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鲜卑集团的文化修养不断提高，生活方式明显发生改变，北魏末期的社会风气也逐渐向南朝倾斜，此时士人音乐生活与雅集活动的联系愈发紧密，谈说经史、清谈名理往往伴随着吟咏诗赋、鼓琴饮酒，斯风至北魏末、东魏北齐之际达到了兴盛。

然而，北齐受禅以后，随着胡、汉冲突的多次失败，汉人士族不得不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甚至为了迎合高氏集团而学习胡琵琶、胡鼓等胡俗文化。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帝王在用人政策上的变化，也有士人基于现状后的屈服。在《魏书》《北齐书》多个列传中，零星记载着上层社会在不同时期的音乐生活，结合北齐政治、帝王心理等因素，探究北朝末社会风气嬗变与北齐胡风盛行的原因。

魏晋以来，长期的分裂与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南北方在社会风尚与文化学风上的差异越来越大，《隋书·儒林传序》对南北学风的记载如下：“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唐长孺将“约简”和“深芜”解释为南学重义解，北学重名物训诂，这正是魏晋新学风与汉代学术传统的区别所在，但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南北学风之差异便逐渐缩小，北魏后期学风日渐于南朝，士人开始重于“清谈名理”，这种玄学之风一直盛于东魏北齐之际，正如李源澄先生所言：“自北魏末年下逮北齐，士大夫之学术与生活态度，皆以模效南人为事。”

北朝末的玄化之风与雅集活动。从《北齐书·杜弼传》中高欢之言能看出东魏士族普遍对南朝文化的崇尚心理：“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高欢分析了天下文武人才之形式，唯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这也说明当时士人多推崇南朝文化。尽管东魏北齐之际六镇鲜卑起义使得玄学之风在北方遭到一定的破坏，但自迁都邺城后，洛阳一带的玄学风尚也随之北传，因此，东魏北齐之际士人的玄学风尚并未因政权的更替而消失。

士人的玄学风尚主要表现在他们之间的雅集活动中，邢卲、魏收、阳休之、崔劼、徐之才等人皆出于历代为官之家或出身名门，普遍好名理、爱文藻，他们的雅集活动大约有“谈说经史”“吟咏诗赋”等，然而既不擅于清谈又无学术的许惇宁愿坐在一旁发呆，甚至被人轻视也要参与其中，可见这种雅集活动的受众程度之高。

南北朝时期士人的聚集活动有多种形式，可根据性质、目的、参与者、方式等的不同来区分，主要有游集和雅集两种。无论是哪种聚集活动，音乐与酒都是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北魏末的聚集活动，多以王公贵族组织的大型游集活动为主，到了东魏北齐之际，这种大型游集活动便大大减少，相反，文人间自娱的雅集活动逐渐增多，他们常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吟咏诗赋、清谈名理，虽仍有酒与音乐，但音乐生活则以鼓琴为主。

北朝末的古琴艺术。雅集活动的盛行也使得古琴艺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文人尊崇儒学，常以“天下是非为己任”，对于南方文人弹琴赋诗、自恃清高之行为感到不满。当时的风教还是以汉代文人传统的儒教为主，所以古成诜才会说出“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的话。但自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北魏末至北齐初，随着文人的北奔、玄学风尚的北传以及南北音乐的密切交流，擅弹古琴之人相较于十六国时期有所增加。

不少王室贵族倾心于古琴，据《魏书·任城王传》记载：“（元顺）性謇谔，淡于荣利，好饮酒，解鼓琴，能长吟永叹，吒咏虚室。”元顺是任城王元云之孙，云澄之子，与当时的富豪子弟“以朋友为乐”不同，他淡泊名利，好饮酒、弹琴、吟诗。

与元顺性格相似的还有元叡，“轻忽荣利，爱玩琴书”，是高阳王元雍之子。《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元雍为相后的奢侈生活。元叡的生活与之格格不入，这也说明他好鼓琴并非受到家庭影响，很可能是当时社会风气所致，而北魏末古琴艺术在王室贵族的流传，也印证了弹琴诗赋的社会风尚与音乐活动已经在北朝盛行起来。

东魏高氏政权建立之初，急需要注入新鲜血液，北魏末王室贵族的糜烂生活已经使得政权内部溃败不堪，尽管高氏代表胡化政权，但在文化、制度、礼仪等方面的建设上仍需要汉人士族的帮衬，因此在高氏辅政时期，特别是文襄帝高澄，对中原汉族社会规则的恢复做出了努力。

元象元年，文襄帝高澄任吏部尚书，与此同时他对统治集团内部进行整顿，除去以前“以年劳为制”的选人制度，改为选贤任能，“妙选人地以充之”，他重视汉人士族与有才之士，即使有位居不高而有才者，都予以优待。这种活动与游集活动相似，都体现了文襄帝对于南朝文化的主动接受，对于汉人士族的高度重视。因此，南风北传的趋势得以继续，甚至在东魏北齐之际达到了一个高潮。

北魏末南风的北传，使得北方本土士族掀起了一股玄学之风，又因文襄帝重视汉人士族，让玄学之风得以延续，因此，在东魏北齐之际社会风尚出现了短暂的“汉化”，然这一现象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就急剧衰落了。武定七年文襄帝高澄遇刺身亡，其弟文宣帝高洋继承父兄之业，第二年建立北齐政权，与此同时鲜卑贵族势力复盛，北齐胡、汉冲突正式拉开帷幕，这一次冲突促使崔暹、崔季舒等汉族士人获罪，汉人以失败告一段落。

