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讲历史:民国文学

热情的金 2024-05-19 16:24:37

民国有封建守旧派、有西化派、有马克思主义派……之所以多彩,是因为什么都有,五味杂陈,百花齐放,连毒草也长得很好。

鸳鸯蝴蝶派杂志

1.鸳鸯蝴蝶派

通俗,强调消遣,徐振亚有《玉梨魂》,张恨水有《啼笑因缘》,秦廋鸥有《秋海棠》,有不少精品,悲欢离合,写尽人间悲凉。

2.现代白话文学

从1918年5月起,《新青年》完全改为白话,小说是白话,诗歌是白话,散文是白话,论文也是白话。从1919年下半年起,旧派文人掌握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也改为白话。1920年,教育部规定,从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教材,开始了全民白话阶段。

现在白话文学的开山祖师是鲁迅,影响巨大。

鲁迅,姓周,原名樟寿,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学时改名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

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12岁时,祖父因科场案入狱,随母亲到亲戚家避难,竟遭冷遇,父亲患重病,每天出入当铺药店,但父亲还是亡故了。他后来回忆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一直对中医没有医好父亲的病耿耿于怀,到日本学西医是其一,你读他后来写的小说、杂文,时不时把中医拿出来奚落一番。

1898年,他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被官费保送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到1906年初,影片事件又使他决心弃医从文。有一天,教师在授课之余为学生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影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要杀头示众,另有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麻木地围观。鲁迅深受震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能够改变精神的,他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献身于文艺事业。

1906年6月,回绍兴,奉母命与朱安结婚。他发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论文,在他看来,中国落后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落后。国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振兴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改变国民精神。

1909年,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出版,主题是要求民族独立或抨击反动统治,销售很不理想,只售出数十册。1909年回国,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化教员,后到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并兼监学(教务主任)。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1912年2月,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随部迁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科长,主管社会文化。

1918年初,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等。这些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深深地震撼了当时进步知识青年的心,同时也最早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他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随感录”,驳斥男子本位、长者本位的封建道德。五四高潮过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感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1923年,鲁迅将他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出版,以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启蒙主义为宗旨,猛烈抨击了中国封建伦理文化的冷酷性、陈腐性和保守性,深刻揭示了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国民精神的弱点,同时也赞美了保留在天性未混的儿童和淳朴的下层劳动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还艺术地再现了革命先驱在当时的艰难处境。《狂人日记》通过一个身患“迫害狂”的人道主义者的独特视点,揭发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可怕事实,并通过这一可怕事实与家族制度和礼教之间内在联系的揭示,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孔乙己》着重反映的是封建等级观念对人们的毒害。孔乙己虽已穷困潦倒,但仍不肯脱掉那身标志读书人资格却已“又脏又破”的长衫,而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顾客们却因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而将他作为取乐的材料。封建等级观念使人变得滑稽,使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药》写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被愚昧的群众当作医治痨病的药而食用的事情,反映了群众与革命的隔膜。中篇《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性格小说。作者着力刻划了阿Q这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被压迫、被蹂躏者形象。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缺乏理性自我,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盲目地服膺封建伦理文化,一方面又本能地适应封建吃人社会现实。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其思想却“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对“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阿Q从实际感受出发也常常觉得“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但他终其一生未能在理性观念上否定过封建制度和文化。阿Q没有理性自我,却有着本能自我。既然不能从理性观念上否定封建文化,他就只能按着本能需求去适应那个吃人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底层人来说完全是异己的社会现实。他适应现实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精神胜利法,即当他在生活中处于困境或遭受失败时,就靠自欺来自慰。因为他常处逆境,这成了他主要的适应方式。另一种是一旦有机会就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去,如革命到来时他便跃跃欲试。但爬上去的可能本来就非常小,阿Q也终于作为替罪羊而被那个社会吃掉了。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文学典型,既生动具体,又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鲁迅是怀着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心情来描写阿Q的。他怒其服膺不该服膺的兽道文化,怒其适应无法适应的吃人现实,他哀其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处境,哀其终于被吃掉的悲剧命运。鲁迅将阿Q的精神弱点撕破给人看,又将他的尊严和权利践踏给人看,将他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因而作品具有极为感人的悲喜剧交融的审美特征。《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晨报副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新文学界的注意。大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已经被译为世界各主要语种的文字,有了很高的世界声誉。阿Q则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学典型之一。在《呐喊》中,《一件小事》、《故乡》、《风波》、《社戏》等作品也都有较大影响。

