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干部要准备军衔奖励的工作，这是人民军队正规化必不可少的一步。”

1950年7月某会议上，身为解放军总干管理部长的罗荣桓发出信号。

然而接下来近5年的筹备授衔过程，却颇有点一波三折。

参与人员众多、情况复杂，有些人把“授衔”当成了“论功行赏”，认为自己劳苦功高，跑到领导那里点名要高级军衔，有的人提前得到内部消息，认为自己“低就”了，于是默默垂泪，茶饭不思。

毛主席听说这些事情后，也是皱着眉、摇摇头轻叹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的确不同级别间待遇、权利、地位相差很多，搞评衔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

罗荣桓等人遇到棘手问题时，也只能请教伟人，比如说3000多名老红军的军衔安排，那么毛主席会如何处理呢？老红军们又会对最后的安排心满意足吗？

之所以说我国的首次授衔有些一波三折，这是因为其实建国之初，中央关于军队授衔的问题就有了初步讨论，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这件事便搁置了下来。

然而正是随着战役不断扩大，军衔的问题再次暴露出来，入朝兵团的司令和纵队司令都叫司令，但实际指挥权具体落在谁手里，就成了难题，这也给当时的战场造成了一些不便。

于是1951年总干部率先对全军展开评级工作，从上到下共评定了9等21级，为后来的军衔评定打下了基础。

朝鲜战争一结束，将帅们的军衔问题便被提上日程。然而本计划于53年就完成的评衔，因为当时军队编制和兵种问题再度延期。

直到1953年秋天，总干部发出明确通知，务必要在1955年实施军衔制，至此评衔的一切工作才进入快车道，由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宋任穷等人负责具体评定实施工作。

然而评选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元帅、大将、上将是由中央军委提名，其他的军衔都是军队根据之前全军的评级结果，然后拟定名单再提报中央军委。

值得一提的是，罗荣桓主要负责甄选讨论上将和中将人选，于是头个问题便出来了，那就是通过拟名单，大家基本上便可以判定自己会得什么军衔了。

于是有些人的思想就受到一定的影响，毕竟虽然革命战友之间职务不同，可除了战场上实际的指挥行动，私下里大家也没过多去想争“高低”。

但老战友一见面，自然而然想去聊一聊彼此“肩膀有几颗星星”的事。都是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谁也都了解对方能吃几碗饭，凭什么自己的军衔低了，于是当面不满的，背地里议论的，向上反应意见的，都渐渐多了起来。

有一位干部他本身是粟裕手下纵队司令，也是战功赫赫，因此对于“上将”是十拿九稳，哪知拟名单却是“中将”。

更令他想不通的是，一直与其平起平坐的老战友被列为上将，于是这名干部就找上老领导，大吐苦水，希望领导能帮帮忙向上反映下。

谁承想老领导居然真的找上了罗荣桓“申诉”，结果自然是经过罗荣桓耐心细致地教育后，二人皆是心服口服了。

过去战场上断胳膊断腿不眨眼、单身赴敌阵不要命，如今为了肩膀上牌子的星星、闹脾气的，掉眼泪的、摆战功的，都有。

事实上他们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都是同一时间入伍扛枪，谁也没少打仗，而55年的授衔很大程度上，不但事关日后待遇，更是历史评价。

将军们也都是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大半辈子，军衔是对他们革命生涯的肯定，因此谁也不想落后。

评衔工作的复杂性，总干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回忆当时的情形，都忍不住苦笑道：“想不到我在战场上拼杀了几十年，最难干的就是这项任务。”

当然在那场评衔里，更多的是面对荣誉泰然处之，不争前后的人，他们甚至觉得自己的荣誉过高，而一再让衔。

其中就有“娃娃连长”许光达，早在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他是迎着炮火与敌军激战一昼夜，成功护送中央机关转移。

然而就是这样炸弹在脚边落下都面不改色的硬汉，看到自己的名字在拟大将的名单上时，却是夜不能寐、惴惴不安。

一将功成万骨枯，面对家人，许光达眼眶泛红，以手虚指头顶说：“我的这顶帽子都是建立在无数牺牲战友、将士们身上的，他们长眠在战场上，我能活着已经是万幸了。”

坐卧不安的许光达苦思数日，终是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写了封信：

我自参加革命，战绩平平，敌人大围剿时我身在苏联，没有跟大家同甘共苦，对国内革命事业也毫无建树。

一想到过去，我便想到没能看到今天的战友，如果他们活着本来也有可能被授予各种各样的勋章，在故去的战友面前，我实在是摆不了资格，比不起勇气。

因此我几番思索过后、决定向毛主席和党郑重提出，请将大将军衔授予对党和人民更有贡献的人才，授我上将亦足矣。

伟人收到许光达的申请信后，仔仔细细读了好几遍，几次忍不住地让人感叹：“五百年前有徐达平西，五百年后许光达数次让衔。”

不仅如此，在之后的军委会议上，毛主席专门把许光达的信拿到会场上朗读，大家听完后有低头不语的，有眼含热泪的，更有哽咽着当场提出自降军衔的。

伟人环顾众人，轻叹一口气语重心长道：“许光达同志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共产党员淡泊名利，一心奉献，他是个好同志，更将是我军上下的一面好镜子”。

