该办事处吃了一次酒，等到他约定的日期一同去铁谢，却没看见烟土到来。过后我想某处长怕我对他不利，改变了其他方法。 三十四师从二月初旬自鄂北枣阳第五战区调到洛阳第一战区，转瞬两个多月，还没见新编二十七军刘元塘部开到洛阳。我从吕家庙师部到洛阳西工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处长符照骞那里去打听消息。去后第四集团军一七七师五三○旅旅长李振西在座，我和符处长还是第一次见面，先用寒喧的口吻问了一句，“符处长公事很忙？”符处长说：“我们这一向就是忙，大搞防止异党活动，豫北冀南的杂牌部队，受了太行山八路军的影响，石友三被刺后，部队由他的兄弟石友信带领，搞不好，就有倒向八路军的危险。高树勋部有赤化倾向，我们生怕这些部队加入八路军，正在往来派员联络，目前第一战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异党活动。”等到符处长说完这段很得意的话以后，我问川军刘元塘的新编第二十七军现在那里？符说，该军现驻宝鸡，归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我又问，该军是不是还要开洛阳，符说这是第八战区的事，第一战区不知道。我回到吕家庙师部过了两天，又到西安，想见胡宗南问清究竟。一到西安先遇见小同乡温良儒(陕西扶风县人，任陕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问我来西安干啥。我告来意。温说：“少和胡宗南打交道，胡把许多部队都并吞了，你要注意，最好是不和胡接近。”我接受温良儒的忠告。但又想既来西安，就和胡宗南见一面，自己不提改编的事，看看胡如何表示。因为胡宗南和我一九三八年春秋两季，同时参加豫东和豫南两次抗日战役，彼此相识，于是就到下马陵胡宗南的公馆，由传达室递上名片。胡宗南亲到传达室来迎接，一见面握着手不放，让我去会客室，一面走着，一面谈话，还不断地用左手拍着我的肩膀，摸着我的脸，表示一种儿戏的亲近。到会客室一同坐下来，问我为啥不早来呢？我说从前在鄂北，距离太远。胡宗南说：“你来的好，我欢迎你来，今后希望你多来，你有什么困难我都能替你解决。”我说没有什么困难。胡令勤务员端来名贵的点心和糖果，又令随从参谋拿密电码和电台呼号，交我带上随时和他联络。胡宗南不顾蒋介石的命令，把新编二十七军刘元塘部截留宝鸡，紧抓不放，还想要我向他要求把三十四师调入陕西，归他节制，我怕被他并吞，不敢接近，因而搁置下来。 三十四师在洛阳担任河防期间，归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直接指挥，但又不是一个独立师，因而引起洛阳附近一些实力不足的军长们的觊觎。从三月初到十月，有驻洛阳的第九军军长裴昌会，亲来吕家庙和我联络。驻在垣曲县高落镇的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和我在洛阳联络，还派该军八十四师团长罗璇章来拉拢。驻在新安县的第七十四军军长李家钰派该军副官处长某(四川省人)来到师部拉拢私人关系，听说三十四师输送力不足，便把该军的骡马三十匹借予帮助运输。胡宗南还电令我把三十四师编入第八十军孔令恂部，都以派我兼任副军长为诱饵，当时我认为军队是国家所有，只有蒋介石才能命令改编，配属那一军也行，不能私相授受，如果私人交易，就得让我当军长，只拿一个副军长来作交易，我还不愿意廉价出售。 一九四○年秋，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从太行山经过洛阳将去重庆开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临时打电话给铁谢渡口二○一团团长林崇轲，嘱警戒两岸，并派仪仗队准备迎接。林团长又打电话报告我，要我赶快去铁谢欢迎朱总司令，还说长官司令部参谋长郭寄峤率领欢迎人员和车辆已到铁谢渡口。我考虑长官部为啥没有通知我呢？是不是怕我接近朱总司令，就会赤化，或者因为我以往参加过五次“围剿”怕对朱总司令不敬呢？正在考虑当中，林团长又打电话来说，朱总司令已经过河了，检阅仪仗队时，问是那个师，答三十四师，又问师长是谁，答公秉藩，朱总司令说：“公师长是老朋友。”我听过林团长这段话，更觉惭愧和失礼。朱总司令到洛阳后，西工警卫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马路上不许行人来往，听说是为朱总司令的安全。朱总司令还带来一连卫队，长官部事前准备好一所房屋，和隔离病院一样，生怕传染。这一连队从来到去，几乎没有人看见。 三十四师担任河防期间，还发生过一次骇人听闻的谋财害命凶杀事件。一九四○年十月初旬，二○四团(团长校培才，陕西蒲城县人)接替二○一团铁谢渡口的河防任务。该团第三营(营长张绍良，陕西临潼县人)第九连(连长安桂堂，陕西华阴县人)驻扎铁谢渡口西边的一个小渡口(忘记地名)，该连班长某，夥同士兵，乘河防封锁严密、商人没有护照无法渡河的机会，暗通商人，私自卖渡，四个商人携带货物在更深人静的月夜，潜上渡船，行抵河心，该班士兵见财起意，顿时谋财害命，把四个商人投入河中溺毙，企图灭口，回到岸上和船夫共同分赃。因分赃不平，被士兵揭发。这样一件阴森凄惨的事情发生之后，孟津、洛阳地区的人民，议论纷纷，都说国民党军队不如土匪，一致要求严办，以平民愤。我在人民的压力下才交军法室把二○四团团长校培才撤职查办，交第一战区军法执行总监部办理。第三营营长撤职留任以观后效。第九连连长安桂棠判处五年徒刑，交渑池县政府执行。班长、士兵四名凶手，判处死刑，在出事地点执行枪决。这一场骇人听闻的阴森事件，才告平息。
中条山日军
