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6日,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宣告结束,一封文件也被送到了延安杨家岭。
当毛主席端坐在窑洞前的石凳上,拆开信封仔细看过了上面的内容之后,眉头却不由自主地紧蹙起来。
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赶紧喊来警卫员赵延河,颇有些恼怒地问道:“这是谁送来的?”
不明所以的赵延河看了看信封,稍加思索后便脱口而出:“主席,这好像是今天早上谭副主任派人送来的……”
在过去的整整一个月时间里,毛主席几乎将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六届六中全会之中,对于各位参会代表呈交上来的文件仔细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压根没有睡过一天好觉。
而眼下会议已经结束,毛主席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一觉便睡到了中午。
所以,当谭政派人送来这份文件的时候,身为警卫员的赵延河便将其放到了桌子上,想着毛主席醒来之后便能看到。
可他哪里能想到,当毛主席看过其中的内容之后,竟会如此生气。
在得知这封信件的来源后,毛主席猛地拍向面前的桌子上,整个人“腾”地站起身形,一字一句地怒斥道:“不像话,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紧接着,他又指着这封文件,面向赵延河:“要真照这上面的来办,是对李先念同志极不公平的对待,我第一个不同意!”
那么,谭政呈交的这份文件上究竟写了什么?为何毛主席看过后大发雷霆?
文件上的内容与李先念又有什么关系呢?
1938年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初,作为我党、我军最高领导人的毛主席便定下了论调: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既统一、又独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共同抗日。
而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此次会议历时一个月后取得圆满结束。
然而,大会刚刚结束,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却突然找到了李先念。
在此之前,李先念一直在红四方面军中担任第30军政委。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一支部队进攻宁夏、甘西等地区,打通陕甘宁与苏联之间的联络通道,这也被称之为“宁夏战役计划”。
于是在不久之后,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以及其他西渡黄河的部队共同组成“西路军”,共计2.1万余人,开始向西进发。
然而,虎踞西北的军阀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实力极为强盛,他们仗着手中兵多将广,屡屡阻挠西路军。
起初在与西北马家军交手时,西路军将士们凭借顽强的斗志还能占据上风,但由于缺乏后勤保障,再加上连续多日的急行军和作战,经过古浪、高台、倪家营等数十次战役之后,将士们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
由于敌人的实力太过强大,西路军最终失败,李先念从战场上突围后回到了延安,便一直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学习,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职务。
而谭政此次找到李先念,正是为了安排他的工作问题。
“李先念同志,你的能力组织上是有目共睹的,经过会上讨论,还是决定派你去129师担任营长职务,你有什么意见?”
话音落下,李先念先是一怔,迟疑了片刻后又缓缓点了点头。
其实在听到这番话的那一瞬间,他心中对于这个安排是存有质疑态度的,但考虑到眼下革命形势急迫,正是用人之际,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要是打侵略者,什么职务我都可以接受,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要知道,1937年8月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以往的干部基本上都降级任用。
而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李先念在红四方面军时担任的是第30军政委,那么改编之后职务最低也应该是八路军团级干部。
可现如今,负责人事安排的谭政却告知,要他前往129师担任营长,也就是说职务连降6级,如此巨大的落差的确令人感到意外。
但李先念为了大局着想,最终决定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两人又经过一番简单的交谈后,他便回到了“抗大”的学员宿舍,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不久后便启程前往129师驻地报到。
对于部队干部职务的变动,谭政是需要向毛主席汇报的,于是便写了一封信托人送到了杨家岭窑洞。
当毛主席得知这件事情后极为恼火,认为李先念的职务确实低了,对他来说十分不公平。
为此,毛主席当即派人喊来李先念,刚一见面便问道:“高敬亭你熟悉吗?”