1924年后,鲁迅参与了语丝社、莽原社和未名社。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进步学生反对实行家长式教育的校长杨荫榆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他运用杂文痛斥杨荫榆迫害学生的行径,批驳章士钊的复古主义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貌似公允实则向反动当局摇尾乞怜的叭儿狗本性。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痛悼死难者,对杀人凶手进行了彻底揭露和强烈谴责。在一系列斗争中,他赢得了一个女孩的心。

1926年,鲁迅将他在1924年和1925年写的11篇小说编成《彷徨》出版。作者这时已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也更为圆熟,《祝福》通过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描写,有力控诉了封建夫权观念的吃人本质。祥林嫂死了丈夫之后,本想按着封建伦理的要求从一而终,不再嫁人,但由于她这时不仅仍然属于她死去的丈夫,而且还属于她丈夫的家庭,所以她又被婆婆强迫嫁给贺家墺的贺老六,以便换钱给他的小叔子娶亲。不幸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从此也就成为一个遭人唾弃的人。有人告诉她,因为她嫁过两个丈夫,死后在阴间就会被锯为两半分属两个丈夫。她因此失魂落魄,不久就沦为乞丐,并且怀着对阴间的恐惧而死在年终“祝福”的鞭炮声中。在封建夫权社会中,妇女从来不属于她自己,而只是她丈夫的附庸。祥林嫂正是被这种夫权制度和观念害死的。《伤逝》写的是一对新式青年的婚姻悲剧。子君不顾家庭的阻拦,怀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坚定信念与涓生结合了。但她以婚姻自主为思想追求的顶点,婚后便不思进取,只想依赖着丈夫生活,生活趣味也日趋庸俗。于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之花很快枯萎。同时,他们自主婚姻的行为也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不久,涓生被所在机关辞退,谋生又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婚姻只能以离异告终,随之,子君就抑郁而死了。小说借助涓生的忏悔向读者提出两点忠告:第一,“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艺术地显示了作者对于婚恋问题切实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都是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揭示出封建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当初都是积极的改革者,最终却都败在旧势力手下。作者对他们改革意志的被消磨感到痛心,但更多的是对其命运的同情和对旧势力的鞭笞。

1924年至1926年,鲁迅在《语丝》上连续发表了23首散文诗。1927年结集为《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奠基之作。

1920年秋至1926年夏,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1924年7、8月间,应邀到陕西西安大学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整理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开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先河。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开设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后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

1926年,鲁迅在《莽原》上以《旧事重提》为总题,发表了10篇回忆性散文,后题为《朝花夕拾》。在这10篇散文里,作者以时间为线索生动记叙了自幼年时期直至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经历片断。最有名的时《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仅谴责了封建孝道教育的荒唐,而且也展示了传统教育方式的死板;《父亲的病》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医学的落后,一方面也鞭挞了封建礼教的悖谬;《藤野先生》对藤野先生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表示了感佩,《范爱农》则揄扬了范爱农对革命的一片赤子之心。

1927年1月,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和教务主任,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较多的接触。四一五事变当天,他向中山大学当局提出营救被捕学生的要求,遭到拒绝。不久,他辞去中山大学职务。鲁迅由广州来到上海,与许广平同居,一直到1936年病逝。鲁迅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1928年初,创造社和太阳社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错误地将攻击的矛头指向鲁迅,引起与鲁迅的论争。鲁迅翻译并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论著,成为一个历史唯物论者。

1930年2月,鲁迅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资产阶级文化社团新月社和“民族主义文学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撰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批判梁实秋宣扬的抽象人性论,阐明文学的阶级性原理,并指明了梁实秋为资本家效劳的阶级本性。他撰写《“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章,揭露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反动阶级本质和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提倡的文学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宠犬文学”。1931年2月,“左联”成员、共产党员柔石、殷夫等被国民党杀害。鲁迅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分别在国内和国外发表,控诉国民党,悼念死难者。两年后,又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再一次控诉反动派并纪念亡友。