三十四师开上中条山 一九四○年十一月中旬，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命令，要旨如下：“一、着三十四师开上中条山，归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指挥，接替×××军防务，师部位置胡家峪(闻喜县)，东起凤凰山，与第十七军高桂滋部八十四师衔接，西至唐王山以西，与第三军唐淮源部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衔接。二、该师现在河防任务，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第一七七师(师长陈式玉)接替。三、该师交接完毕后，集中洛阳车站，由火车输送渑池。”我把河防任务交代完毕，部队集中洛阳车站候车运输时，到西工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会见司令长官卫立煌，报告担任河防期间整补经过，该师八个月以来虽然接收过军政部兵役司拨补新兵二千多名，由于逃兵过多，缺额仍未补充起来。逃兵原因，一是兵役人员贪污腐败，从师管区到乡镇保田买卖壮丁，由秘密变成公开，价值昂贵，引诱力大(当时洛阳附近卖一名壮丁可买棉花一千斤，或三十石麦)。三十四师在接收的壮丁中检查出，有一个反复逃跑。卖壮丁十次以上的兵。加以豫西民性强悍，各乡镇保甲均有武装，士兵一逃出营门，就被收容窝藏起来，不敢深究。二、是中条山部队士兵的生活太苦，打柴、背粮、推磨子。后方部队的士兵，一听要开上中条山就争相逃跑。卫立煌听见我这些报告之后，很神气地说：“你说的这些话，我是第一次听见，其他各部队完全没有这样情况，你是行伍出身，反而不如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会带兵。”其实各部队的逃兵缺额，比三十四帅还要多得多，只是不肯讲。卫立煌还自我陶醉地说：“中条山是抗日战争中的‘马奇诺’，是日寇在晋南的盲肠，防御工事坚强，守军士气旺盛，这是我使用背水战的成功，别人都不敢使用这个战术，只有我使用它成了大功。你去中条山一看就全明白。”我听完卫立煌这段骄傲浮夸的谈话之后，十一月下旬率领三十四师进入中条山接替×××军的任务。该军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辖第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和新编第八师(师长姓名忘记)，被调入陕西参加反对陕甘宁边区的活动。 一九四○年间中条山敌我形势 中条山东起太行山，西至稷王山绵延三百余里，南至黄河，北至晋南平原一百二十里，是一个浅山。守军凭藉北麓高峰向北防守，共分三段，都是单线配备，没有纵深。东段绛县地区属第十四集团军刘茂恩部防守(该集团军距中条中段闻喜地区较远，兵力部署不详)。西与第五集团军曾万钟部防守。该集团军辖第三军(军长唐淮源)，配属第七师(师长李世龙)、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配属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兼任)、新编第二师(师长姓名不祥，副师长赵奎阁)；第三十四师受该集团军直接指挥。东起横岭关以东与第十四集团军衔接，西至凤凰山是十七军八十四师担任，凤凰山以西至唐王山是三十四师担任。唐王山以西至夏县是第三军第十二师担任。西与九十军衔接。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率第七师驻马村，南距黄河北岸白浪渡三十里，北距胡家峪六十里，都是空白地带，没有军队。西段平陆地区原系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防守，该部调洛阳整补后，由第九十军孔令恂部接替。该军辖一百六十五师(师长王治岐)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缓)担任上郭村至*（左纟右覃）峪之防务线，东与第五集团军十二师衔接。日军则利用同蒲铁路和曲沃高平的公路沿中条山北麓，在山外各要路口占据要点，强迫人民和石工，把山凿成堡垒，围绕铁丝网，分兵驻守，经常用炮轰山口，施行反封锁。 中条山主峰大部是石层组成，构筑工事非常困难，历来守军都仅有站跪卧三种防御工事，十分简单。三十四师自接替防守任务后，不断加强工事，把凤凰山至唐王山一段，从一九四○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经过四个月时间，士兵把工作器具也磨秃了，全线增设交通沟，加以掩盖，择要设据点，构成堡垒，自认比较以前强固多了，等到苏联顾问来视察时，大加批评。说：“中国军队太不注意防御工事，还要把中条山誉为‘马奇诺’，实在可笑。现代防御工事要把大山都掏空，汽车、炮车可以通知，中条山的防御工事太儿戏，希望赶快加强。” 士兵生活特别苦。第五集团军前线部队距黄河渡口白浪一百二十里，第一战区后方勤务部(部长杲海澜)在这里设立粮食供应站，让前线士兵在这里背粮，遇着好天气披星戴月往返需要两天多，遇着刮风，或雨雪天，就要三、四天才背一回。还须士兵推磨，才能把原粮变成面粉。上山打柴，才能有燃料，没有副食，油、盐也很困难，士兵营养不够，劳动繁多，精神疲惫不堪。中条山气候寒冷，士兵在高山上放哨，冻手裂足，只有一套棉衣，日夜不脱，夜间滚草铺，遍身生虱，成为传染病，名曰回归热，或曰阵地热。师医院在前线设立灭虱站，用蒸笼把士兵的棉衣脱下蒸过一次，不久虱又重生。疾疫流行，重病号送至师医院，缺少医药病床，医院附近尽成坟墓。士兵把中条山视为活地狱，强壮者争先逃命，乘夜间放哨之际，放下武器，逃至黄河边沿，乘当地人民牛羊皮筏渡河，或由甲师逃至乙师，前线各师缺额日增，每连士兵多者七、八十名，少者五、六十名，甚至三、四十名者有之。
