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俊杰笑书郎

编辑 | 俊杰笑书郎

清朝入关前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时间概念，一般是指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 努尔哈齐起兵至清顺治元年（1644 年）世祖入关统治中原地区前的这段时间。

而真正意义上称得上是满蒙联姻起始时间的其实是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 年），努尔哈齐娶蒙古科尔沁部明安之女开始。

“满蒙联姻”从字面上显而易见可以得出，是满清贵族与蒙古各大领主如主博尔济吉特氏、乌梁海氏、绰罗斯氏之结姻。

满蒙联姻是清朝皇帝为联络蒙古王公贵族，而长期奉行不替的一项“基本国策”, 是满蒙关系史上的大事件，有所谓“北不断姻”之说。

但在满清的圣祖爷看来，满蒙联姻从最初就是不公平的，入关之前还不太明显，但入关之后一切就昭然而揭了。

圣祖所说的“施恩”应该指的是下嫁爱新觉罗氏皇家女子于蒙古部落，招蒙古各部落王公为皇家的额驸这件事，而不是指满蒙联姻。

满蒙联姻是不同于“和亲”的古代政治婚姻形式，无论对满、蒙哪一方而言都含有嫁和娶两个方面，满蒙联姻是双向性的，单纯地将联姻说成是绥抚蒙古的一种民族策略，就掩盖了这种双向性。

那么很多大众就该纳闷了，满族作为满蒙联姻主体，在纳蒙古王公之女为妃和招蒙古王公为皇家的额驸这两件事上，究竟哪一个更能起到绥抚蒙古的作用呢？

史料称：“阿敏镇守永平时，遣人往喀喇沁部落求婚，喀喇沁以无女为辞。复遣人往云，前尔进上与诸贝勒，何以有女，今于我独无何也。遂强胁喀喇沁娶其二女。”

具体所指是在天聪四年（1630 年）太宗处理二大贝勒阿敏时的一条罪状。

从“遂强胁喀喇沁娶其二女”就能看出并不是所有的蒙古王公之女嫁入爱新觉罗氏皇家，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两情相愿。

在满蒙联姻史上，爱新觉罗氏皇家纳蒙古王公之女为妃，其背后却是对蒙古民族的掠夺，对蒙古民族的压迫，而不是民族安抚。

较之纳蒙古妃，招蒙古王公为皇家额驸则显然是不同的，更能真实地反映满蒙联姻的民族政策性，这一点在清入关后，表现的更为明显。

事实证明在清入关后，满族上升为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时，“备指额驸”制度的出现，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可满蒙联姻持续长达近 300 年，参与人数的规模是空前的，大量的蒙古王公尚清室皇女和宗女，成为皇家额驸。

蒙古额驸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蒙古历史上的，对于这样一个群体，以往学者在蒙古史研究中，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甚至于对于对蒙古额驸的研究也缺乏足够的重视，主要涉及“备指额驸”制度方面。

对蒙古额驸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竟然连一个详细、完整、公平的评价都没有，何其可悲。

从大方面来讲，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蒙古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额驸的品秩、额驸的类别以及额驸在夫妻关系中的等级差异就能明显感受到额驸的地位。

首先从额驸的品级差别来看，他们主要是依附于所娶爱新觉罗氏皇家女子的身份等级决定的。

根据额驸品级的不同，在额驸的服饰、顶戴等方面，清朝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使其享有不同的待遇，从而在额驸间形成了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等级差别。

其次通过收集和整理满蒙联姻史料时发现，清朝在额驸的选定上大体上是从蒙古王公的军功，笼络新附蒙古部落的需要，巩固已有的姻亲关系三种情况来考虑的。

基于此又对额驸这一大的群体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分类，主要团分为四种类型，即盟姻型额驸、恩养型额驸、姻亲型额驸、嘉奖性额驸。

并且根据额驸所娶爱新觉罗氏皇家女子的身份等级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固伦额驸、和硕额驸、郡主额驸、县主额驸、郡君额驸、县君额驸、乡君额驸等。

