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我军第一次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当天评定出元帅和大将的各10位，上将55位，中将175位，少将806位。

如果再算上校级、尉级、准尉级军官的话，共计64.4万人被授衔。占到了全军总人数的20%左右。

军衔制度的颁布，也算是为这些在战争中摸爬滚打的将士们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分”了。

建国初期，因实行军衔制，我国军人的士气得以振奋，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终于稳步推进。

但是到了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刚刚实行的军衔制突然就被取消了。

中苏交恶后，苏联军事顾问相继撤走，因此使得我国这套几乎照搬苏联模式的军衔制度成了“空壳子”不说，还被打上了“修正主义”的错误。

再加上军衔制实施的这几年来，大小问题接二连三发生，我军内部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项制度。

首先，军衔制度破坏了我军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氛围。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虽然官兵在军职上有连、营、团、师这样的划分，但这种划分只是为了指挥作战，军官和将士在级别上是没有区别的，大家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

例如，如果当时我军缴获一件皮革棉衣，由谁来穿呢？不是谁官职大谁穿，而是谁晚上要去站岗谁穿。那时候一定程度上确实做到了民主和平等。

因此在1955年评定军衔制时，就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是在学习国民党的等级划分，是在步国民党腐败的后尘。

另外，军衔制度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哪怕时至今日也不能说妥善解决了，那就是军衔和职务是两套独立的体系，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便是“职级脱节”问题。

例如，很多人熟知的五位正军级干部：张力雄、尹先炳、梁金华、萧锋和刘瑄。

如果光按照职务来说，他们应该是中将，至少也是少将，但这五人在1955年全部被授予大校军衔。就像当时部队中流传的那样：

我的职位是营长，那军衔等级就该是营级，结果我比副营甚至正连级都低。

就好比在班级里干着班长的活，但实际上连课代表都不是，只是一个小组长。长此以往，衍生出来军人薪资评定，到底是按照职位发，还是按照军衔等级发等等问题。也使得军衔制度本身具备的权威性荡然无存。

军官劳苦功高，干着要命的活，军衔等级却苦苦升不上去。而当初设立军衔制“为了激励整体军人”的目的也就失了意义。

这一系列问题最终使得在六十年代时，中央关于取消军衔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64年，贺龙曾经多次向中央建议：

我看军衔制还是取消算了。

毛泽东也十分支持他的观点：

我早就想搞掉那块牌牌了！

可见，军衔制在党内，尤其是军队高层内部，其实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最终在1965年经过多次会议讨论，中央决定取消军衔制。

当我国正式走向无军衔制时代后，职位成了指导旗下部队将士的唯一风向标。

按理说，只认职称，不认军衔，这下子不管是指挥作战还是薪资发放，各方面的问题都该和平解决了吧？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和平时期确实稳定过渡了，但在70年代末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因认职不认衔，我军吃了不少亏。

在谈论军衔制对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响前，我们先来了解有无军衔制情况下，各级士兵和将领着装方面的区别。

首先是55式军服。

这种军服一看就知道是为了军衔制而设计的。和从前相比，这种军服完美突破了曾经单一式样军服的特点，在种类上有常服和礼服的区别，并且在面料、形制等方面也做了划分。

换而言之，这人是什么军衔，看一眼衣服就能确认。而取消军衔制后的65式制服则完全没有这个优点。

如果看过年代剧《父母爱情》，想必对55式军服和65式军服的区别就会比较了解。

65式军服下的男女军人均不再佩戴大檐帽和无檐帽，而是换成品类单一的“解放帽”。这种军装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头顶一颗星，衣领两面旗。

除了没有大帽檐，65式军服还取消了军衔肩领章，改换全红领章....

