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心平

人，很难走出自己的宿命。

银行也是。

注资，扩张，再注资，再扩张.....

这种外延式发展，也许是中国银行业在当下环境中摆脱不了的宿命。

2024年10月12日，在财政部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了下一步财政逆周期调节的方案，特别提到，财政部将“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蓝佛安透露，这样做将“提升这些银行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发行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大行，在历史上不是第一回了。而除了特别国债之外，对银行其他方式的注资，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此番特别国债再来，说明银行确实在资本金上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其背后则是一个严峻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

上一次特别国债注资，是在1998年。

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 8%。为解决这一问题，1998 年财政部发行 30 年期 2700 亿元特别国债，面向四大行定向发行。根据四家银行的风险资产、资本净额、贷款呆账和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确定的特别国债承购数额为：工商银行 850 亿元、农业银行 933 亿元、中国银行 425 亿元、建设银行 492 亿元。

1998 年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大行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注资直接提升了国有大行的资本充足率，增强了其抗风险能力，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其次，为国有大行的商业化改革奠定了基础，为后续股份制改革及上市创造条件。同时，国有大行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支柱，在注资后实力增强，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但是，任何硬币都有它的另一面。当时的注资方式是央行先定向降准释放四大行资金，四大行再购入特别国债，财政部最后将资金注入四大行。这种操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央行帮助下财政发债银行买、银行自己为自己注资，有观点认为这并未在实际上增强银行的损失化解能力。与此同时，注资虽然在短期内提升了国有大行的资本实力，但银行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存在。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种担心。此后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持续资本消耗。

2003年 - 2007 年，财政部又通过汇金公司向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分别注资，并推动这些银行实现 A、H 两地上市。这一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是一次顶层设计的产物，通过注资、引入战投、股改上市等一系列操作，国有大行引入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资本市场上闪亮登场，被称之为“大行蝶变”。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特别是随之而来国内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推出，让刚刚补充完资本的银行，又面临着着资本消耗速度大大提升的状况，到了2010 年：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又通过配股补充资本。此后几年，只要一有银行再融资的消息放出，其在资本市场的股价就会下跌。

因为在投资者看来，银行的信贷扩张是一个摊大饼式的粗放增长，这么多年来，银行一直难以通过自身的造血机制来维持信贷增速，无法形成一种内涵式增长方式。

也有学者认为，不应该单纯从银行角度看银行，而应该将银行放在国民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在国内政治经济学主导的市场环境下，银行的发展路径就是实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映照，不能指望银行独善其身。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杰教授，一直以来持这种观点。

但无论如何，从结果上看，再融资成为银行也无法摆脱的宿命。

这波注资的根源可以回溯到2008年。

从2008年开始，地方平台债务一词就一直见诸报端，当时监管机构就一直在提融资平台背后的地方债务风险，但此后，由于美联储史无前例的QE大宽松，以及国内的房地产上行周期的延续，发展的冲动压过了对风险的担忧，银行也成为了这场房地产带动的金融盛宴的主角之一。

快速的信贷扩张进一步消耗了银行的资本。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实体经济回报率的逐年下降以及房地产周期的逆转，存量资产不良率上升，银行一方面要消耗资本来抵补风险损失，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实体经济失速，银行在去杠杆防风险的同时，还要加杠杆注入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而只要放贷就要有资本作为前提条件，银行对资本的渴求就更加迫切了。

事实上，这一波银行再融资在此前早有征兆。

早在2022年11月，当时的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就提出了一个概念“中特估”，就是“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就是最为重要的中特估概念股。

易会满的职业生涯几乎都在工行度过，他深知资本金对于银行的重要，事后有分析指出，“中特估”的概念，就是为了帮助银行拉抬股价，为其后续再融资做准备。不只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在近几年，也在努力的做着市值管理，也是为了再融资做准备。

随着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行，在净息差收窄的情况下，银行利润留存补充资本空间收窄，与此同时，资产扩张又进一步导致资本消耗，因此，在目前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尽管银行保持分红派息率在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水平，但是仅靠自身，银行已经很难完全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再融资。

而银行如果补充资本不畅，不仅会影响自身，也会带来负外部性，看看辜朝明笔下日本商业银行偷偷修复资产负债表，不给实体经济放贷的历史，就知道银行造血能力的瘫痪，会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与前几次国内危机不同，当下的情况，又多了地方债这个变量。地方债，这个从2008年开始就存在的灰犀牛，其实并没有走远。

在发布会上，蓝佛安还表示，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有分析就指出，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国有大行资本金的规模来看，这两项政策充其量是防风险。还不足以财政扩张。

26年，几乎同样的注资方式，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

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商业银行一直在提内涵式的发展模式，就是不依赖外部再融资，通过内部的资本积累，也能持续的发展，但是显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行文至此，我想列位看官都和我一样，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历史总在不断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