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日。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饭店内。

灯火通明，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这里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国庆招待会。

来自瑞典各界的五百多名贵宾，齐聚一堂。

共同庆祝，新中国的周岁华诞。

身为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飚肩负着主持这场盛会的重任。

尽管到任还不足两月，但他深知这场宴会的重要性。

新中国虽然还不够强大。

但也绝非，任人欺凌的弱小国家。

耿飚暗暗告诫自己，要不卑不亢，以大国使节的风范赢得瑞典各界的尊重。

宴会厅内，觥筹交错，言笑晏晏。

一位瑞典皇家海军的高级将领，走到耿飚面前，略带轻蔑地问：

“听说您是将军，不知曾经带过多少兵？”

这话中的轻视之意，昭然若揭。

耿飚心中一沉。

他明白这是瑞典贵客在试探自己，想要借机奚落新中国。

但他没有动怒，而是淡然一笑，沉声回答。

瑞典将领听完后。

先是一愣，随即神情变得肃然起敬。

郑重地放下手中的酒杯。

“啪”的一声，向耿飚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紧接着，他主动伸出手，与耿飚紧紧相握。

由衷地赞叹道：

“真了不起！您带过的兵，竟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

这一幕，让在场的宾客们纷纷侧目。

他们惊讶于，中国军队的规模，更钦佩耿飚的气度和风范。

方才，还有些轻慢的瑞典贵客们。

此刻也，不由得对这位中国大使刮目相看。

1909年8月，湖南醴陵的严家冲山乡。

一个男婴在簇新的啼哭声中，来到了世上。

谁曾想，这个名叫耿飚的孩子，日后竟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一颗璀璨的红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1925年，年仅16岁的耿飚怀着一腔热血，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底，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在湘江血战中，耿飚率部坚守阵地达五天五夜之久。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浴血奋战，誓死不退。

鲜血染红了湘江水，无数英烈涌向汹涌的河流。

后来，红军来到了乌江前。

滚滚的江水奔腾咆哮，似乎要吞没一切。

但耿飚毫不畏惧，带领部队强渡乌江，征服了这道天险。

娄山关，素有“夔门天险”之称。

但在耿飚的带领下。

红军将士们攻坚克难，勇夺这座令敌人胆寒的关隘。

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耿飚的率领下变成了现实。

长征路上，耿飚始终冲锋在前，担任中央红军的前卫。

从江西到陕北。

一路硝烟，一路血泪。

耿飚，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在红军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耿猛子”。

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

国内局势尚未稳定。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外交官的作用至关重要。

他们不仅肩负着维护国家利益、展现大国风范的重任，更是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桥梁。

周总理，这位老一辈革命家，深谙外交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他的眼中，外交官必须具备特殊的素质和经历：

首先，要有丰富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经验。

这些经历，锻造了他们非凡的交际能力和应变智慧。

其次，要从野战军部队中挑选人才。

这些久经沙场的军人。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或挑战，他们都能沉着应对，化险为夷。

更重要的是，军人特有的不卑不亢气质，正是大国外交官所需要的品质。

最后，还要发掘大学中的青年才俊。

这些年轻人，有着充沛的工作热情，以及专业的礼仪。

他们的加入，必将为外交队伍注入新鲜血液，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就是，时任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的耿飚。

很快，勤政殿内，一股肃穆而又热烈的气氛弥漫开来。

耿飚和同事，正静静地等待毛主席的接见。

不多时，毛主席缓缓走进了大厅。

他那慈祥而又威严的目光，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

当他走到耿飚面前时，两人紧紧握住了手。

毛主席亲切地说：

“老乡，又见面了。在战争年代，你风风火火；现在搞外交，要加强调查研究啊！”

这句话，既是期许，也是嘱托。

从一名戎马倥偬的将军，到一位文质彬彬的大使，这样的角色转换，让耿飚一时间有些不适应。

军装下，他习惯了冲锋陷阵，习惯了雷厉风行；

而外交，却需要更多的耐心、谋略和智慧。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感到有些茫然和不安。

周恩来总理看出了耿飚的心思。

走上前去，语重心长地说：

“外交工作和军事一样，不过外交是文打。”

总理的话，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耿飚的迷茫。

他豁然开朗，意识到外交和军事虽然形式不同。

但本质上，都需要周密的谋划和精心的准备。

为了让这些未来的外交官们，尽快适应新的角色。

外交部，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的培训课程。

从跳舞、穿西装、打领带，到吃西餐，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技能，都需要反复练习和磨合。

耿飚和其他人一样。

虽然感到有些不适应，但都在努力地学习和适应。

培训班的课程设置，也十分丰富。

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几位教授。

被特别聘请来，讲授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等专业知识。

这些理论课程，为学员们提供了扎实的外交工作基础。

王幼平大使回忆：

“我们学习跳舞，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

1950年，10月1日。

斯德哥尔摩的秋风中，带着丝丝凉意。

但瑞典首都的豪华饭店内，却是灯火通明，暖意融融。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飚作为新任大使，正在与各国宾客亲切交谈。

一位身着笔挺军装的瑞典皇家海军最高司令，走到耿飚面前，好奇地问道：

“听说您曾经是中国的将军，不知带过多少兵？”

耿飚微微一笑，淡然答道：

“也就10多万人吧。”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如同一颗炸弹般，在宴会厅内引爆。

周围的宾客听到这番对话，纷纷围拢过来，想要一探究竟。

当他们得知，眼前这位看似儒雅斯文的中国大使。

竟然是一位曾经上过战场、拼过性命的百战将军时，无不感到惊讶和敬佩。

人们脸上或惊叹、或钦佩的表情。

无一不在诉说着他们内心的震撼。

一时间，大家对耿飚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种带着些许轻视的目光，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衷的敬重和赞许。

耿飚谦逊地微笑着，对大家的赞美照单全收。

但他心里明白，自己的经历固然传奇，但那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此时此刻。

他代表的是新中国的形象，肩负的是国家和人民的重托。

窗外，夜幕低垂，斯德哥尔摩的夜色璀璨而迷人。

饭店内，觥筹交错，歌舞升平。

耿飚站在人群中，脸上带着自信和坚定的微笑。

他知道，今夜过后。

在场的宾客们，将会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新中国。

审视这个昔日的将军、今日的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