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欧美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在法国政府的邀请下，中国前外长李肇星特地前往法国，凭吊安葬在诺莱特华工墓园的884名一战华工。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了不计其数的侵略和欺侮。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更是沦为欧美日等列强共同的商品倾销地和殖民地。各种各样的租界，遍布整个中国，外国军人、外国兵船在中国大地、江海之中横行无忌、横冲直撞。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渐渐有瓜分豆剖之祸。

然而随着一战的爆发，中国终于抓住了一丝转机。段祺瑞不顾国内如同潮水的反对声，决议加入以英、法、俄等列强组成的协约国，参加一战。当时支持中国参与一战的人士认为，参加这场与中国没有任何相干的战争，有助于取消列强在欧洲的治外法权，让中国重获自由。

在日本的强烈反对下，中国虽在1915年不能直接派兵参加一战。但是中国却以“以工代兵”的形式，将14万华工派往欧洲，其中英国招募了10万名，法国招募了4万名。

华工绝大多数来自山东，他们与欧洲人一起奋战在战壕，清理战场、掩埋尸体、修筑战壕，其中有3000多名华工战死沙场还有一部分还没到法国，就遭德国潜艇击沉，其中有一艘运输船所载的500名华工，就是因为这种形式而葬身大海。

在欧洲，华工们展示了自己的勇猛、淳朴、苦干以及善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搬运未爆的炸弹，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战友以及指挥官。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节省出粮食，去接济当地的难民甚至德军俘虏。

华工们的优秀品质，意外地得到了法国当地女孩们的青睐，从而促成了一段段令人动容的跨国姻缘。

有研究显示，华工们在法国妇女之中尤其受欢迎。到底有多少华工与法国妇女结婚，这很难弄清楚。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大概在一万到两万之间。

在法国女人看来，中国男人的优良品质实在太多了。中国外交官史义瑄曾说：“我们的劳工在道德水准上比其他种族更令人称许”。

初到法国，华工们就给了法国妇女以极佳的形象。除了少数人以外，多数华工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尊严、名声以及形象。有一次，一位法国女孩丢了自己的钱包，因此怀疑是华工偷窃。为了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华工们自愿集资500元送给该女孩，不做太多的计较。

法国卢昂地区的一位作家酸溜溜地评论华工：

“华工们是那样的骄傲，其言谈举止好像征服者，或者像巴黎人来到乡下的样子，甚至就像西方人在当时的中国。”

从赴欧华工的构成来看，大多是20岁到40岁的壮年男子，正是血气方刚、谈情说爱的年纪。在中国，男人和女人在工作时间是不能自由交往的。而在法国，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们惊奇地发现，到处都可以接触到法国妇女——无论在工厂、咖啡馆还是村庄。

相比于保守的中国女性，法国女性极其注重打扮，作风也十分大胆和开放。当时有报纸称：

“法国女人永不说出她们的真实年纪，或许已是六七十岁人，但看去似是三四十岁。.....衣服装扮得窈窕玲珑，涂上了满面白粉，抹上了遍唇胭脂。她们又有一种别国妇女所无的脚步 — —一种短步、急步、有节奏的娇柔步法；这些集合于一身，当然分不出她们老少的年纪，一切都能引起人愉悦和爱慕。”

法国不愧为时尚与浪漫之国。法国女人的时尚与浪漫吸引了不少华工，因此以上情景是他们在保守的中国农村社会所未见的，经过短暂的适应之后，很多华工便“眩然不能自主”。

很多华工与同厂的法国女工“双方因好奇之心，始而生热趣，既而生情感，及情感日深，于是每多由爱情而结婚。”

法国女人对华工们的爱，着实令人动容。著名史学家蒋廷黻曾在中国驻法国领事馆工作，他便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当时，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孩冲进了蒋廷黻的办公室，告诉他自己想嫁给一位杨姓的华工。

蒋廷黻表示，自己并不认识此人。与此同时，蒋廷黻苦口婆心地说：“姑娘，你一定要想好，中国很多习惯和法国是不同的。如果嫁给中国人，你会遇到来自文化以及各方面的挑战。”

然而这位姑娘却坚定不移地说：

“如果我呆在法国，我可能永远也结不了婚，即使我能幸运嫁了人，对方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把赚来的钱都喝了酒，醉后发脾气打骂我。我认识杨某已经一年。他从未喝过酒，我认为他永远也不会打我。我想嫁给他一定很好。”

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位法国女孩是否如愿嫁给了这个杨姓工人，但是我们确实也知道，一些华工确实与有情人终成眷属。

据记载，在一个劳工营内，至少有三个华工与法国女人结为了夫妻，分别是吕虎臣、史保贞和杨福顺。吕虎臣的妻子是他在工厂工作的同事，史保贞的妻子是华工营附近一家商店的店主。前两者家境比较宽裕，但是杨福顺却没有攒下什么钱。然而他的法国妻子却一点儿也不介意，她说自己打算和杨一同回到中国去。

