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江同志在得知自己即将进京担任要职时，心情复杂。他觉得，自己的短板在于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

赴京前，江同志拜访了亦师亦友的汪道涵，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汪道涵心里明白，江同志是合适的人选，但也能看出后者复杂的心情。就这样，汪道涵送给江同志14字墨宝进行勉励。

汪道涵后来回忆说：“我想借此告诉江同志，他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江同志看罢，对汪道涵说道：“您是我终身的良师。”此后，他一直将这14个字视为自己的座右铭，终生受益。

其实，谈及汪道涵和江同志，他们之间并不只是革命情缘，还有着很多个人间的共同话语：两人同为安徽人，又先后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汪道涵读的是机械专业，江同志读的是电机专业，两人都是学生运动中的佼佼者，又都是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再有两人又都好读书……

那么，汪道涵和江同志是如何相识的，江同志担任要职前，汪道涵到底送给他哪14个字？其中有何深意？

展开叙述前，我们有必要对汪道涵的人生经历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1915年3月，汪道涵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笔者按：现明光市)明光镇。他是家中长子，自幼聪慧好学，立志报效祖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激愤。16岁的汪道涵和同学一起上街，参加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

那年年底，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被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录取，后来又顺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

在当时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汪道涵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高材生。在校期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之后，汪道涵被捕入狱，但他大义凛然，与国民党军警斗智斗勇。

1934年1月，汪道涵经营救出狱。

返回故乡后，他先是做了几年老师，后来又于1937年春，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插入本科二年级继续读书。

那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彼时，正值学校放暑假返乡的汪道涵与数名有志青年商议，决定成立“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为抗日战争尽自己的一份力。

1939年，汪道涵率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20余人随第八团挺进纵队越过津浦铁路，到达路东的嘉山县自来桥。

在这里，汪道涵积极开展战略侦察、宣传抗日、开展统一战线等工作。那年6月，嘉山县第一个正式的中共支部——自来桥党支部正式成立。1941年8月，中共津浦路东区党委任命汪道涵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并继续兼任县长。

因为汪道涵在革命工作中的踏实表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历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政委等职，为华东地区的顺利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9月，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的汪道涵来上海益民食品一厂视察。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江同志。

汪道涵后来回忆说：“江同志充满了活力。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那一年，汪道涵34岁，江同志23岁。

后来，江同志在益民的总经理办公室里，代表工厂向汪道涵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

当时，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效能高，所以搞好工厂的关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

江同志的思路清晰，他计划组织若干销售小组，并把重点放在食品店和杂货店。

听完江同志的汇报，汪道涵更加欣赏眼前这个年轻人。他说：“江同志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

经过初次接触，汪道涵和江同志觉得彼此十分相投。他们越来越熟悉。用汪道涵的话说：“我妻子比江同志大9岁，我们开始把他当小弟弟看待。”

1951年，汪道涵把江同志调到中国制皂厂担任副厂长，后者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两年后，汪道涵被提拔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负责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的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

1957年，我国制定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派团去莫斯科听取苏联专家对规划的意见。当时，汪道涵的任务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

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需要寻找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专业最顶尖的人才。这时，汪道涵再次想到江同志。

很快，江同志被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担任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

我们抛开之后的几十年不谈，单说1985年，汪道涵上海市长任期届满。在中央物色接班人期间，他推荐了江同志。

汪道涵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同志。”

江同志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在任期间他兢兢业业，上海的发展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时间来到1989年，江同志接到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

当江同志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

直到这时，江同志才被告知，邓小平在西山别墅等他。

那晚，当邓小平提出要他担任要职时，江同志惊讶之余，心中也有担心，他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他向邓小平解释说，主要因为自己缺乏在中央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听罢笑着说：“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

江同志回到上海后拜访了汪道涵，想要征求他的意见。

多年之后，汪道涵仍然记得当时的画面：“我知道他是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他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看罢这14个字，江同志感慨道：“您是我终身的良师。”

后来，他赴中央工作后，曾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党和人民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定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14个字一直激励着江同志，担任要职后，大学时代的老师顾毓琇写信祝贺。江同志在回信中再次引用林则徐的这首诗，表示自己定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一切。

镜头回到汪道涵这里。

他卸任上海市市长后，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为推动两岸统一而开展的“汪辜会谈”。

1990年10月，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振甫出任董事长，致力于发展两岸关系。

辜振甫在台湾影响很大，他曾先后担任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工业总会理事长，又历任国民党中委、中常委、中评委，集巨商与政治家于一身。

对于辜振甫抛出的橄榄枝，中国内地很快做出回应，并于1991年12月在北京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彼时，76岁的汪道涵一直心系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组织决定让他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平等协商两岸关系。

1993年4月27日，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首次 “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

我们要明白的是，这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意义重大。

“汪辜会谈”达成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4项协议，被定位为“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与功能性”，是两岸落实“九二共识”的重要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5年后，辜振甫应邀率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

在上海，汪道涵与辜振甫再度聚首。老友之间除两岸政治对话外，也有温馨的家庭式茶叙。

汪道涵和辜振甫的友谊，也一度传为佳话。

退休之后，汪道涵不仅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还十分重视国际上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新问题。

2001年初，他在听取出访归来的北京学者汇报信息经济和信息安全问题时说：“对这些新问题，我们一是要虚心学习，二是要加强研究，不能虚心学习，就无法推进研究。”

虽然身体抱恙，但他在病中仍十分关注一些全球性问题，比如：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关键性问题。

不仅如此，汪道涵嗜书如命，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仍手不释卷。

就在汪道涵去世前三天，他已经无法下床去逛书店，仍请秘书代劳购买《问学集》、《勃艮第与文艺复兴》、《全球银行学》和《多元化金融集团与金融控股公司》。

心系国家，心系人民，汪道涵始终保持着学习的态度对待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让人心生敬意。

鲜为人知的是，2005年5月，90岁高龄的汪道涵抱病会见了国亲两党的代表团。

5月2日，上海锦江小礼堂，许久未曾露面的汪道涵会见了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

那天，连战给他带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辜振甫的亲笔画作。画作的内容是观音山远景，这是辜老生前承诺要送给汪道涵的礼物。

6天之后，汪道涵在上海虹桥迎宾馆二号楼会见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一行。据工作人员回忆，那天谈话的气氛融洽，原先设定的十分钟会谈时间后来延长了一倍，在工作人员提醒下才得以结束。

就在连战和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后，台湾花卉成为当时上海的热销商品，其中尤以玫瑰和汪道涵经常购买的蝴蝶兰人气最高。

汪道涵在两岸关系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让后人感佩不已。

2005年12月24日7时12分，汪道涵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

现如今，如果人们来到上海的福寿园，园内就铸有一座汪道涵的铜像。旁边的石头上刻着8个大字：报国有心，爱国无限。

如果你仔细看汪道涵面朝的方向，他眺望的是宝岛台湾。

参考资料：

1.汪道涵早年抗日经历——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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