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凭什么灭亡?这才是最新的视角解读!资本永不眠!

卢克斯基 2024-06-28 11:58:35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北宋立国,一个伟大的时代拉开了序幕。可你却不知道,它是当时地球上唯一的花。关于宋朝,毫无争议,它是公知最向往的时代,第二是民国,同时也是被资本剥削的最惨的时代。

从军事上看,北宋是一个软弱和窝囊的时代,但从经济上看,北宋却是高度富裕和极其繁荣的时期。北宋不仅是中国封建史上货币经济发展的顶峰,而且也是中世纪全球文明的唯一灯塔。

1000年前开封金融街的辉煌不亚于今天美国华尔街,宋朝的银行家比华尔街玩得更花,宋朝梦甚至比美利坚梦更容易让人实现。

宋朝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文明盛世,可又有谁能想到,这个梦刚刚绽放就破灭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全是人性的贪婪?还是公知的羡慕?我宋朝对啊,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是非常美好啊!记住,这一切的背后所有深意都跟钱有关。

今天在这里就带你一一分析宋朝梦的破灭。繁荣下的北宋的政权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民心。北宋的国力不是崩溃于财政,而是崩溃于贪婪。而此现象简称北宋当年正花开。

北宋立国之初就制定了一系列四季人口增长和发展民生的福利,宋朝梦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简称宋朝版第一个国家计划。由于当时军田制的崩溃,原来属于国家调节之用的荒地未垦地任何人都可占有开荒,只要在官府登记备案,到时按章纳税即可。至于这些土地归谁所有,占有的数量有多少,官府既不关心也不干预。

你要知道,土地是历朝历代的命根子,对于私人土地的买卖,官府的态度也是自由和放任的。只要买卖双方自愿成交,他们只需要将田契送交官府备案,盖上官府的印章,并缴纳田计税,交易就算完成了,从此新主人负责田赋的上交。

大乱之后,这样的土地政策当然获得了百姓的热烈拥护,就是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宋朝版第一个国家计划顺利完成,第二个自然是发展民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宋朝还跟以往朝代不一样,它是用煤代替木炭。能源革命催生了冶铁工业的爆炸性增长。

据统计,到了宋神宗年间1078年,北宋的铁产量高达7.5万至15万吨,大约相当于18世纪欧洲包括俄国工业革命之前的全部铁产量。由于冶铁工业的突飞猛进,也带动了炼钢业的空前发展,罐钢、白炼钢、临铜钢等冶钢法获得了广泛应用。钢铁冶金业的生产技术革命又导致农业工具的巨大进步,极大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率。

如果要以粮食亩产量计算的话,宋朝达到了460斤,是盛唐的两倍有余。农业亩产量的增加和耕地总规模的扩大,直接反映了北宋人口在初期大幅增长的数据。北宋巅峰人口1亿,超过了之前的历朝历代。第二个国家计划北宋顺利完成。民生安乐、诗词盛宴,巨大的人口红利基数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率,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动。第三个国家计划开始实行。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摆脱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和狭隘,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专业化的分工进而催生了一大批新生的就业机会。

市场交易和社会分工使得城里人的知识掌握得更深入,市场交换则加速了信息的流动,人口的聚集效应刺激了新的思维、新的发明和新的需求。活字印刷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这种信息革命极大降低了信息成本,间接提高了整个社会包括经济活动的生产率。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创造出更多可替换的商品。

北宋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高速发展,柑橘、荔枝摆脱了传统农业,菊一亩比田一亩多数倍,荔枝种类多达32种,蔬菜更是城里人的必需品。除了吃好,宋朝人穿的衣服更是当时地球上最好的布料,对生活的讲究追寻到极致,甚至都有消防员专门在楼顶上观察东京的火灾。外卖小哥在宋朝也是个常见的话题。除此之外,宋朝的奢侈品甚至消费到东南亚。

北宋在消费品制造领域的一系列生产突破,导致了商品数量和种类的空前繁荣。360行,行行出状元,很可能就出自宋代,但是宋朝达到了414行,想不到吧!商品的繁荣与货币经济的崛起,催生了全国大型区域市场。

以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辐射两广地区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属市场,以陕西为中心的关盟市场。这些区域市场又有一系列城市阵势和农村地区组成一张交叉重叠、上下贯穿的蜘蛛网。而造船厂在宋代更是多得数不胜数,进而拉动了一系列的领域,例如食品加工、建筑造船、采矿冶炼、造纸印刷、盐茶酒,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进一步向城市转移。

