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俊杰笑书郎
编辑 | 俊杰笑书郎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着巨大变化。机会往往与危机相伴而生，这天崩地解的乱世同时为明朝武官和士人阶层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
有人选择精忠报国，以死明志;
有人选择不问世事，隐居山林;
有人选择审时度势，叛明投清。
不同的选择就形成了不同的群体，那么明朝汉臣做出投降新政权的选择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选择投降的他们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吗？
一、苦明朝“宦官专权党争激烈”久矣宦官专权，结党营私，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以他为首的阉党集团，排除异己，使得一些有志之士难以实现其抱负。
宦官权力十分广泛，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都有触及。魏忠贤利用朝中的党争，纠集庞大的阉党势力，打压迫害东林党人，以求操纵朝廷大权。
宦官专权的同时，党争也十分激烈，廷推和考察制度成为党争的锐利武器。
廷推是指由吏部主持，会集官员推选朝中与朝外重要职务人选的制度。在党争激烈时期，各派为争夺重要职位，各施所能，廷推成为重要的角逐场所。各党派利用廷推培养与扶持自己的势力进行党争。
考察是对全体官员定期进行的任职检查，旨在惩罚、淘汰不合格官员，但当考察成为党争的工具时，主事者党同伐异，或徇私报复，使政局变得混乱。
京察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公正性，成为党派权力斗争中庇护本党党羽和打击对方的重要战场。
宦官专权以及党争的选官方式，使很多人难以顺利进入朝廷重要职位。即使成功为官，为求政治发展，也要进行战队选择。
参与到党争之中的人，要时刻保持清醒，这种胜负难测的党争极其耗费精力，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难以有时间、有条件完成自己为官的初心与抱负。
二、频繁的战争与不断失利的形势易代之际，明朝与后金(清)的战争频繁发生。即使等到清朝入关后，随着清兵铁蹄不断南下，与南明之间的战争依旧频繁，依次攻灭了弘光政权、鲁王政权、唐王政权、绍武政权，直到统一全国。
无论是明朝对后金的战争，还是清朝对南明的战争，使得有识之士在外患的压力下对明朝的一些制度产生了怀疑，有的甚至提出新的主张，这丰富了明末学者的思想内容。
在传统战争中，人是主要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战争的发生为明朝的官员提供了二次选择的机会，战争的胜败必定会有大量的战俘投降，是坚守死节，还是投降，主要是由官员出于自身考虑做出决定。
三、思想文化多元化明清之际，农民起义和满族入侵的危机把国家和秩序的意义推到了首位。明朝官方集中关注对外作战、保守国土等具有急迫性和优先性的事情，这给予思想文化发展相对自由的空间。
明朝末期，以传教士为媒介的西学传入，异端思想出现，打破了专主孔、孟一家的学说。社会倡导黜虚务实，提倡经世致用。
明末的学者，以顾、黄、王为首，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宗旨，“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和社会的情况以及政治的弊端，均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此外，立足现实，冲破传统儒家思想的桎梏，提出敢于挑战君主权威、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打破封建传统道德，追求个性解放。明初以来，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认为天地万物以至封建的纲常名教都是由“理”派生出来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压制和束缚了人性的发展。
明清鼎革时期，思想发展具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异端思想的出现，对封建传统的抨击，西学东渐，实用主义的兴起，多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冲击了人们旧时的传统思想。
这种社会变革，会引发人们多元化的思考，重新评定自己的价值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明末官员叛明佐清的行为。
四、生死抉择生命是人存在的基本条件，是一个人生存的巨大财富，求生、自保是人之本性。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的需要是由以下五个等级构成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需求的层次越低它的力量越强，潜力越大;在高级需要得到满足之前，必须先满足低级的需要。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直接关系到个体的生存，如果无法满足，将出现生命危机。
以身为重，以生为贵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存在。