如此变动之后，过去人们凭衣服认上下级的本领便没有了。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寻常时期倒还好，可一旦真上了战场，谁是连长，谁是营长，作战时该听谁指挥号令，就非常容易乱套。

领导指挥系统一旦紊乱，作战不利几乎是案板上钉钉的事情。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打响，我军因此吃过不少亏。

在越南凉山以东20里的禄平县，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通过那里。

3月2号这天，我军一支坦克部队，一支炮兵部队，几十辆步兵车和伤员车都挤在这条小道上，前前后后堵了几百米长。其中还有两个班的士兵因为互不让行起了争执。

就在这时，127师师长张万年赶到，见到眼前的场景他心里一惊。此时如果敌人的一发远程炮弹打来，后果不堪设想。

张万年立即决定组织大家有序前进，他站在高处高喊道：我是师长听我指挥。你们按照原本队形，两两通过！

他话音一落，拥挤的人群只安静一瞬，然后又继续挤着往前行动，压根没人在意他的话。

原来根据战士们以往经验，认为谁胡子长、谁脸上皱纹多或者谁肚子大，谁的官职就大。

张万年此时虽然已经50岁了，但是依然容光焕发，再加上戴着军帽，一点也看不出真实年龄，因此没人相信他这个“师长”的身份。

毕竟大家本身穿的就都一样，凭什么听你的？

后来还是人群中有人认出来张万年：他真是127师的张师长，大家听他指挥。众人这才安静下来。

在张万年的指挥下，部队也算有序地通过了那条小路。但是张万年越想越后怕：

这些人中明明还有营级的干部，为什么没人站出来疏通行军路线？哪怕是我站出来指挥了，为什么又没人愿意听我的？如果此时敌人一发火箭弹袭来，那后果又是怎样？

事件发生后，张万年将情况上报到北京中央。中央的领导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战场上，所有士兵只凭借自己感觉做事情，长官形同虚设，那这场仗还怎么打？

身为一名普通士兵，尤其是新兵，他一定知道自己的班长排长是谁，也可能知道连长是谁，但却不一定会知道营长、团长、旅长、师长长什么样。

作战时期没有清晰的身份标识，仅仅凭借一张脸就想指挥千军万马，会遇到太多的麻烦。

而且这个麻烦不止张万年遇到过。

这一天，军委秘书长耿飚在会议上也提出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存在的诸多问题。

“越战存在的问题，想必我不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们的将士啊，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

“指挥作战时，年轻的不会指挥就看那些胡子长的，肚子大的。怎么，胡子长肚子大，人家职位就一定高吗？

“另外，如果当两个团两个师的人需要协同作战时，听谁指挥？我想，如果我国恢复军衔的话，未来作战时就会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

耿飚的话一针见血指出了我军存在的问题，但是也只是提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个层面。当时没有军衔的弊端的体现，还远不止在战场上。

80年代，我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当外国军人拜访我国，按照国际惯例，从国家层面来说，得派出一位军衔相当的人与之会面才合适。

反之，当我国军官访问外国，对方也需要根据访问宾客的等级做出相应的安排，才好符合标准，不出纰漏。

可没有军衔制，等于没有衡量标准，一切都乱了套。而七八十年代又是我国外交事业发展的高峰期，怎能因为这事耽误了？

于是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中央军委收到了多封恢复军衔制的倡议信，恢复军衔制度也迫在眉睫。

1979年9月27日，邓小平刚上任不久，就开展了多次关于恢复军衔的讨论。

1980年3月在中央军委常委的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正式提出恢复军衔制。

但这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麻烦。

即便中央上已经决定恢复军衔制，但具体怎么操作又是一大难题。

当时，我军总兵力达到六百多万，这就意味着在这么规模巨大的军队中，同等级的军官多，谁有资格评上军衔？谁有可能评选不上？同职务谁评的高？谁评的低？是否会因此出现不满情绪，影响军队的团结性？

甚至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兵，有军功，但年龄不符合，是参与评选还是让他们把机会让给更年轻的军人？