按理说这发展是相当的好,可为什么花突然蔫了呢?在这里终于请来故事第一个主线:资本!这里的资本简称北宋银行家。我告诉你,北宋银行家玩得比华尔街更花,他们不是有钱人,而是超级富豪。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北宋初年,经济高速发展,人口红利基数催生了城市化浪潮,货币经济在城市的流通更为广泛,钱多了自然而然要产生兑换铺。

而在当时,北宋的货币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各区流通的货币各有不同,当全国商品在四大市场之间进行大规模跨区流动时,区域货币需要折算经营铜、铁、纸等通货形态,这就构成了兑换铺最基本的银行业务。而兑换铺的老板们每天从事的就是通货之间的低买高卖,赚取利润差。随着北宋货币流通量的暴增,他们很快就演变为北宋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做市商,为通货兑换提供流动性。他们对市场的波动超级敏感,甚至每个时辰的差价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他们赚的就是微博的差价。

与美国债券市场的做市商一样,他们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客户群体,建立起强大的销售渠道。通货买卖的利润就源于批发与零售的差价。兑换铺的老板们已成为北宋时期对市场交易最为敏锐的群体,逐步演变为北宋985年,宋太宗赵匡义开始秘密筹划3路大军北伐辽国,试图一一举收复燕云16州,并于4年发动了奇观沟战役,最终以惨败告终。名垂亲史的杨家大将杨业在死战失败后,为掩护民众南迁,在陈家谷立战而死。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向北方钓鱼,粮草官府发动,商人参与军事后勤工作,这是中国封建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业务外包模式,也只有在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北宋才有实现的可能。

商人们需要自己购买大批粮草,还要负责雇人将粮草千里转运到边防各地。官府当然是省心了,但你要记住,天下攘攘,皆为利来,没有厚利诱惑,谁会为官府卖命?当边地收到粮草后,按照当地视角及商人运输路途的远近进行估价,在此基础上另有一定的优惠及商人的利润贬低。官府在估价后发给商人一种凭证,名为交引。

这个是重点知识,大家要记住了。然后商人们拿着交引回到金城找官府领钱,官府并没有足够的现金,就以盐茶票据来代替部分现金支付,而商人们正是冲着票据来的。盐是生活的必需品,而茶是始于唐,兴于宋。

宋朝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对茶叶的需求量极大,官府于是垄断了茶盐供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盐和茶都属于超级暴力的官府专营商品,每斤盐价官府收购时不过2.5文钱,转手在市场中就以26文的高价卖出,官有9倍净利,而茶的销售已高达100%到300%的超级利润。商人们只要拿到官府的茶盐票据,即盐和茶,就能合法买卖专营商品,这就意味着巨额利润唾手可得。

而京城的官府们并没有盐茶现货,商人们需要拿着票据找到主管部门进行批引及盖公章。主管部门在交引上批示领盐或茶的地点以及指定销售的地区。盐一般是到山西,茶则在江南居多。商人们领到盐茶之后,必须运往官府指定的地区进行销售,而绝不能跨境贩卖,否则严惩不贷。

官府的限定销售政策,当然是为了确保对高额利润的垄断,如此一来,盐茶票据的价值就大得惊人。而当京城的银行家们看清盐茶票据的巨大价值之后,他们开始游说朝廷的有关部门,说这些外地商人来路不明,信用很成问题,万一拿着票据倒买倒卖或违法跨界销售,岂不是乱了市场,破坏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吗?银行家们久居京城,与朝廷各部委的关系更深。

很快,朝廷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规定所有持有盐茶票据的商人,必须在京城有银行家的担保,否则有关部门拒绝批引。还有的商人没办法,只能把手中的交引半价卖给银行家们。如果有的商人不愿意卖出手中的交引,则京城的银行家们就联手拒绝给他们担保。如此一来,他们就拿不到官府的货,盐茶票据只能烂在手里。

就这样,京城的银行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巨额利润的交易,做起了票据买卖,兑换铺也改为经营交引兑换铺,兑换银行家演变为交引银行家,成为北宋第二大银行家。当银行家手中的票据筹码越多时,对市场价格的控制力也就越强。他们一般还兼做着高利贷、典当之类的融资业务,对京城的资金供应有着直接的影响力。