孔子的“仁者爱人”体现了重生思想，以爱己之心对待别人，这也间接肯定对方的生命价值。《孝经》中也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保护好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就是孝顺的表现。
正因为生命的重要，面对死亡时，人们才会越发悲观与恐惧。
“死”在人们的心中一直是个不吉利的字眼，很避讳，像“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逝者如斯夫”等流传的诗句也表达了其对人生的悲叹，实则是对生命的热爱与向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生就有死，死亡是人存在与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礼记》提到的“众生必死，死必归土”可见肉体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精神上的死亡并不一定与肉体的灭亡同时消失。人们对生存、死亡的不同判断与理解，就形成了不同的生死观。
不同的生死观会选择不同的道路，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着导向和调节作用。
有人看淡生死，认为人生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事物，比如家人、名节等等。即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投降。
但有一些人会将生死看的比一切重要，其个人的求生欲望与目的远远高于一切。
明朝降臣在面对后金(清)时，无论出于什么考虑，是主动投降还是被迫的，结果都是向后金(清)低头，即使在夹缝中求生存，也心甘情愿。
明参将鲍承先亦是贪生怕死的代表之一，毫无斗志，不战而退，不战而降，出于对死亡的本能的恐惧，就会使他竭力抵抗死亡的威胁，但这不该是一个将领所为，为个人利益贪生怕死，临阵投降。
皇太极以朝鲜王、祖总兵为例劝降洪承畴，为其分析当下形势，并希望他能审时度势，做出投降选择。但洪承畴最初并没有如皇太极所愿，而是谋划突围，直到围城被生擒后才投降。
被擒后洪承畴面见皇上时，主动承认自己之前与其交战的行为冒犯军威，在其上述的言语中透露出他希望能得到对方的原谅。
这种降清前后态度的转变，体现出他表面不畏死，实则贪生的本质。
由此可见，除在不可抗因素下的自然死亡，人们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可以自己选择是生存还是死亡，主要由个人生死观决定。
五、家族牵绊自古以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思想一直贯穿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传统社会的主轴。
家是由夫妻生活所组成的人群单位，而家族是多个家为单位组成的，彼此依靠血缘关系维持，宗法传统使得家族中的人重家族、重群体，轻个体。每个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家庭是其背后的依靠，对家庭的依赖感是与生俱来的。
家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由家庭组成，着重家庭本位，家族中的个人在做决定时会将家族的利益作为重要考虑，降臣也不例外。
有些官员在面对生死关头时，会将其家人的生命、利益看的比自己还重要，宁死不降，张铨即是如此。出于对后世留名，家人及亲族安全的考虑，情愿赴死，不求苟活。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会带着自己的家人或因为自己的家人投降而投降，如明广宁守卫石廷柱，兄弟三人一同投降，亦如马光远与马光辉，马光辉在得知其兄投降后，携全家来归降。在降群体中，这种“家族组团式”投降现象屡屡发生，就不在此列举了。
六、个人经历人生在世，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感悟，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个人的价值观则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对各种观念、事物和行为的判断。
朝代变换之际，明臣的个人经历对其是否仕清叛明具有一定影响。
一般来说有仕途不顺、备受压迫等不公平经历的官员更倾向于投降，尚可喜便是其中一员。因为他经历了别人的构陷，他人的猜疑，使他内心受到了刺激，选择了降清。
美国学者爱德华(W.Edwards)认为，当人们面临各种刺激的冲突时，总要对每一种情况进行评估，力图采纳能达到最好效果的立场，而拒绝那些似乎会带来坏效果的或未必会带来好效果的立场。"
对尚可喜而言，评估叛明和仕清两种情况，得到重用与恩待，远好于被人构陷，倍受压迫。
除了尚可喜，张文衡亦是如此。他从小喜欢读书，博学多识。曾经有宣府兵备副使，想要引其亲党假冒宣府籍，应童子试，属文衡保结，文衡不许。副使因此事发怒，诬以劣行上督学御史。
这件事情给张文衡造成很大打击，对科举考试充满失望，这段经历为其后来投降埋下伏笔。
经历了科场考试的暗箱操作，文武官员贪污腐败的事情，张文衡对明朝廷很失望，认为明朝皇帝不是圣主，选择主动投降清朝。
人生阅历不同，看事物的视角就会不同，做出的选择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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