闻听此言,李先念果断地点了点头。
1932年秋天,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离开鄂豫皖边区时,曾专门将25军留在此处继续与敌人斗争,并由徐海东负责军事指挥。后来徐海东奉命离开鄂豫皖,又将新四军第四支队留了下来,这支部队的司令员便是高敬亭。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李先念与高敬亭的接触颇多,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得知两人的过往,毛主席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上前倾了下身子,拍着对方的肩膀说道:“既然这样,你就去他的身边,做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参谋长吧”。
正是因为毛主席的亲自过问,李先念才避免了被连降6级的这一结果。
那么毛主席为何要这么做呢?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揭露了原因。
“要我说嘛,三个方面军(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都是一尺,而不是一方面军一尺,四方面军却是九寸。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抛不掉的,用人行政应该一视同仁。”
正是因为毛主席对待各支部队的干部一视同仁,李先念以及其他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才得以在合适的职务上,为革命事业发挥最大的作用。
1939年元旦刚过,李先念便冒着漫天大雪,亲自率领160余人挺进鄂豫边区。
虽然沿途的道路泥泞不堪,大大影响了行军速度,还要时刻提防敌人的袭击,但每个人都毫无怨言,迈着坚定的脚步抵达目的地,最终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在敌人的后方开辟游击战场。
在他的领导下,经过短短两年的时间,原先的一百多人便迅速扩充到1.5万余人之众,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抗日部队。
1941年2月,也就是皖南事变之后,李先念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将手下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并由他身兼师长、政委双重职务。
部队经过改编之后,战斗力显著提升,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侵扰,尤其是在这年冬天的侏儒山战役中,经过李先念周密的排兵布阵,一举歼灭了来犯的日伪军5200多人,更是缴获大量武器辎重。
随着鄂豫边区不断壮大,手下的部队人数也越来越多,李先念清楚意识到,眼下的军政委员会已经无法满足军队和边区的协同指挥。
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李先念总是会自顾自地呢喃道:“这时候应该取消掉军政委员会,成立一个边区委员会,不论是军事还是其他事务,全部由委员会讨论决定”。
李先念很快便将这个想法汇报给了延安方面,毛主席得知也是频频点头,并亲自替中央拟了一封回电。
“电报已经收到,成立边区委员会一事应当从速,令考虑由先念同志担任委员会书记一职”。
自己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认可,李先念却犯了难。
因为按照他的想法,边区委员会成立之后,书记一职应当由巾帼英雄陈少敏、或者是第5师政治部主任杜质斌担任,自己则专心搞军事指挥。
于是,李先念再次给延安发电:“由我担任边区委员会书记一职,使我坐卧不安,希望主席能够收回成命”。
毛主席向来是知人善用,对于他的谦虚之词回复道:“此事中央已究竟考虑,希望先念同志切莫推辞,不应再有变动”。
最终在毛主席的坚持下,李先念接受了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一职。
作为一名纯粹的革命者,李先念向来不在意自己职务的高低,在他的一生中曾发生过多次谦让的事迹。
就比如说1954年,中央财政部长这一职务发生空缺,由谁接任的问题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认为,向来严于律己、善于学习,而且年轻的李先念最为合适。
毛主席认真地听着陈云说出推荐的理由,心中极为认可。
那个时候,李先念远在武汉,担任中南局副书记,几天之后便接到通知,要他赶紧交接手头上的工作,到北京去一趟。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指示,忙得热火朝天的李先念极为不理解,眼下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六省正处于经济建设的高速时期,这个节骨眼让自己去北京,会是什么事呢?
苦苦思索了半晌,他也没能搞清其中的缘由,索性也不再细想,将工作安排完成后便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抵达北京之后,李先念便被直接送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
刚一进屋,便看到毛主席倚靠在窗边的书桌上,手中拿着一份报纸认真研读。
见毛主席如此投入,李先念也不好打搅,便轻声来到门口的椅子旁坐下,静静看着主席的身影。
直到过了十几分钟后,毛主席看完了那份报纸,小心叠好放在桌上时,才发现端坐在不远处的李先念。
“先念同志,你是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也不喊我一声?”
见毛主席如此热情,李先念赶忙站起身形走了过去,笑着回应道:“刚来一会儿,看您太投入,就没有喊您”。
随后,毛主席向他询问了中南局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而李先念对于每个问题都应对如流。
交谈了一番后,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直入主题感慨道:“看来你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
听到这句夸奖,李先念脸上露出了疑惑,连忙问道:“主席,什么人选啊?”
而毛主席则将陈云推荐他担任中央财政部长的事说了出来。
谁知李先念听后却连连摆手,还未等他说出推辞的话,毛主席却率先开口了。
“我知道,这次你又要说自己不合适,希望另外选个人,对不对?”
见主席看出了自己的心思,李先念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随后轻轻点头,却没有在说话。
此刻,本就不大的房间内显得格外寂静。
两人沉默了许久,最终毛主席的一声叹息打破了这个僵局。
“唉……谦虚是好事,可有些时候过于谦虚,反倒不好了”。
“你若是不想干,难不成要我去把宋子文、孔祥熙之流请来干这个财政部长吗?”
从这短短的两句话中,李先念听出了毛主席的态度十分严肃。
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之后,他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猛地抬起头坚定地说道:“主席,既然组织上信任我,我就不再推辞了,我一定好好干,不让您失望”。
此时,毛主席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其中更是夹杂着几分欣慰和赞许。
1954年9月,李先念正式就任中央财政部长一职,协助周恩来总理和陈云等人主持经济建设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短短两年之后,也就是1956年夏秋之交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李先念被推选为中央委员,甚至还成为新提名的6位中央政治局增补委员之一。
要知道,除了李先念之外,其余5位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李富春。
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是深受毛主席和组织上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