当他们准备买进票据时,可通过抬高京城的融资成本来紧缩银根,然后在场内大量抛售票据,引发价格雪崩,一方面威慑官府,另一方面逢低吸纳。如果他们需要高价抛出,就会拉升票据价格,引诱逐利的投机商进场吃货,这与现代的摩根大通、高盛手法并无二致,这一点足以说明宋朝的银行家比华尔街玩得更花,甚至比西方早800年发现这种秘密。

宋真宗于997年继位,998年辽国发动了第六次入侵战争。北宋对辽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1004年。辽国的第九次南征,以宋辽的澶渊之盟告一段落。正是由于北方战士对粮草的巨大需求,才导致了交引制度的兴盛。

朝廷本想利用商人为边地运输粮草,以便节省财政支出,因而诱之以盐茶的厚利。不想商人们诡计多端,搞定了边地官员,以平均6倍的市场价格高价向边地出售粮草,席卷了朝廷东南360万贯的茶历税收。

但聪明的商人们却遇到了智商更高、手段更狠的京城银行家,银行大佬们半路杀出,又将商人们的暴利打劫殆尽,从而让京城的金融势力集团坐收暴利,大发国难财。在货币经济时代,只有控制货币的人,才能真正控制当时的朝局,古往今来,盖莫能外。货币的力量在古代是会被刻意隐藏的,为什么?因为控制不住,就会被货币所吞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什么只有这4位?因为这4位是真正的发现了钱的秘密。

稳定货币,才能稳定民生,才能万事开太平。这是北宋的第一朵花开起。花还在开放中,并没有阉掉。那么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贪婪。北宋初年,经济增长之蓬勃,人口繁衍之迅猛,土地开垦之庞大,都说明了早期的自由土地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冲突,再不调整政策,土地兼并再所难免,贫富矛盾必将计划。

从985年盐茶票据出现,中间经历了短暂的中断,一直持续到1050年前后西夏战争的落幕。在60多年中,商人和银行家们席卷政府,专营的茶利盐利从而获得了进行大规模土地兼并的雄厚资金。首先兴起土地兼并的大潮自然是达官贵戚,他们属于占田主力,对普通百姓的田地巧取豪夺,就连国有土地也不放过,如国有牧场、官办学田、公共山林也成为他们强占的目标,甚至连寺院的福田也不放过,灾荒之年,百姓困顿,不得不抵押或变卖土地,而达官贵戚们正好落井下石,趁势兼并。

少数豪强大户,甚至人为破坏堤坝,制造水灾,以廉价抢夺百姓土地。北宋第一次土地兼并势头之猛,手段之疯狂,为历代王朝为第一。在官僚阶层的带动和刺激下,手握巨额资金的金融大佬、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岂甘落后,他们属于富者有资,可以买田之辈,并在土地兼并的大厦中后来居上,逐渐取得组织性地位。达官贵戚们不成器的后代,由于挥霍过度,也把祖上的良田抵押或转让给了他们。

在汉唐被贬称为豪民并受到官府严厉打压的商人,到了北宋却成为了世人羡慕的大地主,由官僚、银行家、巨商和大地主所构成的豪强大户集团,占总人口的6%到7%,却侵占了全国土地的60%到70%,席卷了国民财富的一半。官府要打仗,还要维持国家的运转,财政消耗入不付出,以致国库空虚。富人集团要少交税,穷人阶层就得多交税,于是苛捐杂税日渐繁多,变相剥削越来越重。宋朝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

就举个最基本的例子,一家典型农户的土地已经从北宋初年的平均95亩下降到宋神宗时代的50亩。北宋北方农田每亩产量约2担,考虑到平、丰、欠年各占1/3,则平均粮食收成约为1担。这样算下来,这家农户一年收成大约50担粮食,除去种子预留5担之外,所剩余的45担粮食每担约92斤,一家吃饭消耗之后,尚存七担至九担,也就是644斤到828斤,货币价值约为2,100文至2,700文之间。这户农家必须向官府缴纳填赋两税夏税和秋税,逾约为500文。

这样的生活水平,在那时还可以过得比较滋润。但是到宋神宗年间,土地兼并使得民众分摊的税赋剧增,北宋朝廷为了在北方储备军粮,在各地强制摊派购粮,每旦官服收购价仅300文,农户已经吃亏不小。不仅如此,官府一旦粮食仅付1/4的现金,即75文,剩余3/4以茶折算,而茶的市价仅值37文,一旦粮食被折算成112文。更荒谬的是,连37文的茶饮不是现茶,而是农户必须到遥远的产茶区去领取的茶。无奈之下,农户不得不卖给商人100文,最终农户损失500文。