还有一个名叫张长松的中国工人，此人于1917年来到法国，在一家矿场工作。1920年的一天，23岁的张长松由于工资结算出错和出纳发生了纠纷，他要求对方立即改正错误。但是由于他的法语并不好说，说半天都没有说清楚。于是，他拽着这位出纳来到上级的办公室，要求领导给他个说法。

张长松的行为给当时在场的一位16岁的法国女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她正在打扫办公室，并因为此事爱上了张长松。最终，法国女孩倒追张长松，两人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一共生了13个孩子。结婚60多年，仍然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

从以上例子来看，华工们温顺、活泼、乐于助人的品质感染了法国人民，使得很多法国妇女甘愿“下嫁”于贫穷的华工。

一位回到中国的华工回忆，曾教自己法语的老太太，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然而

而这群法国女孩对华工的“倒追”行为，却激怒了许多法国男人。

在一战中，法国付出了极大的伤亡，阵亡约1 385 000人，伤约4 266 000人。为了这场世界大战，法国整整损失了一代青壮年，街头到处是缺胳膊少腿的男性青年。

法国福煦元帅曾评价一战：“这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的休战。”福煦元帅清醒地看到，法国和德国在未来必有一战。相比于6000万人口的德国，法国仅有4000万人。若不再增殖人口，将不可能抵挡德国在未来的复仇攻势。

而此时，德国已经在着手采取恢复人口的政策。当时，德国鼓励早婚，设立结婚局，要求男女青年尽早结婚生子。甚至有一些社会人士声称，应该恢复以前的一夫多妻政策。

法国政府见此情况，也出台了许多婚育政策。法国著名的霞飞元帅就大力倡导“战争结婚”，若干期限内，给军人休假四日，准其自由归家，并许以此四日间选择所欢之权利。法国政府也准备向未婚和没有生孩子的人课税，并免除已经结婚或多子之人的税金。

然而法国女人向往自由，女权运动在就在法国方兴未艾。她们对于“仅以增殖子孙为目的之物质的结婚”甚为反感。在她们看来，“为国结婚”而不是“为爱结婚”是相当荒谬的，是违背道德。抛弃恋爱而结婚，所生的子女必然也是“劣等人种”，同时还可能进一步威胁世界和平。

强扭的瓜不甜。在法国女人看来，嫁给伤兵是无法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相反，强壮而勤劳的中国男人反而能够成为自己的依靠。在当时的报纸中，曾这样写道：

“华工虽有其缺点，但毕竟是男人，在一个缺乏男人的国度里，自然以稀为贵，至少比伤兵强，比有妇之夫受欢迎。”

法国女人大量嫁给华人，让法国男人十分愤怒。

平心而论，相比于视华工为“劣等民族”、经常虐待、歧视中国人的英国人，法国人对待华工还是比较厚道的。法国官员平时和华工来往很多，关系比较融洽，甚至经常互相开玩笑，并无严重的种族歧视。

对于华工的约束，法国人也不像英国人那么严格。中国劳工可以自由和法国女人交往，进而结婚。一开始，崇尚婚姻自由的法国政府，也是听之任之的。然而随着一战结束，法国政府便开始正视“中法联姻”的问题。

首先在民间，法国男人开始抗议法国女人倒追中国男人。1917年5月的一份哈维尔地区的警察报告显示，当地的法国人不愿看到中国人待在本地，甚至还聚集起来对华工们抗议，他们呼喊：

“再打下去，法国就没有男人了。这样下去，其结果就是中国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将娶走我们的妻女，并瓜分我们迟早为之献身的伟大祖国。”

这种“反华”情绪，开始在法兰西各地蔓延。对此，法国政府也不得不正视。

与此同时，法国的伤兵们也聚集起来游行，要求政府为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对于这些国家的功臣，法国政府当然不敢怠慢。在他们看来，健康且优秀的华工，将是伤兵婚姻最大的拦路虎。伤兵们，是争不过他们的。

对此，法国内务部长鲍慕司曾愤怒地谴责嫁给中国人的法国妇女：

“相比于优秀的法兰西男儿，中国人到底哪一点好？为什么你们宁愿嫁给中国工人，都不肯嫁给那些为国效力的士兵们呢？”

其后他还恶狠狠地说：“和黄种人苦力结婚，简直丢了强国的脸，希望法兰西贵女们早日醒悟，以免未来“黄祸”发生”。

因此法国内务部发布通告，“警告”那些外嫁的法国女人：“你们嫁给中国人，是不会幸福的。”文告非常长，简单说来就是：

“中国工人积蓄不多，而且中法习惯完全不同。中国家庭异常专制，而且还有娶妾的恶习。中国人结婚非常早，来法的华工，十有八九已经结婚了。如果轻易嫁给他们，未来必然后悔。”