中条山军队的某些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中条山居民本来稀少，忍受不住国民党军队残酷压迫和剥削，大部逃出山外谋生，有的逃至西安、洛阳。无力逃走者，或有“时日何丧，予与汝偕往”之感。中条山守军还利用下山打游击之名，夜间乘日军封锁山口的哨兵龟缩堡垒不出的时候，通过山口至日军占领的山外抢劫粮食，遇有反抗，或勒索未遂，就给群众戴上通敌的汉奸帽子，实行三光政策，一九四一年二月三十四师谍报队队员在唐王山外某地，因勒索未遂，诬群众某某(忘记姓名)有通敌行为，通知该师游击队到山外逮捕，到胡家峪师部所在地，惨遭杀害。山外居民慑于淫威，敢怒不敢言。其他各师经常利用游击名义，派游击队、便衣队潜入敌占区铁路沿线各城市(安邑、运城、夏县、闻喜、侯马、临汾等地)，贩运日货、大烟、吗啡，大做生意。日军乘机把中条山守军情报了解无余。驻地兵力，军官姓名，都知道。中条山守军对日军的活动，则茫无所知，或知之不真，听说一九四○年有一次日军袭击夏县地区第十二师阵地时，该师某团营长正在和营副、连长等，在大窑洞里打麻将、吸大烟，士兵们都睡觉，日军堵住窑门用机关枪扫射，全部打死，不剩一人。后来该师发觉时，日军早已远离。把被打死的营长、营副、连长、排长和士兵，一排一排地埋成坟墓，还竖了碑，编组次序都不乱，见者传为笑柄。 日军的阴谋诡计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旬，日军先在中条山东段绛县地区十四集团军(刘茂恩)阵地前活动。驻在临汾、侯马等地铁路沿线的日军派遣骑兵前卫，汽车载上伪装粮秣、弹药箱，马车伪装炮兵，拖拉树枝扬起尘土，扬言将大举进攻中条山东段第十四集团军阵地。白日开往十四集团军阵地前，故作疑兵，夜间又开回原地，飞机也在十四集团军阵地上威胁侦察，连续不断地搞了一星期。听说该集团军被日军阴谋诡计所迷惑，到处设防，因而兵力分散，到处显得薄弱。日军集中兵力向十四集团军弱点进行扫荡，战斗激烈的时候，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命令第五集团军派兵支援。曾万钟派遣第三军第七师一个加强团，支援十四集团军，路过胡家峪，我去路旁亲眼看见该团士兵行起军来，还雄纠纠气昂昂，有杀敌效果的模样。数数该团每连各有战斗兵六十多名，轻机关枪六挺，每营有重机关枪一连，四挺重机关枪，团部有步炮连，迫击炮四门。各兵携带子弹还饱。但我不了解，这个加强团，是指兵员或武器说的，为啥只派一个加强团，不派一个师或旅呢？说明国民党军队，各自保存实力，互不支援。过了三天后该加强团又从原路折转回来，听说到达目的地时，十四集团军已放弃中条山东段全部阵地，溃退到中条山以南平原，日军目的已达，没有向山外追击，暂告平静状态。 中条山东段绛县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听说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推卸责任，硬说中条山东段的失败，是由于八路军的捣乱。接着把中条山游击第一纵队(纵队司令毕梅轩，陕西高陵县人)和河北民军游击第一支队(支队司令刘荫轩，河北省人)派到绛县地区打游击。同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还派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楚溪春率第七十师(师长姓名忘记，听说中条山五月间失败时，被日军打死)开进绛县地区。一九四一年三月下旬，楚溪春到垣曲县属柴家圪塔第十七军高桂滋的军部，打电话到胡家峪三十四师师部，约我去柴家圪塔会晤，还说阎锡山派他到中条山来，是为对付共产党，只带来一个师等语。我在中条山没看见八路军一兵一卒，这些人总是说防共，前几天十七军军长高桂滋招我和三十四师的政训处主任欧阳瑛(湘南人)去柴家圪塔开军民联席会议，为防异党活动，今天楚溪春总司令又说为对付共产党，这些话听厌了，因而我没去柴家圪塔。 日军占领中条山东段绛县地区第十四集团军刘茂恩阵地之后，停顿了一个多月，五月初旬又复蠢动。使用惯伎，故作疑兵，声东击西，每天从同蒲铁路临汾、侯马等站，开出两列火车，多者三列，满载士兵和渡河器材、铁舟、架桥材料，到达潼关对岸风陵渡后卸下来。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又装上火车开回原站，第二天又开到风陵渡，反复循环一星期之多，声言渡河，进攻西安。对中条山西段平陆地区守军，第九十军孔令恂部、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俊)阵地，和对付中条山东段绛县地区刘茂恩十四集团军一样，用汽车，马车伪装大炮，和运送粮秣，派骑兵拖拉树枝，扬起灰尘，不断地在阵地前眩惑，声言将大举进攻。对中条山中段闻喜、夏县地区第五集团军(曾万钟)阵地，则派飞机不断侦察，在侯马通横岭关到垣曲的公路上照像，强迫人民修筑横岭关公路，声言从铁路沿线调来板垣师团，加强兵力。敌机还在三十四师阵地唐王山附近。用小型降落伞投下无线电收发报机，看起来这里还有日军潜伏侦探或汉奸组织，但在山林中搜索不见。我把以下这些情报随时反映给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还直接电报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都完全不信。硬说敌企图渡河，调集后方可能调动的部队，加强河防，特别是西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把潼关河防一再加强，对中条山置若罔闻。
何应钦