老百姓过日子本来就是茶米油盐,人均50亩的农户,怎么也算得上是北宋的中产阶级了。在沉重的苛捐杂税压迫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卖掉土地,充当全资的佃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宋朝梦彻底破灭了。北宋的梦,靠的是千千万万普通的家庭劳动创作。他们原本热情高涨,发明创造不断,消费与日俱增,生活蒸蒸日上,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土地兼并后,无论自己多么辛苦,多么有创造力,都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他们消沉了,对宋朝失去了未来的希望。宋朝梦为什么会破灭?在于人性的贪婪永无止境,贪婪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三庭里描写的人性,在北宋全都能见到。再加上钱荒的加重,北宋银行家席卷全国70%的财富,严重的斥资迫使朝廷贬值货币,货币贬值又刺激了资产膨胀,资产膨胀加速了土地兼并,同时诱发了钱荒,而土地兼并和钱荒又加速了农民的困局。如此恶性循环,民不聊生。

而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之前的现状,北宋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再不变法,国家必亡。北宋的花准备蔫了,但没有完全蔫,或许冥冥之中,上天专门派此人再次花开,那就是王安石。今所以为举事者,凡以财用为集,这正是王安石在北宋变法前说出的名句。财政枯竭是变法的当务之急,而解决之道就是开源节流。开源及王安石所说的理财,其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王安石对国家病情的把脉相当准确。北宋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不振则百业萧条。而如何刺激农业生产呢?王安石更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农以趋疾苦,一兼并便趋农为己。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中,一兼并是其最为闪光之处。农户的疾苦,劳动热情的低落,生产条件的不变,其根源正是土地兼并。更为合理的顺序应该是一兼并在先,而后才能实现去疾苦和变趋农。1069年,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著名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是以去疾苦为突破口,间接解决易肩并的烫手山芋。如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种民户,在每年夏抽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限钱或补梁,以补助耕作。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借款利息为20%到30%。在青黄不接之时,以官府的农业信贷来缓解农民的疾苦。如果没有官府的低息贷款,农户就不得不向金融大佬们借高利贷。官府30%的利息听起来很高,但金融大佬们的高利贷却达到了100%到300%。继高利贷就得抵押农户的土地,一旦还不上钱,土地就会被大佬们顺手兼并。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以官府贷款对抗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户在休年能够长保其土地不为大性。

免役法根据各家财富等级、田亩数量多少来确定应出徭役的货币价值。富者多摊,穷人少摊,民众可以选择支付免疫钱来代替徭役。自古以来,徭役就是农户的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修宫殿、建皇陵、为官府当差,一去就是一个月以上,不仅耽误家庭的农业生产,而且也削弱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劳动供应。更不公平的是,官升豪强不纳粮、不当差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国家徭役方面的负担就全部落在了普通农户身上。免役法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劳逸分配机制,豪枪大户们必须承担徭役的主要经济负担,农户们的疾苦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更重要的是,免役前与田亩数量挂钩,田亩越多,免役钱越重。这就如同现代的房产税对房姐将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一样。所以,免役法在直接减轻普通农户的疾苦的同时,又间接抑制了土地兼并。当浙江一家豪强大户被迫拿出600贯免免徭役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愕然,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出600贯或非情愿,然,所以催兼并当如此。方田均税法更是抑制土地兼并的利器,就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均税则在方田的测量基础上,按照田的大小评分,进行田赋的重新分级估算。方田均税在全国受到了豪强大户和地方官府的坚决抵制,最后仅在北方部分地区推行。北方五省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0%,而清查出的田亩竟然占到全国税田的54%,可见豪强大户漏税的情况是何等严重。如果方田均税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广,势必对土地兼并的狂热势头给予致命的一击。均税法释义法的实施重点在于抑制商业辽通的兼并,打破金融大佬和豪商巨股形成了价格垄断,为小商贩的自由竞争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间,同时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减轻民众负担。