1932年和1933年,鲁迅在文学战线上与“第三种人”和“论语派”进行了斗争。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深刻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反对林语堂、周作人提倡闲适小品,认为那只是文坛上的小摆设,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933年1月,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同蔡元培、宋庆龄等一起,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拘捕无辜,进行种种营救活动。2月,英国进步作家萧伯纳来华访问,鲁迅写杂文多篇,介绍和赞扬萧伯纳,批驳反动舆论。这一年,鲁迅还写了许多抨击时政的杂文。

他热情培育青年作家,为叶紫、萧军、萧红的作品写序,将他们的《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编入《奴隶丛书》出版。

1935年底,鲁迅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

3.文艺社团

五四前,主要是新青年社和新潮社,1921年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有百余个。

散文有朱自清、冰心、周作人比较突出。小说叶圣陶的《倪焕之》、郁达夫的《沉沦》等影响较大。诗歌徐志摩天纵英才,闻一多倡导新格律诗,影响很大。

其他文学家以巴金、老舍名气最大,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影响很大,沈从文的《边城》则是另外一番风景。

4.左翼文学运动

号召服务工农大众,他们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为封建余孽,关门主义特别突出。论战后期,组织左翼作家联盟,鲁迅、阳翰笙、夏衍、郁达夫、冯雪峰、郭沫若、茅盾等都参加了。成就最大的是茅盾。

沈雁冰,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1896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他的弟弟沈泽民也是曾任中共宣传部长、鄂豫皖省委书记。

沈雁冰曾在湖州中学和嘉兴中学就读,经济日窘,没有继续求学,1916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研究外国文学,翻译进步的文学作品。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揭起“为人生的艺术、建立写实主义文学”的旗帜。《小说月报》创刊于宣统年间,一直被鸳鸯蝴蝶派把持,沈雁冰接办《小说月报》后,实行全面革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小说月报》除发表新人新作外,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叫“海外文坛消息”,将海外文坛最新动态和大量文学信息介绍进来,大大开阔了中国文坛和中国青年的眼界。

沈雁冰翻译过23个国家40个作家的作品,写过许多介绍外国文学概况和文学史、文学流派等方面的文章。《小说研究ABC》、《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ABC》、《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艺杂论》、《六个欧洲文学家》、《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等研究外国文学的专著,内容范围之广、覆盖面之宽,为同时代作家、翻译家所少有。沈雁冰撰写过百部以上外国作家评传和作品评介。1919年,他在《近代戏剧家传》中向读者介绍了34个欧美戏剧家的传略及作品;1920年,他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提出介绍俄、英、德、法的19个写实派、自然派作家;他写过传略的作家近60人;直到三十年代他在《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两书里系统地介绍了从荷马史诗起到十九世纪西方的39部文学名著。

1920年7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发起成立共产党小组,沈雁冰于10月加入。次年冬天,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以后,沈雁冰利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做掩护,担任了共产党中央的联络员,一方面从事党务工作,一方面编辑《小说月报》,开展了对鸳鸯蝴蝶派和学衡派的两次论战,发表了不少著名的论文。1925年,茅盾作为商务印书馆党的负责人,领导了商务的罢工斗争。1926年元旦,茅盾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革命军攻下武汉,茅盾又到武昌,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受到国民政府通缉,从汉口到牯岭,从牯岭回到上海,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这就是茅盾开始写作处女作《蚀》时的心情。

《蚀》由《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组成,反映了五四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小资产阶级青年在革命前夕的兴奋和革命失败时的幻灭,他们动摇,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作最后追求。《蚀》组织概括多方面的社会题材、塑造多种人物形象,揭示小资产阶级悲剧的社会原因,但《蚀》的基调是消沉的。从此,茅盾脱离了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创作。

1929年4月,茅盾东渡日本,写下《虹》,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她信仰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正当五四的热潮燃遍全中国时,十八岁的梅行素却由父亲作主嫁给苏货铺的少掌柜、自己的姑表兄柳遇春,她将要成为一个偷卖日货的苏货铺的女主人。为了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她勇敢地冲破了家庭的牢笼,走上了寻求新的人生的斗争之路。但是,诡谲多变的现实,颠沛的生活,黑暗与光明交织成她的生命之丝,她恨姑表兄柳遇春,却爱着姨表兄韦玉。韦玉是个软弱的人,他不但不能帮助梅增添斗争的勇气,反而劝她妥协。社会黑暗、排挤诽谤,使梅变得只相信自己,成了得过且过我行我素的“现在叛徒”。正当她凭个人的力量在社会上冲来冲去的时候,她遇到了革命者梁刚夫。梁刚夫帮助她逐渐接近了革命、认识了革命、最后参加了革命。