何应钦到洛阳视察 正当中条山日军第二次蠢动，洛阳、西安震惊的当中，军政部长何应钦飞洛阳视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重庆结婚，外间传说与孔二小姐恋爱，以后结婚的又不是孔二小姐。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参谋长郭寄峤代理，通知第一战区军长以上各头目在洛阳西工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和孙连种(该集团军驻南阳)、庞炳勋(该集团军驻豫北)、曹福林(该集团军驻郑州附近）。第九军军长裴昌会，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第九十军军长孔令恂，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等和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被邀列席，还有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各处长等，共四十多人。我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是五月七日从中条山到渑池的，八日上午到洛阳。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招待我们一行三人住西工招待所，其余各总司令、军长，都住在旅馆或该部驻洛阳办事处。花天酒地的豪华生活，要与中条山抗日的士兵生活比较，真是天堂地狱之差。五月九日在洛阳西工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开会，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冯钦哉致开会词，对何应钦歌功颂德，推崇备至，说何部长是国民党的元勋，北伐、“围剿”、抗日无役不从，是长胜将军，这次亲临指导，我们一定能战胜强敌。接着请何应钦训话，大意是：我们对日抗战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由于军令不统一，失掉好多国土。今后要寸土必争，不能再跑了，再跑就无处容身。中条山是洛阳、西安的屏障，必须确保。还说第十四集团军失掉中条山东段地区，是由于军令不统一所致。对异党要提高警惕等语，何应钦讲完话后，让各总司令自由讲话，没人应声，由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把何应钦的讲话解释了一下，就算收场。接着就在大礼堂欢宴何应钦。各总司令和军长争先敬酒，在军乐悠扬的气氛中沉醉一番。午后何应钦与各总司令、军长分别谈话。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把我的名字和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排在一起。唐淮源把中条山单线配备的危险和士兵生活太苦，疲惫不堪的原因，报告得很详尽。何应钦听得不耐烦，说：“我交后勤主管部门研究改进办法。”何又问我，公师长有什么意见？我答完全同意唐军长的意见。至此，何应钦命令我，战事将要开动，把三十四师拨归第三军唐军长指挥。我接受命令后，和唐军长一同辞出。第二天五月初十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第三军军长唐淮源一同回到中条山防地。这次开会经过三天，对中条山防御，没有新部署，也没有新的防御计划和作战方针，只是和以往开会一样，把失败原因归咎于军令政令的不统一，把责任推在共产党头上，令人感到失望。
中条山战役的经过 中条山防区后方黄河以南属于第一战区指挥的部队和黄河以西属于第八战区指挥的部队，除过监视和封锁八路军的以外，凡是可以调动的部队，都麋集在潼关左右，在第一战区代理长官郭寄峤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指挥下，构筑工事防备日军渡河，对中条山都漠不关心。五月十一日下午起，中条山刮起大黄风，沙土弥漫，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气候突变寒冷。利用恶劣天气，日军分兵三路，向中条山发动进攻。一路进攻西段平陆地区第九十军孔令恂部新编二十七师(师长王俊)八十团阵地。据该团第一营营长刘汉卿说，日军午夜接近步哨线后，驱使皇协军喊话，大叫该团营连长姓名，还说该师七十九团和八十一团业已投降，皇军已经包围八十团，如不赶快投降，就要作俘虏。该团官兵莫名其妙，恐惶之余，转身就向后方逃跑。七十九团和八十一团也跟上向黄河边茅津渡溃逃。十二日黎明，日军飞机临空扫射轰炸，该师师长王俊、副师长梁希贤和参谋长、副官主任等官兵四百多名被炸死在茅津渡以北某地。日军没费吹灰之力，占领了中条山西段平陆地区。一路向夏县、闻喜交界处第十二师阵地进攻，随即突破，向东直驱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马村，与第八师战斗。一路进攻唐王山三十四师阵地，该师一百九十九团守兵一连被击溃，团长薜金吾闻讯即率该团反攻。十二日黎明，我率师预备队二○一团(团长林崇轲在重庆受训，团副鲁平阶代理团长)和临时配属的山炮兵一连(卜福斯山炮四门)和师直属部队特务连参加反攻。从早到午，激战甚烈，唐王山周围阵地业已夺回，敌已退据庙内，眼看快要收复唐王山的时候，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苏体仁打电话说：“总司令部驻地马村守军第七师阵地被敌突破，总司令部危急，该师应立即被弃唐王山，驰援马村，并限四小时到达，不得有误。”我说：“马村距离唐王山八十余里，敌前撤退困难很多，四小时如何能到达呢？”苏说：“情况紧急，若有延误，责由你负。”我没奈何只得命令各团一面掩护，一面撤退，转向马村急逃。