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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交往和友情开始于西安事变前后这段时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同一时期，张学良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指挥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剿”我军。

此后，为在陕北地区站稳脚跟，红军先后发起三大战役，即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三大战役均以红军胜利而告终。

在与红军的交战中，张学良逐渐意识到“剿共已经不现实”，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接触红军，希望能够“和平共处”。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瓦窑堡会议召开，会上，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开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将他们拉向抗日。

1936年4月9日晚，在延安城内的一个教堂里，38岁留着大胡子的周恩来第一次见到了34岁的张学良。

这次历史性会谈持续了6个多小时，双方在“逼蒋抗日”“劝蒋抗日”方面达成共识。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令张学良印象深刻，两人的友谊便是从这时起开始建立起来的。

5月12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再次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双方在涉及两军协调行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红军与杨虎城的联络与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快。

1936年秋，红军与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已经在“共同抗日”方面达成了共识，一场足以引发一些历史性变化的“西北大联合”正在酝酿中。

但没想到的是，事情最终会演变成“扣蒋”这样的局面。

1936年10月和12月，蒋介石先后两次抵达西安。10月之行是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杨虎城立即执行“剿共”任务。

这时，张学良曾向蒋介石提出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此，蒋介石大声斥责。而这也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劝蒋”等方面联系得越发紧密。

12月之行，蒋介石下达最后通牒，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还表示让中央军在后督战。否则，就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调至安徽、福建，让中央军直接进行“剿共”任务。

蒋介石的震慑适得其反，反而遭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反击”。最终，在张学良大手一挥“先抓起来再说”的命令下，12月12日凌晨，“兵谏”计划正式实施。

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兵谏”消息一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12月17日，周恩来一落地西安便直奔张学良住处。

之后不到20小时，周恩来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话，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很多年后，当张学良回忆起当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他仍然感慨称“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12月24日、25日，周恩来接连两天同蒋介石见面详谈，蒋介石最终同意“联共抗日”的主张。25日当天，蒋介石更是对张、杨二人训话：

“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这次“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不过，要如何放蒋呢？在这一点上，各方面内部均有不同意见。周恩来继续从中协调。

然而，当周恩来正在想办法协调各方意见时，却突然得知张学良已经决定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去。

周恩来立刻急匆匆赶往机场，但载着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机上陪同的还有刚刚掀起西安事变的主谋张学良。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离开西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落下帷幕。但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幽禁生活。

在张学良被秘密幽禁的50多年里，周恩来始终通过各种方式跟张学良保持着良好的感情。

1936年，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仍然坚持跟他保持着书信往来。

张学良被囚禁在浙江奉化时，周恩来便通过东北著名人士莫德惠、何柱国等人给他捎去信件。张学良也十分珍惜与周恩来的情谊。

1937年2月17日，张学良交代来看望自己的何柱国：“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位袍泽今后能维持这一友谊。”

张学良所说的朋友指的便是周恩来。临行前，张学良还托何柱国秘密带给了周恩来一封信，张学良在信中写道：

“柱国兄来谈，番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张学良在信中对周恩来和红军表达了赞扬和敬意，这是发自真心的，也是有事实依据的。不过，为了保证张学良的人身安全，这封信迟迟没有被公开。

张学良被幽禁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陷入了艰难的处境，内部矛盾不断，外部又不断遭到蒋介石的强力施压。

在这一背景下，周恩来坚持跟友军“共进退”。面对东北军、十七路军中一些要求加入八路军的战士们，周恩来则坚决拒绝。他表示：“我们不能在友军苦难时以吸纳友军成员的方式来扩大自己。”

此外，周恩来在东北军中积极斡旋，成功避免了东北军因发生内乱从而分崩离析的下场。

正因为得知了周恩来和红军的所作所为，张学良才会在信中写下大加赞赏之词。

张学良被押往台湾继续开始幽禁生活后，周恩来仍然千方百计地与张学良取得联系。这时，已经身为新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通过香港的种种关系为张学良捎去了信件。

周总理深知，蒋介石心中始终对当年的西安事变耿耿于怀，对张学良更是痛恨。因此，在蒋家主政台湾期间，为了保障张学良的安全，周总理曾多次嘱咐有关部门对张学良的一切宣传、报道都要严格把握分寸。因为过于直白的称赞和关怀会刺痛蒋氏专制政治最敏感的神经，从而使得张学良的处境难上加难。

1961年12月1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年会上，张学良、杨虎城的旧部、袍泽、亲友纷纷出席。

宴会上，周总理动情地回忆往事，他诚挚的话语令在场人士纷纷泪目。

1946年春天，张学良偷偷避开戴笠的耳目，托莫德惠给周恩来带去了一封密信，这也是张学良给周恩来的最后一封信：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 于四月十九日。”

周恩来接到密信时，正值为了国共和谈而奔走于延安和重庆之时。此后，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早日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但这些努力始终没能让蒋介石产生一丝动摇。

1976年，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延续了周总理和张学良的友谊，并通过各种渠道继续与张学良取得联系，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

1990年，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到美国探访。1991年5月29日，吕正操奉中央之命前往美国邀请他回国。

这次，吕正操还带着一封邓颖超写的亲笔信，交给了已经九十岁高龄的张学良。张学良看完信后，动情地说道：“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

短短十个字，情真意切又字字精准。随后，张学良感慨“没能再见周总理一面是自己最大的憾事。”

而周总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在想着张学良，期望着国共两党能实现第三次合作，从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也能与张学良再聚首。

虽然留下了遗憾，但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这一点毋庸置疑。周总理的遗憾终将不再成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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