其实我军首次授衔中像许光达一样、申请自降军衔的人还有很多，但真正成功的人却寥寥无几，最后能降级成功的大多是党中央领导人或者高级干部。

其中的就有毛主席，刘少奇等人。

当时伟人既是我党领袖又是武装力量最高指挥人，他老人家统帅全国兵力运筹帷幄20余年，外御日寇内保民安，居功志伟。

再加上考虑到苏联军衔制度经验、斯大林也是苏联大元帅，因此毛主席成为共和国大元帅是顺理成章，众望所归的事情。

所以一开始拟定方案时，就已经将伟人的名字划至大元帅军衔一栏，很快天津军需工厂就以纯手工，为毛主席精心制作了一套大元帅服。

那套元帅服的肩章面板都是镀金的，肩章的国徽也是纯金质地，不仅如此、衣服和裤子边缝处的金黄色条纹也是以纯金丝线绣制，整套衣服看起来是威风凛凛、熠熠生辉。

大元帅服做好后，工作人员是第一时间把它和其他制服，一起送至中南海的勤政殿内，以便毛主席等领导人审看试穿。

哪承想毛主席瞥见衣服的第一眼，面色就沉了下来，他走到书桌处点燃了香烟，一言不发。

旁边的工作人员有些尴尬，鼓足勇气轻声道：“主席，这是专门制作的大元帅服您试穿下吧。”

毛主席脚步未挪动半分，泯灭了烟头道：

“这套衣服过于奢华了，更何况让我穿大元帅制服，我还怎么到群众身边开展工作，活动也很不方便。咱们实不必事事依照国际经验，我看这个大元帅不当也罢，再者现在已经在地方任职的人，都不评军衔的好。”

正待众人怔愣之时，毛主席又转过头看向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呆过，也是元帅，你和恩来还要不要评了？”刘少奇、周总理连连点头称：“我们的军衔也都不要了，这个提议很好。”

伟人回身又问几位长期在军队，后来又到地方的干部“你们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了。”大家也都说“不评了。”

于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主动不参与授衔的消息一经传出，那些“闹腾”的声音，也都渐渐消匿下来，可刚走顺的评衔工作又出现了棘手情况。

那就是关于3000老红军的军衔问题，这些老红军由于知识文化水平有限、年龄身体等原因在部队里没有具体官职，大部分都属于后勤保障人员，担任的都是司机、炊事员、门卫等职务。

如果按照职位参考的话，很多人只能作为列兵被取消供给制，都已成家立业的他们单靠着微薄薪水、恐难维持生计。

可老红军对革命也有着实实在在、无法磨灭的贡献，其中资历深厚者，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追随在毛主席、朱德等人身边。

因此对于参加革命这么多年的战士们来说，如果按照当时的制度，拿到太低军衔、待遇发生改变，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感情。

但如果不遵照制度进行，可能将会影响整体工作，因此在授衔讨论会上，这两种意见僵持不下，苦思无果的罗荣桓也只好向毛主席请教去了。

毛主席拿到3000红军的报告后，是沉默不语，猛吸烟，直至整个书房都布于烟雾中时，突听一“啪”的拍桌声，接着伟人斩钉截铁道“红军不下校”。

简简单单5个字表明，这3000多名老红军一律被授予少校军衔。事实上毛主席的一锤定音，不仅是他老人家在严格执行标准外，考虑到老红军实际生活待遇的人性化操作。

更重要的是，伟人自己亦对老红军有很深的感情，他对于红军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在上井冈山之初，毛主席就下决心要彻底改革工农红军队伍，去糟粕向正规化发展。

但由于队伍里战士们个人素质参差不齐，老旧思想根深蒂固，纪律涣散、开小差，思想薄弱的人比比皆是。

因此改革也并非易事，然而即便困难重重，毛主席还是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方案。

伟人先是废除了旧军阀的肉刑运动，实行民主制度，使得官兵平等，彼此之间只有职务差别。生活上，部队里自上而下每个人吃穿用度一样。

毛主席以身作则，背米袋、穿草鞋跟战士们在一个锅里吃饭。因此尽管环境异常艰苦，但战士们积极性非常高。

不仅如此毛主席也对部队执行严格纪律管理，为了增强大家的纪律意识，还办过展览、摆出红薯、草纸，以生动的形式向战士们讲解借东西要还，打破东西要赔偿。

更重要的是，伟人常常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每每士气低落时，他都会第一个站出来，身子挺得笔直大喊：

“现在大家站队，我是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

原本垂头丧气的战士纷纷被伟人激昂的情绪感染，一一提枪列队重振旗鼓。

就这样清除旧军阀作风的红军部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穷苦老百姓，队伍也一天天庞大起来。

可以说毛主席与老红军战士们也是一路走来，历经无数风霜雨雪，才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红军不下校”是伟人的胸怀，也是我党领导人对曾经浴血奋战、对革命坚定付出的老红军战士们的肯定与尊敬。

而3000多名老红军们在得知自己的军衔后，无不欢呼雀跃，这也意味着他们每个月都可以拿到16级工资，113元，在当年完全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

1955年我国的首次授衔，共诞生了十大元帅、十大将军、五十五名上将、一百七十五名中将、数十万名校尉级军官等，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又特批3000多名老红军以少校以上军衔。

“红军不下校”是毛主席对所有老红军的尊敬和怀念，也更加说明他老人家自始至终，没有忘记这一路走来的艰难困苦。

在个别地方也有这么一群特殊老兵，他们亦感恩于伟人的惦念、在授衔前主动离开部队，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转到地方进行工作，将机会留给更多年轻、有文化的同志。

他们宁静淡泊，远离荣耀光环、再一次为党、军队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文汇报《军衔制实施方案中，拟授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为何最终他们却都“榜上无名”》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如何带领革命队伍克服失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