经过胡家峪时，天已黄昏，天雨濛濛，午夜抵架桑镇，遇见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率第十二师寸性奇部，退至这里，第七师师长李世龙也率部从马村也撤退到这里，说：“马村已被日寇占领，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不知去向。”十三日早，马村之敌跟第七师尾追而来，唐淮源命令第十二师和三十四师同时投入战斗。据第八十四师团长艾捷三溃退到架桑镇附近在电话上和我联络时说：“十二日清晨，敌炮击横岭关，略有战斗，即行撤退，第十七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不知去向。 十三日上午敌乘大雨，攻击更猛，炮声、机枪声震耳欲聋。第七师、十二师、三十四师凭借山地与敌激战，伤亡惨重，山谷流水，被人马践踏，和伤亡官兵的血染，变成红泥浆。夜间站在高山上，看见唐王山之敌，已经占领胡家峪，焚烧房屋，火光熊熊，听说敌占后，在这里杀人很多，因为这里驻过师部。 十四日上午大雨不停，敌仍攻击猛烈，包围圈越来越缩小。官兵冒雨激战两三天没有休息，没有吃饭，浸在大雨中，外无援兵，唐淮源召集第七师师长李世龙、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在架桑镇附近山谷中一座大庙内，命令晚间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向外突围，避免与敌胶着，渡过黄河后集合。各单位用无线电联络，把伤兵自行设法匿藏在山洞里。我回到架桑镇附近一座高山上，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布达了命令。
我在中条山被俘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晚，我率领三十四师师部直属部队特务连、工兵营、输送营、通信连等和二○一团一起，开始突围。二○一团因战斗伤亡和平时缺额，兵力不足两营。但原系荣誉团改编，官兵久经战斗，士气旺盛，战斗力强。我们冒着大雨，忍着饥饿，向南摸索。战斗一连三日，两天多大雨不停，包周圈缩小，群众躲入山谷，没有情报，只凭臆断。南来敌主力已进至架桑镇附近，正在前线激战，黄河北岸势必空虚，乘敌战斗三日，夜间休息之际，突出其后，接近黄河北岸，就能取得接济，渡过黄河。这是我从眼前形势决定的方向。其他各团由团长自行决定。晚间当我冒着大雨率领这支部队经过架桑镇附近高山上的交叉道路时，看见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坐着一顶大轿有八名士兵抬上高山，也带着一支队伍向北行进。其他各团也有向北走的，也有向西向东走的，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爬。我率领的这支部队整走了一夜，十五日天刚亮，到达一个小镇(忘记地名)北边一道小河，镇上居民逃避一空，我命部队宿营，做饭吃，利用河水洗泥足，来一次大休息，在看情况行动，炊烟一起，被周围山口的日军发觉，大举来攻，机枪大炮齐发，飞机临空袭炸扫射，直属部队仓皇应战。二○一团距离二、三里宿营，我命令加入战斗。又同副师长王自强(陕西华县人)，参谋长唐汝昌(四川安岳人)，政治部主任欧阳瑛(湖南省人)等爬上附近高山，欲选择指挥所，登临一望，各山口均有敌兵活动，一时周围高山均被敌占。看见业已误投强敌怀抱，勉力支持至夜，利用日军休息，又转向西北方向摸索。此次战斗伤亡惨重，秩序大乱，溃不成军。我的民族气节不够，没有必死决心，就和副师长王自强、参谋长唐汝昌、政治部主任欧阳瑛和卫士刘荫学、赵学仁等七、八人走上逃命的道路。在高山丛林中摸索了两天，总是摸不出去日军的重围。十八日上午日军步兵一连带领山西省皇协军约二、三百名搜山，发现山头上有人，便包围上来，王自强、唐汝昌、欧阳瑛等钻进密林。我和卫士刘荫学、赵学仁三人被俘，押至马村、架桑之间一个山沟中日军联队部(团部)，午后又转解胡家峪至皋落镇之间一个山沟中，这里是日军清水师团部(忘记名字和师团番号)。从被俘后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战场，山沟中横摆着一堆日军尸体和死马，有的地方行路也被塞满了。押解我的一名日军通译东北人，小声对我说，这是日军密集部队经过时被山上中国军队扫射的。有的地方也发现中国军队的官兵尸体和遗弃的军械服装。 十九日早起，敌清水师团部派骑兵一中队步兵一大队，护送该师团医院担架数百副和徒手兵二、三百名，肩膀上挂着白布带，双手捧着日军战死官兵的骨灰，要把我和这些家伙一并送到闻喜附近一个小车站，乘火车转送临汾清水师团部后方留守处，临行前敌清水师团长对我说：“我们这次对中条山的扫荡和以往一样，只有两个师团(传说另一师团是板垣)，准备一星期时间，没有预料到如此容易，就会把全部中条山占领。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星期，粮秣也用完了，要送你去后方。”我看见敌酋清水有五十多岁，满脸横肉，吃得脑满肠肥，留有胡须，充满着战胜者的姿态，想不到有朝一日，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无条件的投降。当时我随着敌清水师团在运送被打死的军人灵柩的队伍，沿着通火车道的河沟进行。不断发现中条山被日军打死的我官兵尸体，和溃兵遗弃的武器服装。还有一具青年妇女尸体，赤身仰卧血泊中，血尚未干。我们刚走近尸体跟前，后边传令就地休息。坐下来后，一个四、五十岁的日本兵，把附近丢的破军服，拾来两件盖着女尸的面部和下体。晚上到一个小集镇宿营，没看见群众，房屋连门窗也没有，日兵把背包上的饭盒取下来做饭，没菜吃，把群众的牛和猪活活在屁股上割下一块，去皮后连血带肉放在饭盒中(猪牛还未死)，每班饭盒联成一线，一排或一连挂在一起，把群众的房拆掉作燃料，火焰熊熊，一会儿饭熟了。