除了开源,新法同时强调在全国进行大规模裁军,将湘禁军总数裁减了45万之多,常备军规模缩减至79万,军费开支至少降低了1/3。针对熔源变法派对全国州县进行了合并和裁减,并财州军监机构38处,撤县127个。王安石变法的五年间,北宋财政出现了极大的盈余,土地兼并之风受到沉重打击,普通农户的税负压力得以缓解。虽然王安石变法并没有直接出台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这也许就是他的政治韬略,唯恐宿敌面过宽,引发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导致变法难以实施。但他的各项措施招招击中土地兼并的要害,富人集团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痛在身上。北宋朝廷里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王安石如此动真格的既为穷人说话,又替穷人办事,这不仅坏了官场的规矩,更直接触动了官僚士绅和豪强大户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早已结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变法势必激起制度性贪婪的疯狂反扑,而王石唯一的靠山,就是那个志大才疏、意志不惊的宋神宗。从五路攻下遭到惨败一事就能看出皇帝的才具平庸,徒有励精图治的雄心,缺乏杀伐果断的手段。面对以司马光为首的文人铺天盖地的声讨,以及朝野官僚、豪强集团的明抗暗争,甚至包括太皇、太后等皇亲国戚的巨大压力,开始担心皇位稳固的宋神宗终于打起了退堂鼓。变法不到5年,王安石就黯然下台。

虽然宋神宗维持了变法的条文,但失去了大批变法大臣的严厉督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眼看变法派的失事,哪里还有心思去认真落实变法的细节,王安石下台后,变法已经名存实亡。北宋最后一次制衡豪强大户的改革还是失败了。

1085年,司马光上台后,禁废新法,北宋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贪婪扩张。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最终能够成功的案例之所以寥若成新,就是因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击破已经固化的制度性贪婪。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在于,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进行土地兼并的少数豪强大户,而是朝野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的贪婪欲望。如果没有秦孝宫那样钢铁般的意志,则变法难尽全功。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进行第二次革命,而且也是在自己身上动刀子。这是北宋第二次花开,可惜被贪婪剿灭。

别怕,还没有彻底剿灭,但如果不能控制潘多拉魔盒,那么就会被潘多拉魔盒所吞噬。终于轮到蔡京的出现了。蔡京以王安石变法得力干将起家办史,雷厉风行,善于见风使舵,是历史上最为典型的小人样板。然而,就连司马光这样看透历史的人,也不得不倚重小人去办事。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感天下皆知,他一上台,自然是全面复辟,王安石的改革派干将一律遭到清洗,蔡京也不例外。

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首先开刀的就是让既得利益集团非常不爽的免疫法。急切之下,他下令全国10天之内恢复以前的差异法,这意味着所有执行细则必须全面更改。千层面之宽、涉及人员之广、说服甚至弹压民众的工作量之大,显然不具备有可操作性,各级官员纷纷表示难以按时完成。但是这个从前变法派的干将蔡京,居然在西线内完成了所有差异法的恢复工作。顷刻之间,蔡京从新党的干将变成了旧党的能臣。

司马光对蔡京的才能刮目相看,盛赞蔡京。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依法行事,天下哪有行不通的法律呢?司马光点评历史时眼光毒辣,但真要办起事来,手下离不开蔡京这样的能人。不过朝廷的亲流们对痛恨熟手两端的小人,司马光虽然对蔡京印象深刻,却也只能暂时搁置不用。晚时与蔡京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做事本身,而在于做事的目的。王安石变法是要今世纪明,报效国家,而蔡京打着变法的旗号,甚至用着变法的手段,谋求的却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历史上的小人无一不是才能卓著,但最终他们的才能越大,对国家的危害也越大。小人最突出之处就是对机会的超级敏感,而且往往能够抓住机会改变命运。蔡京的艺术修养极高,当他得知新皇帝宋徽宗的艺术修养精湛,堪称书画大家之后,就在杭州收集真画名体,及时易保。趁着宋徽宗的晋城铜冠南下为皇帝寻宝的机会,搭上了铜冠这条关系,蔡京不辞劳苦,昼夜陪同,珍玉珠宝倾囊相交,终于让铜冠把蔡京进献的书画带到了京城。宋徽宗一见大喜,在铜冠的美言之下,皇帝对蔡京的印象大为好转。