（1）姻盟型额驸

爱新觉罗氏家族有通过联姻建立部落联盟的历史传统，而这在部落时期又是十分常见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各部落都有过“缔结姻盟”的情况。

如清太祖叔父礼敦将己女嫁与古勒城主王杲之子阿台；再又如历史上著名的“叶赫老女”事件。

盟姻型额驸主要见于太祖创业时期，随着满族由部落到国家转型的完成，已不需要缔结姻盟，姻盟型额驸也就推出了历史舞台。

（2）恩养型额驸

清朝统治者对主动归附或投降其政权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明朝官员给予妥善的安置。具体办法上表现为：在政治上，锡以官爵；经济上，赏赐大量的人口、财物；生活上，嫁以皇女或宗女，将其招为皇家额驸等等，清朝统治者将其称之为“恩养”，希望以此达到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

如清太祖就李永芳的安置问题曾对其大臣说：“现今要尽心恩养抚西城游击，使他可以幸福地生活 ”，随后不久，太祖就将第八子阿巴泰的长女嫁给了李永芳 ,将其招为额驸，李永芳也就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抚顺额驸。

（3）嘉奖型额驸

清朝统治者对有功之臣、宠幸之臣，常常给予会给予其高官、厚禄、显爵以示嘉奖，不仅如此，有时也会将下嫁皇家女子与其家族结姻，作为对其嘉奖的一种表达方式。

如清初著名的“三藩”均与清朝皇家结姻，顺治十年（1653 年），世祖皇帝将太宗第十四女下嫁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

又如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与清朝皇家的婚姻。和珅是清高宗皇帝统治后期的宠臣，高宗对其可谓“宠任冠朝列矣”，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高宗皇帝更是将自己的爱女和孝公主赐婚和珅之子丰绅殷德。

（4）姻亲型额驸

清朝统治者将爱新觉罗氏皇家女子下嫁给同自己已有婚姻关系的家族，与其进行再次联姻而出现的额驸，或者说额驸本人就是清朝皇家的外戚。

如祁他特额驸，出自蒙古科尔沁国莽古思家族都是清朝皇家的外戚，祁他特额驸所尚为太宗第三女，公主为孝端皇后所出，额驸是孝端皇后的侄孙，他们婚姻属于姑姑嫁给了侄子。

清朝额驸间有严格的等级差异，不仅如此，在额驸与所尚爱新觉罗氏皇家女子的夫妻关系中也存在等级差异。

以固伦额驸与固伦公主为例，固伦额驸品级与贝子相同，而其妻固伦公主品级与亲王同，他们虽是夫妻，品级差异却如此悬殊，为了维护这种等级差异，清朝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

如皇家女子与其额驸在俸币上的规定：“固伦公主，俸银千两，俸缎三十。和硕公主，俸银二百两，俸缎十有二。

但她们额驸在俸币上与其相比就相差甚远：固伦公主之固伦额驸、和硕公主之和硕额驸，俸银二百两，俸缎九。郡主额驸，俸银百两，俸缎八。

又如皇家女子与其额驸在在进京所带随从及马匹上的规定，据“康熙六十一年议准：凡固伦公主来京，准随护卫官二十三人，婢女十有三人，仆从十有四人，在馆养马六十五匹，坐马十有五匹。

若固伦公主之固伦额驸，和硕公主之和硕额驸来京，均准随护卫六人，随从九人，仆从十人，养马三十五匹，坐马六匹，可见两者之间的确地位悬殊。

虽然是以外藩蒙古额驸为例，蒙古额驸虽然贵为王公贵族，但在地位、待遇上却低于他们妻子，这与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显然是背离的。

虽然他们是夫妻关系，但因他们的妻子出自皇家，他们之间更多了一层君臣关系，即使是在家庭生活中，也体现着君权至上和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夫权也必须让位于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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