就这样，法国男人们的狂怒，成为中法联姻最大的阻碍。对于华工的大遣返，也从此开始了。

在法国政府的推波助澜之下，法国媒体开始大肆诋毁华工。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其中自然也有贪财好色、唯利是图、偷鸡摸狗之徒。于是法国媒体揪住部分华工的不良行为，将之上升到华工的整个层面。法国的《巴黎时报》就给华工们强加了“十大罪状”：

1、不守时间，生活随便；2、漫骂；3、斗殴；4、聚会拜盟；5、放高利贷 ；6、烟酒之癖；7、聚赌；8、嫖妓；9、盗窃；10、强暴妇女

在这样的污蔑下，法国政府专门为华人设置监牢，罪轻者蹲“黑号”，罪重者蹲“水牢”，不少犯罪华工为了躲避法国政府的拘捕而逃亡，成为“黑号，过着东躲西藏、昼伏夜出的日子，生活异常艰辛。

在此基础上，法国媒体又大肆渲染，对华工违法犯罪事件过分渲染、夸大，并且充满仇视和种族主义情绪，他们讽刺所有的华工都是“盗劫犯”、 “流浪汉”、 “杀人犯”，讥笑他们是“溜达的中国人”，是“黄祸”，旅法华工在法的形象逐渐发生蜕变，由文明的“大国人”而变为“黑号”的代名词。

就这样，中国人在法国的形象被彻底败坏了。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开始召回北洋政府，要求他们采取措施抑制中法婚姻。

对于华工在法结婚问题，中国政府是相当矛盾的。在中国外交官看来，华工与法国女人结婚，是婚姻自由的体现。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说法，叫“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都已经结婚了，何必再棒打鸳鸯呢？

驻法照料华工事务员李骏依据现代优生学指出：

“根据生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观点，异种相互结婚，反而生出更优秀的后代，华人与法国人结婚，没有什么大害。而且这样的涉外婚姻，还可将西方个人生计独立的风俗传到中国，从而促进传统社会的开化。”

华法教育会的李石认为：“世界文化的将来和人类的进步都有待于东西的混合，所以中法人联婚实系最好的现象”。因此他还身体力行，托人收养了中法混血儿，送他们上学，并发现他们确实成绩优秀。

但在另一方面，北洋政府也认为，中外婚姻可能面临一系列问题。华工来法是受契约限制的，五年之后合同到期，法国政府就有权将他们遣送回国。在此期间，难免有些人会因为犯罪而回国。若如此，他们的法国妻子将“弃之如遗”，大伤夫妻之道。但若带着法国人回中国，华工们又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许多华工确实在中国有妻子。若他们在法国结婚而一去不返，国内家属因贫困而无所依靠，会给政府带来更多的麻烦。不久之后，上海法租界果然发生了华工家属围攻租界银行的事件。

当时的中国婚姻，大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妻双方并无感情基础，而且多数也没有在政府机关登记。到了法国，他们才真正找到了“真爱”。因此许多华工要求法方“发足全部工资，然后才肯工作”。不少法国工厂不得已而满足了华工的要求，但此举使得不少华工家属顿失生活来源。其后，大批华工家属围攻租界银行，要求放款，给北洋政府带来了极其不利的舆情。

因此中国政府也认为，现在有必要限制华工在法婚姻。顾维钧向法方表示：“民国政府会确保迎娶法国姑娘的华工都为单身。”在华工入法之前，他们必须提供单身证明。若在外华工欲与法国女人结婚，就必须由该工人的父母或组长出具无妻室证明书。

为了杜绝华人在法重婚问题，巴黎领事馆还呈报外交部，将此规定推及全体在法华人。以此项规定作为“防止华民在外重婚普通办法”，经过外交部的批准，该项措施得以实行。

虽然做出了如此多的举措，然而一系列人伦悲剧还是发生。自一战结束以及战场清理工作大体完成后，法国便开始着手遣送华工，一些法国工厂为了配合陆军部的遣返行动也以种种理由拒绝华工继续留法工作。许多华工被关入马赛的华工监狱，等待船舶回国，被迫与他们的法国妻子、女朋友分离。

许多法国女孩来到巴黎领事馆请愿，希望他们的华工丈夫或未婚夫能被允许回到法国，他们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干预。然而当时的中国是弱国，哪坳得过法国？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法国军方矫枉过正，将已经与法国妇女结婚或者订婚的华工遣送回国，简直是“侵犯人权”。

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3000华工留在了法国，他们和法国女人联姻、生儿育女。他们传播了中华文化，为促进中法交流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法国政府处于政治目的，删除了许多提及中法爱情的新闻报道，使得资料并不完全。然而我们依然可以断定，中华民族的血液如今依然在法兰西这个伟大民族的血脉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