后来宋徽宗将蔡京招到京城任职,更成了品评书画的知音。皇帝的赏识加上自身的能干,蔡京很快权倾超野,官僚师生、金融大佬、豪强大户们纷纷前来投靠。朝中行程以蔡京、王府、铜冠、梁诗成、朱栋、李艳为代表的蔡京集团,宋徽宗就是他们的总后台。为了把宋徽宗伺候好,以稳固皇帝的宠信,蔡京集团不惜借全国之财来满足宋徽宗的喜好。为他打造宫殿园林,到处新建道观,设印奉局和造作局,大心花石钢之意建岩福宫,耗费巨万。为增加自己的政绩,在西北侵犯战中端大举用兵,在北方与金国联手共同攻辽,最终隐瞒入事。

蔡京考虑的根本不是国家的方向,而是不惜倾城倾国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大举敛财。他以王安石继承者的姿态,将变法推向了极端。他大改严查之法,将地方严查之力尽数归入中央。财穷力尽的地方政府为了应付蔡京严苛的理财考核标准,终于逼方腊造反,方腊军中的主力就是破产无靠的茶农。与此同时,蔡京集团以西城所为核心,掀起了北宋第二次也是中国封建史上最疯狂的土地兼并浪潮。

西城所原是官府掌握的国有土地机构,在蔡京指派亲信李艳执掌西城所之后,官田扩大去,成为蔡京集团撕脸的利器。他们准备将难道相承吸资敛财、北达黄河的广阔民田尽数兼并为宫田,其胃口之大,兼并土地之广,堪称历史之最,令豪强大户们大开眼界。

他们通过立法,强力明天主人拿出田径,并层层追索,直至百年之前,只要追不出几代人之前的最原始田契,田亩一律充公并重新丈量,迫使原田主与西城所签订租定合约,从此缴纳田租。

在揭秘过程中,凡是蔡金集团看中了的良田,就暗中指使人向官府告发,谎称该田原本是荒地,所有田亩都是伪造,于是整县整县的土地被充公,激起民怨沸腾,奉命抓捕闹事的民众,单在河南雀山一地,就以仗刑打死良民上千人,兼并土地3.4万亩。

在蔡京集团疯狂兼并土地的过程中,梁山坡也在被圈占的土地之内,这才逼反了宋江领导了108位梁山好汉。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致使东南财富近于枯竭,西北财富归于理念,天下根本之才,接于蔡京王府。

西北征下,北面伐辽,南方有方腊起势,东有宋江造反。朝廷焦头烂额,国库亏空殆尽,蔡京集团于是开始疯狂贬值货币,狂敛天下之财,结果茶盐泛滥价值大跌。同时蔡京集团对铜铁币也进行大规模贬值,小平钱折二当三、当五,其上阵钱还是远远不够花,于是当时市场惊恐,蔡京集团再推超级劣币,结果民怨沸腾,朝廷震惊,最终连宋徽宗都看不下去了。

不得不承认,劣币之害甚于当时货币的命运,也最终是国家的命运。在帝国盛衰与王朝兴盛的关键拐点上,货币贬值正是最灵敏的观测指标,它直接反映了财政恶化的状态,间接显示出贫富分化、财富兼并、社会不公、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铜钱与铁钱的剧烈贬值,导致北宋的货币体系面临着总崩盘的危机。水能载舟,焉能覆舟,人性也是如此,适度的贪婪可以刺激经济,而过度的贪婪却会摧毁经济。

当社会中的少数人不断扩张其财富版图,进而达到左右政策和改变法律的程度时,这将刺激他们产生更大的欲望,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财富分配的异常,必然会削弱社会多数人获得经济资源以发展自身的能力,从而打击社会的财富创造力。

当少数人的财富占有达到极高的比例时,多数人就将丧失财富创造的基础,经济会逐渐丧失活力,政治开始变得黑暗,而人民将会失去梦想。最终,当少数人凭借法律与国家暴力机器的保护而肆意践踏多数人的利益,疯狂瓜分社会财富之时,革命和暴动就会很快到来。贪婪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的本性,就是因为它不可能改变。

人类的知识可以积累,生产可以进步,科技可以发明,物质可以改善,生活可以提高,但人心的贪婪却永远不会进化。北宋的政权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民心。北宋的国力不是崩溃于财政,而是崩溃于贪婪。贪婪心则肩并起,土地巨则说服机,国库空则货币阀,名利竭,则内乱生而外患。治查货币可之贪婪,看兼并而之忧患,为政者不可不甚。思之古往今来,盖莫能外。罗斯柴尔德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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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斯基

简介:盲目迷信意识形态,会让人失去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