1928年到1929年间,发生了一场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一方,以鲁迅、茅盾为另一方的论战,他提出并丰富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描写对象、服务对象问题,这是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指出如何对待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文学的重要课题。创造社和太阳社从政治思想上否定小资产阶级,把他们看成“落伍者”甚至“反动者”,把他们从革命军中或同盟军中开除出去,视为革命的对立面。茅盾一方面肯定革命文学描写穷苦大众是对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参加了“左联”,写了《豹子头林冲》、《三人行》两个中篇,努力克服早期创作中的缺点与不足,1931至1932年间写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巨著《子夜》。

《子夜》涉及的故事情节仅仅是1930年5至7月两个月的社会现实。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子夜。小说展现了在这黑暗的年代里极其复杂尖锐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等等,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广阔而真实的时代画卷,不仅概括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都市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预见了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子夜》的问世,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子夜》是三十年代都市文学的成功之作,《春蚕》、《秋收》、《残冬》组成的“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多角关系》等中长篇共同构成“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一部分,组成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广阔的横断面。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41岁的茅盾带着一颗苍凉而沉重的心,由上海赴长沙,转武汉,后去广州编辑《文艺阵地》,后赴香港为《立报》编副刊《言林》。应杜重远之约去新疆学院任教,重返内地时路经延安,为鲁艺讲学。当他从延安回重庆不久,皖南事变发生,他又离渝第二次赴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

东江游击队配合港九地下党组织护送茅盾、邹韬奋、何香凝、叶以群等人离开香港,1942年1月,茅盾等人辗转抵达桂林。

八年抗战,他写了《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长篇小说,剧本《清明前后》,短篇小说《委屈》,散文集《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等。日记体小说《腐蚀》写于1941年孟夏。在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上,以日记的主人女特务赵惠明从失足、懊悔到弃暗投明走上自新之路的挣扎过程为线索,尖锐地暴露了特务组织的凶残阴险,控诉了反动集团对青年的摧残与戕害。

《清明前后》以当时轰动重庆的黄金案为题材,展示了国民党战时首都的“无耻、卑劣与罪恶”。评论界一致认为,这个剧本是一部有着尖锐而又丰富的现实意义的力作。

1946年,茅盾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苏作友好访问。在苏联,广泛接触了文艺界文化界的朋友,交流了中苏文化和中苏人民的友谊。茅盾是第一位被邀请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茅盾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重要报告。茅盾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茅盾出任第一任文化部长,两个文艺界影响最大的刊物《译文》杂志、《人民文学》杂志第一任主编,同时主持全国文联和作协的工作。

1981年3月27日,茅盾辞世,留下1200万字的著作,根据他生前遗愿,捐赠25万元稿费作为茅盾文学奖,以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

5.抗战文艺

艾青、田间、何其芳等的诗歌,骆宾基的报告文学,都有鼓舞抗日的作用。

钱钟书的那些大书,鸡零狗碎,倒是《围城》,描写知识分子,精绝。

6.解放区文艺

农民作家赵树理,写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表现翻身农民生活,开创新局面。

文艺座谈会之后,作家深入基层了解农民、士兵生活,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写了《暴风骤雨》,反映土改。孙犁的《荷花淀》等短篇,笔调明快,充满诗情画意。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采用信天游体裁,描摹陕北人情。

7.国语的确立

1】白话文确立。

2】标准语音确立。1906年拼音文字的制定者朱文熊提出“普通话”。1913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浊音以第五声保留了入声。1919年《国音字典》出版,引发京国之争。1923年,黎锦熙写成《北京入声字谱》,主张将北京声调作为国语的标准音,废除入声。1926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推举王璞、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为起草委员。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现代标准汉语新国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3】汉语拼音确立。传统反切,是上一个汉字的生母拼下一个汉字的韵母,往往容易搞错。1923年,钱玄同提出“组织国语罗马字”,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4】汉字简化。钱玄同最积极,黎锦熙、杨树达都积极分子。主要是整理民间简体字、书法家简体字。1935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324个,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解放区整理了不少简体字,后称为“解放字”。

5】方言研究。值得一说的是赵元任、丁声树调查撰写《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描绘了湖北方言地图。

早期的汉语拼音,有汉字偏旁、日语、罗马语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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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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