鲜卑势力的复盛加上文宣帝高洋对胡乐、胡俗的喜好，使得北齐上下掀起了一股胡风，在音乐上则体现出胡乐的盛行。

文宣帝执政后期，以功业自居、嗜酒淫泆，从疯癫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出他对胡乐、胡俗的嗜好。武成帝高湛对胡乐的喜爱比其兄更甚，尤好胡琵琶、胡舞，据《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与和士开主要是因其能弹胡琵琶、表演胡舞、擅于握槊等而亲狎。北齐士人为了重新在政治上有所抱负，不得不屈于帝王之喜好，以擅长各类胡俗为生计手段。

北齐后期士人对胡乐的推崇。北齐胡乐的盛行自不言待，除了“承袭北魏洛阳之遗风”[3]136的客观原因外，还有什么主观原因？若从士人的处境及其对胡乐的态度来看，是否可以认为北齐后期士人音乐生活的转变与此有关？

北齐后期文人士族对于胡乐之推崇及其原因，这是目前学界所忽视的，当谈到胡乐之兴盛时，相关研究往往所举各种胡族乐人与帝王之例，而士人在胡风的冲击下，也不得不做出转变。思考士人、帝王与胡人三者之关系，以及他们各自推崇胡乐的出发点，有助于理解胡乐在北齐推崇备至的原因。

魏收在东魏北齐之际备受青睐，与温子升、邢子才共称为“北地三才”。在东魏孝静帝时，王昕、魏收等人还因才华出众而出使南梁，并受到优待。自北齐建立之后，温子升、杜弼、邢邵等人相继因胡、汉冲突或被流放、杀害，唯有魏收仍被重用。

与魏收相似的还有祖珽。祖珽受家学影响，最初因文辞典雅华丽而受到关注。然祖珽能为诸帝所看重的，除了其文章外，还与他通晓四夷语、阴阳占候、医药之术与胡乐等技艺有关，据《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之品行与技艺，成了其仕途的垫脚石。魏收与祖珽是有才学傍身的文人士族，二者皆因精通胡乐等技艺而得宠。

北齐贵族王室对胡乐也多所爱好。如高阳康穆王高湜，神武帝高欢之子，备受文宣帝宠爱，常陪于左右，颇好胡鼓。据《北齐书·高祖十一王传》记载，高湜在文宣帝驾崩时，“导引梓宫，吹笛，云‘至尊颇知臣不’，又击胡鼓为乐”。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北齐王室的荒唐。

北齐“胡化”在政治上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汉人士大夫的排斥。这一时期崇胡排汉之风大兴，鲜卑贵族常有严重的排汉情结，汉人仕途一路跌到低谷。

后主高纬尚如此，幼主高恒更甚。幼主是个性情怯懦、没有气度之人，群臣奏事时若仰视帝王，就会被责骂，只有谨小慎微、唯命是从者才得以服侍，与幼主亲近者皆是阿谀奉承之人。因此，胡乐便充当了北齐帝王寻求对胡文化认同的心理与维系北齐鲜卑政权的重要纽带。

北齐乐舞扁壶图像中的胡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对胡乐的喜好势必引起北齐百姓的跟风。文献虽鲜有对百姓喜爱胡乐的记载，但北齐墓葬中出土的几个乐舞扁壶却为此提供了例证，如范粹墓黄釉乐舞扁壶、洛阳出土乐舞扁壶、北齐银饰乐舞扁壶、孟津平乐乡乐舞扁壶、宁夏固原绿釉乐舞扁壶等。

扁壶似为一种盛酒的器具，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是一种本土器具，至南北朝时期，随着胡、汉文化的频繁交流以及粟特人传入，扁壶上的内容、纹饰、器型等皆出现了明显的“胡化”特征，并且扁壶上的乐舞图像也喻示着乐舞与酒有关，这也是当时人们歌舞宴饮的真实写照。

北齐由上至下皆表现出对胡乐的喜爱，究其原因却各自有不同的出发点。对于帝王而言，高洋、高湛、高纬等人对于胡乐的喜爱，一方面出于胡人好歌舞的天性。据《北齐书·神武帝纪》记载：“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欢，字贺六浑，渤海蓚人也。

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高氏就血统而言是汉人，但从生活习俗而言，“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这说明高氏的生活习惯与鲜卑人相同，已经是鲜卑化的汉人了，同时他们也以鲜卑人自居。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高氏之族属问题存在争议，但就民族性而言，高氏已然是鲜卑人，其风俗习惯与鲜卑无异，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以胡人的天性来看高氏家族对“胡乐”的喜爱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一种文化认同感，并且将其作为纽带，以维系北齐摇摇欲坠的鲜卑皇权。

汉人士族如魏收、祖珽等人，他们对胡乐的推崇除了本身的热爱外，更多是建立在帝王的喜好之上的，以此来作为晋升仕途的手段。曹僧奴、曹妙达、史丑多、康阿驮、和士开、安未弱、安马驹之辈，他们之中有乐工、家奴、胡商等。他们表演、创作胡乐，主要是生计所迫，有两种情况：一是他们之中可能本身就以乐工身份为帝王娱乐，如曹氏家族。二是他们原为胡商，为了迎合北齐帝王的爱好，而培养出擅长胡乐之人，以投君王所好，如康阿驮等人。

此外，胡乐本身的音乐特征，也是盛行的主要因素，据文献记载胡乐有“音韵窈窕，极于哀思”“哀怨”“掩抑摧藏，哀音断绝”等特征，这种极具有感染力的胡乐与传统雅乐相比更受人喜爱，并且自北魏以来对胡乐的政策一直是“戎华兼采”，帝王并未束缚士族的音乐生活，儒家推行的乐正思想已不再为士族所推崇。因此，当胡乐既可以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手段，又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这对于士族来说，喜爱胡乐无疑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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