敌兵所到之处真是杀光烧光抢光。 二十日上午走出中条山，快到同蒲铁路线，偶尔遇见一些群众，自动停立路旁，恭恭敬敬向日军灵柩鞠躬致敬。遇见不敬礼的群众，日军必定要跑到跟前横加侮辱和殴打，说是对皇军的大不敬。上午从闻喜附近一个小车站上火车，经过侯马，午后到临汾车站，改乘汽车送入东门外师范学校。这里是清水师团后方留守处，把我和卫士刘荫学押在这里，把赵学仁押在另一所俘虏收容所内(听说这里是士兵和校尉级俘虏)。二十一日又送来第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湖北京山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和该军(军番号和军长姓名忘记)高级参谋向振帮(湖北京山县人)。据刘明夏说：“五月十三日奉命率第九十四师驰援中条山第五集团军，从渑池县白浪渡口过黄河北岸，就被日军包围，全师覆没，大部官兵被俘。同时又送来第十七军高桂滋部新编第二师副师长赵奎阁(陕西省清涧县人)。据赵谈，该师武器劣败，实力不足，没有参加战斗，只是逃跑。他是五月十五日被俘的。日军把我和刘明夏、赵奎阁三个人分关三个房间，日夜派兵监视，夜间还不许熄灯。派了一个在华北战场被八路军打伤，因而截去右臂的军曹，专管我们三个人。这位单臂军曹来了，称呼“太君”(日本士兵对军官的称呼)，用手作八字形，又在地上画圆圈，把他圈在内边，表示他受八路军的包围。还有一个日军参谋来对我说：“我们皇军在中条山俘虏了中国兵几万人，只有一个好兵，名赵学仁，他是你的卫士。我们测验他，你既然是卫士，能替你们死吗？赵学仁说能，我们又拿出刀叫他上刑场，他从容不迫地去刑场。这是我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你们中条山的官兵都能像赵学仁一样，日本兵就占领不了中条山”。
从临汾到太原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敌清水师团临汾留守处，把中条山俘虏第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高级参谋向振帮、新编第二师副师长赵奎阁和我，还有每人带的一名士兵，用汽车押送火车站，搭乘客车转解太原，下车后送到山西第一中学。和在临汾一样，每人借给一条军毯。到夜间又送来中条山俘虏的中条山游击第一纵队司令毕梅轩(陕西高陵县人)和该部参谋长阮敬黎(陕西山阳县人,留俄学生)，支队长杨四忠(陕西兴平人)、韩子芳(陕西富平人)、大队长伍子文(陕西富平人)、董策成(陕西凤翔人)，还有毕梅轩妻江涛(湖北人)、杨四忠妻索国翠(湖北人)、韩子芳妻樊清霞(陕西省人)和他们的勤务卫士十余人，带着行李。二十九日，日军太原司令部上校参谋(佩参谋带和上校肩章，不知姓名)带着几名参谋和翻译人员、还有敌伪山西省长苏体仁(山西省人，日本留学生，听说曾受阎锡山指示任山西敌伪省长)等十余人，来到第一中学，做出慰问的样子。日军上校参谋和苏体仁走在先头，随员跟在后边，在俘虏住地齐看过一遍，就出去了。到下午给刘明夏、赵奎阁和我三个人，每人送来山西工厂出品的小毛毡各一条，日钞一百元。三十日午后又把毕梅轩和其妻江涛，与刘明夏、赵奎阁和我，送到太原饭店。在座的是日军上校参谋和苏体仁，及其随员翻译等人。看样子是招待吃饭。敌上校参谋和苏体仁把毕梅轩夫妇安置在首席，其余的人作陪，上校参谋和苏体仁是主人。席间对毕梅轩在中条山率部投降，称赞备至，说毕梅轩很明智，欢迎蒋军抗日将士都能和毕梅轩部一样明智，早日来归。还说毕梅轩身体健康，很像日本人。敌上校参谋和敌伪省长苏体仁等对毕梅轩夫妇不断敬酒表示欢迎。饭后又把这些俘虏和毕梅轩夫妇送回山西第一中学。从此大家才了解中条山游击第一纵队，在中条山抗战中的经过。
从太原到北平日军战俘管理所 六月一日敌太原司令部把山西第一中学的俘虏送到太原车站，搭乘满载中条山校尉级和士兵的俘虏列车，开往北平。我们一行和士兵、眷属三十余人，乘坐一辆三等客车，挂在最前头。上车以后，车门紧关，只能从玻璃窗上向外看。后边敞车上俘虏挤得很紧，喝水、大小便十分困难，稍有动弹，刺刀随之而来。正太铁路我还是第一次经过，听说阎锡山封建王国时代铁轨窄，只通石家庄，日军占领后，可以直达北平。列车沿途少停，所经过之地不见群众，只见桥梁涵洞，车站碉堡林立，日兵警戒森严。二日上午车抵北平清华园车站。把将校级俘虏分送清华大学教授宿舍，士兵和尉级军官俘虏，关押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将校级俘虏八十名，除中条山游击第一纵队毕梅轩部例外，其他大部都空着手，有的仅仅带着一条军毯，站在清华大学教授宿舍大门外等候点名入所。所长是大佐(忘记姓名，听说给山东省伪主席韩复榘当过顾问，名叫中国通，很暴躁)，点名时先点我，答应稍迟，便大发雷霆，说你们这家伙臭架子还不放下，中国军队这一套我早就知道。他一边骂，一边走上来就举手要打人。又说以后再这样不行的。进了大门，八十名将校级俘虏按指定的位置分住下来，这里有原来的围墙，日军在上边加了一道电网，墙外有壕沟，沟内满蓄深水，水外又是一层电网。大门上驻着卫兵，还要不断地在所内巡逻，严密监视。 在这里看见第三军参谋长谭友佛(云南省人，讲武堂毕业)和该军参谋处长刘梦阳(云南省人)，都说五月十四日夜间在中条山化整为零后，他们两个跟着唐军长突围，打不出去，呆在胡家峪附近的山沟中(建南沟)，十六日唐淮源军长自杀。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也是在这里死的，有的说自杀，有的说被敌人打死，他们就在胡家峪附近被俘虏。还看见第十七军参谋长金崇印(北京人，保定军校毕业)，说十二日中条山战斗开始，他就和高军长向后逃避，后来高军长躲藏在老百姓家中去了，他在外边被日军俘虏。还看见河北游击第一支队司令刘荫轩(河北省人),说他们在绛县地区被日军俘虏。