而且除此之外，党中央还有一件不得不办的事情。

要知道，在1955年授衔前，我国刚刚经历抗美援朝战争。

虽然战场上士兵伤亡无数，但鉴于当时百姓有空前踊跃的入伍热情，因此战争结束时，整体部队的军官人数还是处于相对较多的状态，有大约611万人。

但到1955年授衔前后，只剩下了323万人，整整裁掉了两百多万。极大地降低了军费开支的同时，也顺利地推动了1955年军衔制度的落实。

因此，八十年代，中央如想恢复军衔，裁军也势在必行。

事实上，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我国当时确实进行了裁军。

虽然当时两山轮战还在继续，但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又鉴于维护世界和平，到1988年授衔之前，我国部队军官从再次从原本的六百余万降至320万。

就这样，几年之内陆续完成“百万大裁军”后，军衔评定工作也正式提上日程。

但就在这时，地方上一位退休老兵的话，却让评选工作又增添了一丝波澜。

原来，有一位在战争年代立过功的退休老干部，得知中央将要恢复军衔制，就给北京发去了一封电报。

老干部年纪已经大了，如今荣归故里，授衔一事其实与他没有多大关系。但他在电报中言辞恳切地表示，自己能不能穿上军装被授予军衔无所谓了，但是希望一些兼任军职的地方党委书记能被授予军衔。

当时的许多省级及以下部分地委书记是兼军职的，老将军就建议这些人既然在军中有职务，就也该堂堂正正穿军装，授军衔才是。

从情理角度考虑，这当然是应该的，中央领导小组的部分成员也觉得这个提议具有可行性。但仍有许多人持反对意见，例如邓小平同志。

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让地方上在军队有职务的党委书记等授衔，这事能不能办？能。他们服务于基层，干双重工作，授衔奖励无可厚非。邓小平起初也支持，但落实以后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因为地方上官员流动性太大了，升迁，降职，平调人员，每年数不胜数。而在流动的过程中，原本的军队职务也有极大可能不再担任，甚至都有很大可能调离军队。

试问，一旦给这种流动性官员授衔，后期他没了军中职务，这军衔是继续让他带去新单位呢，还是收回？

而无军职的人不能穿军装，显然军衔也不能带走，可又有谁愿意军衔被收回了呢？这不但对这些在军队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将领太不人道，而且还有种用完就丢的感觉。

鉴于此因，邓小平驳回了老战友的建议，并直接提出：

只要在地方上任职的党委书记，一律不穿军装，不授军衔。

如此一来，源头性的问题便得以解决。但还有一个问题，军衔应该怎么分级？或者说，到底是该“恢复军衔制”，还是在原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变？

1955年的授衔，是按照军人的能力、资历和战功划分的军衔等级制，军衔由高到低，有“四大等级，共14个级别”，分别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元帅；

大将、上将、中将、少将；

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但在进行预备评选时，所有参与评选的人却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战争年代的将领，军功是实打实的，而80年代之后评定的将领，虽部分参与过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但其规模同国共对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即军功比不上，又谈何评定元帅、大将等高级军衔？

于是，针对这种争议性问题，在经过诸多会议讨论，多方面利弊权衡后，最终由邓小平拍板：

我们不要再提“恢复军衔制”，我们要搞新的军衔制。

至于这个新，具体就体现在等级上。

原本的四大等级，被减成三大等级，去除了“大元帅”和“元帅”。但这似乎还不够。

要知道1958年授予军衔时，在诸多将领中可是只有10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其背后所代表的血泪有多厚重也不言而喻。因此，众人都觉得在和平年代，“大将”级别的军衔也当取消。

在经过衡量之后，中央上又取消了大尉。最终，1988年，新的军衔制便成了三等十一级别。

将官：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从提出重新设立军衔，到正式落实，我国用了八年时间。所幸，这八年间开的每一场会议，每一次奔波，最终都换来了好的结果。

1988年的9月14日，阔别33年之后，中南海得以举行上将授衔仪式。在庄重的仪式上，新的将军、校官、尉官开始持衔上岗。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军衔制的，我国恢复军衔制，也是符合国际形势的一种措施。

而和平时期最高授到上将，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种高瞻远瞩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毕竟上将以上的军衔，是要历经战火洗礼，以成百上千次的生命危险为代价换来的。

既如此，那我们不妨永远和平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