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俊杰笑书郎

编辑 | 俊杰笑书郎

整个明代，西南土司对朝廷是“时叛时服”，而明廷对西南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利用土司管理少数民族，但是土司制度只是权宜之计，当朝廷实力强大土汉之间民族矛盾未激化到一定程度之时，中央能够通过控制土司到达控制西南地区的目的。

但是当中央的势力衰落，对西南土司的控制力度减弱之后，部分土司将不再服从中央的控制，乘机与中央争夺西南地区统治权。

奢安之乱的爆发是明朝与西南土司之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集中体现之一。

其实早在万历年间中央对西南的控制危机已经出现，在万历之前中央在西南最大的军事冲突是正统年间的“三征麓川”，中央占据绝对的主动权，但是播州杨应龙之乱开启了“川贵两省大规模冲突、动荡的高峰时段”。

四川土司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是播州杨氏。万历年间，播州杨应龙叛乱，波及云、贵、川三省，历时114天，仅总督李化龙调集的正式军队就有二十四万兵分八路，几乎震动西南半壁。

播州之乱削弱了明朝对西南的控制，而水西乘势而起。可以说播州之乱不是一次单纯的叛乱，它预示着中央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已经发出了警告信号，但是西南地方官员及中央大臣依然浑浑噩，不断激化双方的矛盾。

以水西为例，中央与西南土司矛盾激化最为明显。明朝在水西采用土、流分治，以土为主的策略，期望“以夷制夷”，而前期贵州地区以水西土司最为驯服。

同时，水西安氏也是贵州实力最为强大的土司，朱元璋有控制水西则控制贵州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完全信任安氏，明朝在水西的西北、东南南面设置卫所，派重兵把守，其军事力量“足以敌水西而致其于死命”，对水西土司具有强悍的武力震慑作用。

在明朝对水西能够有力地控制的情况下,明朝与水西关系缓和，水西基本臣服中央，中央能够顺利地征调水西土兵援辽、抗倭、平定西南诸苗叛乱。

十四万军队中，土兵占据七成。而水西乘机争夺领地扩大自身实力，安疆臣通过平播之功索回水西乌江六百里地，并加官晋爵，以至于“水西尾大之患，亦于是乎不可制矣”。

当奢崇明起兵叛乱之后，明朝多次晓谕水西安氏不得从贼助纣为虐，可是当明朝剿灭奢崇明失利的时候，安邦彦乘势而起，以水西为首的云贵、川土司蜂起响应。

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战败后，明朝在抗金的战斗中逐渐处于下风，努尔哈赤乘胜追击攻陷沈阳导致明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遭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东北局势进一步恶化，为挽回局势明朝向西南征兵。

可万万没想到，九月，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在四川征兵援辽，奢崇明早已通过张守上疏“提兵三万赴援”，但“后愈催愈缓，待各路兵发尽后使心腹樊龙领兵而出”且长驻重庆而不发兵，朝廷先后派遣指挥吴柏、同知辜志会、忝将万全三次催谕。

樊龙借口巡抚徐可求“汰其老弱，饷复不继””,杀死巡抚、道官、府官、总兵等官员二十多人。

雪上加霜的是贵州水西宣慰司安邦彦于天启二年(1622)正月公开反抗明朝廷，与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互为犄角于二月初七发兵20万围贵阳296天。

西南地区土司多有乘机附和者，战争进一步升级。奢崇明与安邦彦的叛乱持续到崇祯三年(1630)，水西安位遣使乞降大规模的反抗与战事平息。

在《明史》《明史纪事本末》中均有记载:初，巡抚徐可求讲明粮有限议定先给予部分兵饷，明朝规定每位士兵的安家费是二十两，因“粮额有定”，巡抚徐可求与奢崇明部下樊龙议定给予每名士兵十七两，领兵三万，共需五十一万，可是最终支付的只有四万两。

因此，关于崇明反叛的原因，《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皆记载为“汰其老弱，饷复不继”，以当时明朝的财政来说，支付奢崇明的援辽粮饷的确困难，以此为借口与当时明朝严重的财政危机有关。

但是，据《蜀事纪略》记载，尽管财政困难，巡抚徐可求预先支付只得四万两，但是西南官府是有能力把剩余粮饱稍 后补齐的。

《督蜀疏草》中亦明确记载，在但是西南天启元年五月奉旨调川兵三万援辽，但是朱燮元查得库存剩“万历四十八年(1620)未解加派银四万余两，将京料缺官贡扇价银各边军粮尽行挪借，共解到重庆听支者二十二万两”，再加上于叙、马、泸、重、夔、巴、大足、酆都等处兌支十八万两，一共筹集44万两，尚欠七万两缺口不大，挪新补旧尚可支撑。如果以粮饷不继为由作为反叛缘由实属牵强，但是也反映出在长期拖欠粮饷的情况下，西南土司对明朝的信誉已产生怀疑。

所以说，这场叛乱是必然的,“粮饷不继”只是给了奢崇明叛乱的借口，奢崇明、安邦彦很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这场叛乱是有预谋的。

在反占重庆之前，奢崇明就四处派遣细作以为内应，在反占重庆之后，奢崇明的奸细赶赴京师造谣，蒙蔽中央视听。

从奢崇明的军事路线来看，奢崇明军队反应迅速、目标明确，九月十三日占据重庆，连克永宁、合江、纳溪、泸州、綦江、遵义、永川、荣昌、璧山、合州、江津、兴文等地，十月十七日，以10万兵力围攻成都102天。

奢崇明能够迅速集结军队，沿途占据军事要地，直指四川首府成都，做到运筹帷幄，占尽先机。

水西安邦彦的不臣之心也是昭然若揭，时明朝于西南地区征援辽土兵，安邦彦多次请求带兵，被贵州巡抚李标阻止。

“早在奢崇明于重庆起兵后，安邦彦就积极准备于水西地区起兵，安邦彦一面派人不时出入贵阳城，侦察明军动静一面指挥自己控制下的各族人民，分别以几千乃至万余人的力量集合在贵阳城外二、三里内屯兵、劫掠”。

奢崇明围攻成都时，贵州全境戒严，安邦彦到李标府邸，以与奢氏有仇隙为借口，请求发兵永宁以自效，仍被拒，当崇明攻下成都的谣言传至贵州时，安邦彦立即挟安位反叛，围攻贵阳，自称“罗王”。

虽然，流官对土司的压迫、明朝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都加剧了奢崇明的反叛，但其根本原因是明朝内忧外患实力衰弱，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减弱。

在阶级与民族矛盾日趋白热化的情况下，西南诸苗迟早会发生叛乱，奢崇明、安邦彦只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上层的代表与明朝这个大统治阶级上层进行对抗。

但这并不能否认奢崇明、安邦彦的不臣之心早已萌芽，而这场叛乱是他们早有准备的。

因此，朱燮元在天启元年(1621)面临的奢安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叛乱，叛乱土司早有准备，而明朝仓皇应对，处于被动状态，朱元领导了成都守卫战，积极地进行防御，使得明朝在这场战争中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但归根到底还是明朝中后期，朝廷内部吏治败坏，君主不理朝政，大臣专注于朋党之争，大权为奸宦所擅，百姓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日渐频发;

外有边祸不断，中期北方蒙古瓦刺、西南沿海倭寇，后期东北的后金。明朝的统治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岌岌可危了，简单概述就是“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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