还有第一战区少将参议李杰三(陕西临潼人)，说他在洛阳听见中条山战役失败后，溃散士兵很多，他被派到中条山收容散兵的时候，被日军俘虏的。 日军华北战俘管理所，在北平清华大学教授宿舍关押的中条山八名将级俘虏。就是上边所说的第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新编第二师副师长赵奎阁、第三军参谋长谭友佛、第十七军参谋长金崇印、中条山游击第一纵队司令毕梅轩、河北省游击第一支队司令刘荫轩和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议李杰三。此外还有一九四一年八月间太行山抗日战役被日军俘虏的第四十二师师长王克敬(陕西临潼人，现任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参事)，也和这些人一同被关押在清华大学教授宿舍。还有和我们在一起关押的七十多名校级俘虏，少数提到名字，大部没提到，还有不在一起关押的校级俘虏，不知多少。至于尉级军官和士兵被俘虏的数字更多，有的说三万，有的说五万，非日军主管机构，谁也搞不清楚。
在日军北平战俘管理所 听说日军北平战俘管理所占用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地址，在七七事变后就变成日本兵营。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华北各省后，这些兵营变为日军的后方留守处，一九四一年改为战俘管理所时，内部装置，还是日本式。在原有围墙上增加了刺丝电网。围墙外周环绕着两丈多宽、六七尺深的水沟，外沿又围着一层刺丝电网，日夜通上电流，阳光下经常看见电光闪闪。大门口设有卫兵，机关枪一直对着俘虏。武装巡查不断地在室内梭巡。卫兵休息班，坐着一条长板凳，带着几条狼狗，虎视眈眈地监视俘虏。一看见俘虏在院内活动，就随意殴打，或罚跪、罚站，两腿分弯，两手高举捧上一碗水，或举重东西，时间长了举不起，或泼了水，就要打得死去活来。或叫狼狗咬，或用刺刀戳，凌辱虐待，无所不用其极。将校级俘虏中无一幸免，只看被蹂躏的轻重死活罢了。据日军的卫兵说：“对将校级俘虏还是优待。”对尉级和士兵俘虏，就可想而知了。听说是因为日军华北派遣军在战场上不断地受到八路军重大打击，死伤很重，他仍有的兄弟和亲戚都死在华北，怀恨在心，一见俘虏，就想报复，因而把战俘管理所变成了人间地狱。 例如六月中旬将校级战俘刚到清华大学教授宿舍不久，中条山游击第一纵队司令阮敬黎，去厕所大便，蹲在便池上擦火柴吸烟，被日军巡查发现，硬说阮敬黎放火烧房，跑上前去抓住领口拉到卫兵司令室外，绑在树上。因为语言不通，谁也不敢问，过了半天，卫兵司令派通译来叫俘虏派代表去，保证永不再犯，才被解开回到宿舍，手腕上捆了一条深渠，胳膊肿的和碗口一样粗。还被打得头青面肿。七月初旬一个炎热的早晨，从外边抬来死尸一具，放在卫兵司令室东墙脚，后边跟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拿着被子盖着尸体，坐在旁边哭泣，不敢出声。直到上午，日兵搬来木匣一口，把尸体装入，抬到外边埋了。听通译说，死者是尉级俘虏，被打死后，才抬出来，中年妇女是死者的妻。八月间太行山抗日战役，第四十二师师长王克敬，受伤被俘，送到这里关押。一天上午在院内散步，看见日军巡查来了，赶快拿起扫帚装作扫地，日军巡查抓住足踢拳打，几遭凶险，幸经通译解释，才免于难。日军卫兵在将校级战俘管理所中经常用刺刀戳俘虏，用皮带打俘虏，已成为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日军士兵还不断地勒索俘虏。下班休息的卫兵走入俘虏宿舍对着俘虏说，你的金票大大的有，我的没有。便伸手索取。有钱的俘虏给上一元、两元，没钱的人就要挨打。俘虏一听见日军士兵的皮鞋响，便提心吊胆。恨不能钻入老鼠窟窿去。日军士兵对待俘虏还和农奴主对待农奴一样，剥剥、压迫虐待之余，兽性发作的时候，就强奸俘虏的妻子。中条山游击第一纵队第二支队长×××妻×××，八月间一天上午被卫兵班长叫到卫兵室去，不知怎样外边只听见怪叫几声，过了半小时才出来，据×××对我说：“他妻×××被日士兵强奸过三、四次。头一次进他宿舍的兽兵，手拿刺刀，恶狠狠地说，太君开路(出去)，他便出去，以后他只听见兽兵皮鞋响声，便自动跑出去，和其他俘虏下象棋，等到兽兵走后，再回去。”他妻×××对他说：兽兵每次一入房内把刺刀放在床上，强迫奸污，她已堕入人间地狱，生不如死”等语。日军还强迫俘虏学习日语，阴谋奴化，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到十月底，除刮风下雨的天气外，每天都把将校级俘虏和三名眷属集合在后院水池旁边，在卫兵的严密监视下，让通译教授日语，先学字母、拼音，后教语文，每天两小时，整整学习三个月。测验时，大多数还不认识字母，日军大为扫兴。只有十七军高桂滋部中校参谋冯翘三(陕西米脂县人)和十四集团军刘茂恩部少校参谋吴某(忘记名字)两个人粗通日语，日军大为赞赏，把这两个人还送到东京去参观过一回，往返一个多月。
