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之死，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个职场课题：面对猜忌心严重的上级，如果只想着把事情做好，而不惜违背基本的权力规则，大概率会被整得很惨。

为了便于理解，先讲个身边的例子。

多年前，笔者有个朋友，是一个国企的部门经理，上面的直接领导是总监，再往上是副总经理、总经理。

某一年，这个总监因病休假，在副总经理的支持下，当年的公司项目由我这个朋友接手。没想到的是，当年的项目成果大大超过了往年；至于原因，其实大多是行业形势的加持，也有些偶然运气成分，我朋友所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大，他只是恰好处在那个位置上。但我这个朋友当时年轻啊，认为自己能力相当不错，言语之间颇为自得。

现实很残酷。没多久总监归来，对我这个朋友痛下杀手，想方设法地架空、边缘化，甚至还另外扶植了一个同事升为经理。由于该总监与总经理关系密切，副总经理为了稳定也装聋作哑，我那位朋友最终成了炮灰，黯然离职。

为什么一个立下功劳的员工，不仅没被提拔、甚至因此招祸？这就是现实版的功高震主。

在一些体系下，相对于集体的得失，某些领导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遵照这种逻辑，如果下属取得了一项显著成绩、但这位领导却没有在其中占据主要角色，那他/她一定会对相应的下属痛下杀手。基本上是成绩越大，下手越狠、整得越惨。

所以我们经常会注意到一种微妙的现象，在许多企业中，一些人做出了成绩，首先会感谢领导，诸如“在XX领导的指导与关怀下、得益于XX总的大力支持与领导”等等。实际上，这里所提到的领导也许压根没参与此事。这不是腹黑，只是针对现实的人性所作的自我保护性妥协。

而作为灭蜀的头号功臣，邓艾却惨遭杀害，就是因为没有妥协。

公元263年8月，司马昭在洛阳犒赏三军，整队誓师，下令进攻蜀汉。将军邓敦只是提了一嘴“时机未到”，就被司马昭杀头示众。

司马昭之所以这么决绝，其实有自己的“苦衷”：

首先，在公元260年，他的手下贾充带人当众杀了不听话的皇帝曹髦，开创了历史的先河。纵然司马家族权势滔天，也架不住士大夫的口诛笔伐、堵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为了有所表示，司马昭拒绝了期待许久的“相国，封晋公，加九锡”的待遇；

其次，近年来姜维屡屡北伐，虽然基本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但曹魏也不得不多次兴师动众、疲于应对。司马昭对此非常不满，他怕有人指责自己治国无能、无法威慑敌国。为此，他甚至寻思着派人前去刺杀姜维，就像当年暗杀费祎一样。

在从事中郎荀勖的建议下，司马昭找到了一个彻底扭转人心、提升自己权威的好办法：灭蜀。说到底，当时的他还是曹魏的人臣，想要更进一步，名正言顺地加九锡、封晋王，有什么比灭掉敌对政权来得有效呢？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一个基本的规则：灭蜀这一成就，只能是司马昭的；只有创造历任曹魏皇帝梦寐以求的辉煌壮举，他才能从法理上将曹魏扫进历史的角落。

凭借压倒性的兵力与国力优势，曹魏灭蜀按理说问题不大。所以，剧本应该是这样的：遵从大将军、大都督、录尚书司马昭的批示与指导，钟会、邓艾、诸葛绪、卫瓘等人各司其职、按部就班，圆满完成了组织交予的任务；这个功劳是全体将士的，但说到底还是有赖于领导司马昭领导有方、决定正确、支持到位。顺理成章地，司马昭权威再上新台阶，篡魏不在话下。

然而，邓艾却没按这个剧本来。

其实开战以后，在各路魏军的配合协作下，姜维率领的蜀汉主力形势极为不利，屡屡落败的情况下只能退守剑阁。鉴于当时的蜀汉朝廷黄皓弄权、政治腐败，姜维得不到有力支持，钟会的主力获胜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由于各路魏军捷报频传，到了十月，司马昭已成功地被封晋公、加九锡，距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

但谁也没料到，到了11月，邓艾的偏师竟然从小道插入蜀汉腹地，杀死诸葛瞻、逼迫刘禅投降。一时间，风头全部转移到这位一线将领身上了。

原本这样问题也不大，得到蜀汉投降的消息后，曹奂识相地正式任命司马昭以相国身份统摄朝政，进一步合法合规地交出了政权。司马昭的目的基本达到，如果前线的将领有一丁点儿眼力劲，结局极有可能是皆大欢喜的。

但接下来，邓艾的一步步举动，却让司马昭非常不愉快。（本文姑且不提钟会）

首先，进入成都后，邓艾“依邓禹故事，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也就是说，他模仿当初东汉大将邓禹的惯用做法，授予刘禅行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其他官员要么被任命为曹魏官员，要么出任邓艾部属。

随后，他又上书司马昭，表示自己对下一步的动作已经形成了初步规划，比如留下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在蜀地煮盐炼铁，以备军需；反对将刘禅送往洛阳，而是封为扶风王、安置在扶风郡，以招降东吴孙休......

司马昭的回应是这样：任命邓艾为太尉，增加食邑两万户（任命钟会为司徒，增加食邑一万户）。同时密令卫瓘提醒邓艾：“以后诸事必须先汇报，不得擅自做主。”

由此可见，之前邓艾在成都的一系列安排，都是他自己的主意。同时，司马昭给予他三公之职、二万户的爵邑（当初司马懿辅政曹芳，也只是一万户），其实也是明确告诉他：你的荣誉已经到顶了，如果再按照你的规划安排刘禅、对付东吴，还能有什么更高的奖励给你？

可惜的是，邓艾已经被自己的辉煌成就冲昏了头。面对卫瓘的提醒，他不仅不听从，甚至当面嚷嚷：“《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

面对司马昭的明示，邓艾不仅不紧急刹车，甚至还搬出了儒家经典来给自己寻求合理性。他以社稷、国家来压司马昭，难道不明白这个社稷是司马昭的吗？

下属恃功而骄、不服管控、挑战权威、争夺荣誉，司马昭杀心已起，至于钟会的告状，只是个合理的借口罢了。巧的是，随后钟会试图谋反，两个灭蜀功臣终于先后被搞臭，司马昭的伟光正形象再次被强化。

这再次证明，无论历史如何发展，人性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提升，只不过是换了个包装与体现形式而已。纵观古今，邓艾的遭遇又有什么稀奇？也许不合理，但这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