强迫俘虏列席北平敌伪新民会 一九四一年七月间，日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部一个少佐参谋带领八名便衣特务和一班武装兵，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来到清华大学教授宿舍战俘管理所，命令八名将级俘虏(刘明夏、毕梅轩、赵奎阁、刘荫轩、谭友佛、金崇印、李杰三、公秉藩)穿上新衣服，理发整容，准备入城，还要快。这些俘虏只有一身破旧军衣，只好打打土，整了容，就被装入公共汽车驶入北平城内(北平沦陷后俘虏第一次入城)。从车窗上看见北平市大街小巷凄凉萧条。汽车开到一座金碧辉煌的亲王府门前停下来。日军少佐参谋指挥士兵和特务，把俘虏押进去，坐在一张事前布置好，铺着台布，摆着鲜花、点心、香烟、茶水的丁字桌旁。日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上校、中校、少校、大尉参谋和特务坐在上边。华北敌伪组织新民会特务坐在一边，华北伪组织治安军总司令部参谋和特务坐在一边。显然分出三个不同的集团：日军、华北敌伪组织和战俘。开会后，日大佐命令华北敌伪新民会某主任报告发展组织情况，这些特务、汉奸一个个瞠目结舌，说什么八路军离北平太近，影响大，工作不好做，要求日本皇军和华北治安军派军队清乡，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才能推行。目前北平郊区八路军出没无常，新民会的宣传工作很难进行，就是市区的群众也是深居简出，不易接近。日军参谋特务听完报告大失所望。顿时转欢乐为苦闷，转问战俘，新民会是什么组织？大家都说不知道。有人说，顾名思义，是不是《大学》上所说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意思？日军又问，八路军能不能和蒋介石合作呢？大家都说，不能。问为啥不能？有的说，八路军打土豪，分田地。蒋介石只提倡平均地权，主义不同，因而不能合作。经过翻译后，日军哈哈大笑，至此会也开完。日军又用原车原人把这八名战俘送回清华大学教授宿舍。
被迫写劝降书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旬，一个阴雨初晴的上午，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两名少校参谋带着通译坐着一部小汽车，来到清华大学教授宿舍战俘管理所，坐在他们平常审讯战俘的房内，安置了四张桌子板凳，搁上笔墨纸砚，像对学生考试的样子。把将级战俘，河北省游击第一支队长刘荫轩和我(三十四师师长)，还有中条山游击第一纵队司令毕梅轩的妻江涛，该纵队第二支队长韩子芳妻樊清霞招去，让写劝降书，拿出原来写好的提纲，交通译解释一遍：“一、说蒋军自中条山战败后，实力损失殆尽，已经失掉抗日能力。二、说日本皇军对俘虏优待，中条山被俘的官兵都受优待，生活舒适，将来还有更好的安置。三、盼蒋军官兵及早来归，只有中日提携，才能反苏反共、维持大东亚新秩序。”通译解释完毕，日军参谋让想想再写。四名战俘，你看我，我看你，默无一言，也没人写。过了约一刻钟，日军参谋问我“为啥不写呢？”我说：“没有文化，不会写。”听见通译的话，日军一个参谋便怒目相向。举起拳头打我胸膛，一边打一边骂。日军参谋怒气难遏，捶桌子、打板凳，像要吃人的样子，把其余三人吓得赶快爬在桌上写，过了约两小时，刘荫轩先交卷，两个女的也先后交卷，日军让他们三个人一同回宿舍，我还在桌旁站着。再过半点钟，才放行。当我回到宿舍时，毕梅轩、韩子芳等都跑来问我，说你今天很危险啊，我们都替你捏着一把汗。日军参谋回去后，把稿子修改一番，第二天还带了广播器来到战俘管理所，把广播器安在宿舍内，让刘荫轩、江涛、樊清霞三个人各念各的稿子，还把这八十名将校级战俘叫出来，坐在院内收听。
强迫参加抗日忠魂纪念碑揭幕典礼 关于日军北平清华大学教授宿舍将校级战俘管理所，战俘所受折磨虐待，就我所能记忆的，挂一漏万，回忆了一些，很不详尽，这里究竟还是日军所谓优待场所，至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两处的战俘管理所，关押的尉级军官(内边也有校级)和士兵，那就更为凄惨了。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十二月，半年中间，被虐待折磨而死的，就有三千人(这是公开的数字，有的还说五千至七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日军把将校级战俘八十名和清华、燕京两大学的战俘管理所的尉级和士兵三千名转交汪伪南京政权时，我在火车上听三十四师上尉书记王静庵(陕西华阴县人)、少校营长李玉林(湖南人，在中条山抗日受伤右眼失明)对我说，半年以来他们每天两顿饭，吃的包谷小米，霉烂成块，还加着一半糠皮，吃下去大便下不来，俘虏们彼此用手掏。大家都面黄肌瘦，像个活鬼。到七、八月间，俘虏管理所疾疫流行，传染很快，几乎没有幸免，日军熟视无睹，不给医疗，死者日必数起。有的死了几天还在铺草中睡着，日军叫人把尸体拖出去，有的烧了，有的用土掩埋。清华大学有一天逃了三名俘虏，日军就把尉级战俘集合起来，站成一列，从头到尾每人两杠子，有的被打死，有的打断骨头，爬也爬不起来。日军士兵经常坐在卫兵所，指示狼狗咬俘虏，作游戏，把俘虏咬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大哭大叫，他们才开心，哈哈大笑，还要奖励他的恶狗能听话，其残暴有甚野兽。俘虏中忍受不了折磨的，就乘监视不严，扑上电网自杀，有的自缢而死。日华北派遣军总部为了遮掩战俘耳目，欺骗人民，还假惺惺地在清华园中间一个交叉路空场内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上书：中国抗日死亡士兵忠魂纪念碑)。是年十二月一日举行揭幕典礼，命令将校级俘虏派代表参加追悼。俘虏们公推河北游击第一支队司令刘荫轩去参加，上午十时到下午八时才回来。据刘荫轩说，参加揭幕典礼的有日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谋，上、中、少校参谋。还有华北敌伪政权的参谋和特务，还有日本侨民代表，还有日军中的和尚，穿着巫神衣服，围绕着碑基喃喃念经后，始行揭幕。 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 注释： ① 公秉藩，当时任国民党第三十四师师长，解放后任四届陕西省政协委员，一九八二年病故。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