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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犯罪者往往有严重的人格障碍，但容易被忽视

02、如果滥用司法精神鉴定，将导致更大的不公平

今年春节前，不少备受关注的重案罪犯被执行了死刑。比如身背7条人命的“女魔头”劳荣枝，“北大学子弑母案”的吴谢宇、“重庆姐弟坠亡案”的主犯叶诚尘和张波。

劳荣枝，图片来源于网络

叶诚尘和张波，图片来源于网络

正义虽迟但到，从未缺席！大部分网友都为此叫好，受害人家属也多少得到了一些心灵抚慰。

不过，也有小部分网友认为应该“法外留情”，尤其是对于吴谢宇。

吴谢宇，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些网友对吴谢宇动了恻隐之心，认为他弑母虽然触犯了法律底线以及道德人伦，但他是家庭教育的受害者，又是北大学子，智商非常高。若能够留他一命，让他真正地自我反省，或许能够做出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吴谢宇的辩护律师郑晓静则认为他在案发前已经精神崩溃了，作案动机、作案过程有悖常理。她申请对吴谢宇进行司法精神鉴定。但法院并未批准。

郑晓静律师还认为劳荣枝、叶诚尘也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曾经呼吁也对她们进行司法精神鉴定。

她还说，现在对精神病的认定，往往就是靠司法人员的“望诊”，看上去精神正常，就不做精神病的鉴定了，“为了减少误判，错杀，应该对所有死刑犯都强制进行司法精神鉴定”。

乍一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她说得有道理：毕竟生死攸关，为了稳妥起见，让罪犯多接受一道程序，减少误判，这何乐而不为呢?

但其实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做法是弊大于利的，它可能会减少一些误判，但会让更多罪大恶极的人趁机钻空子，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和错判。

01、犯罪者往往有严重的人格障碍，但容易被忽视

司法精神鉴定涉及到2个学科——精神病学/精神医学，以及法律。

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与该国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相应的法律体系是不一样的。

比如，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曾轰动一时。辛普森不惜花费重金，聘请了号称天下无敌的“梦幻律师队“（Dream Team）为自己开脱罪名。

辛普森和他的律师团队

即使所有证据都指向辛普森，但这帮律师硬是利用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漏洞，最后说服了陪审团成员，辛普森被判无罪。

这无疑是对美国司法制度的极大讽刺和嘲弄，很多美国民众也对此无法接受，非常失望。

但在中国，这种愚弄及挑战法律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不能照搬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

至于精神病学/精神医学，很多大众和律师对这个领域都不了解，甚至高估了这个学科目前的鉴定能力。

郑晓静律师说，精神病的认定不能只靠司法人员的“望诊”，而要出动精神科专家，进行非常专业的精神鉴定，这样的结果才是准确的。

然而目前的事实是，很多精神科专家的认知并未与时俱进，他们难以对个体进行真正准确、深入、全面的精神鉴定，甚至有可能会被“忽悠”。

比如，大部分重案罪犯都有严重的人格障碍，但国内外的司法精神鉴定往往未能识别。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是目前最权威的诊断体系之一。

它提倡对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实行3轴诊断法，从3个向度去评估就诊者的心身状态和功能：

轴一是精神心理疾病的诊断；

轴二是智能和人格障碍方面的诊断，即人格改变或者障碍方面的诊断；

轴三是躯体疾病方面的诊断。

但是，直到现在，国内主流精神科的临床诊断仍是单轴诊断，只有第一轴诊断。绝大部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卫生从业人员对人格障碍的认识不足，相关的临床研究也极其缺乏。

当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3轴诊断也践行得不理想，也存在人格异常漏诊的问题。

所以在很多犯罪事件中，精神科专家作出的司法精神鉴定结果往往只有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等，很少会有人格方面的诊断。

当然，确实有很多犯罪者在生活中不断受挫，遭受了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罹患了抑郁症、双相障碍或精神分裂症。但他们犯罪时意识清晰，知道自己的行为后果，具备完全刑事能力。真正促使他们犯罪的不是上面那些病症，而是严重的人格障碍。

因为人格障碍有3个典型的特点：严重缺乏自我反省能力、严重缺乏同理心、行为严重超出社会规范。这些犯罪者每次遇到挫折与困难时，会采取完全外归因，将所有责任推卸给外界以及别人，感到极度愤怒。

他们的强烈的负性情绪不断累积，所以最后采用极端的方法进行复仇，甚至滥杀无辜，报复社会。而且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还会提前谋划、伪装，犯罪成功率极高，社会危害性极高。

对于这部分人格障碍的犯罪者，其实没必要进行司法精神鉴定，浪费社会资源，更不能因为其有人格障碍而减轻罪罚。

相反，因为他们严重缺乏自我反省能力，建议对他们要重判、快判。这能对社会中潜在的重度人格障碍患者起到震慑作用，也能更大程度地抚慰受害者、减轻社会大众受到的心理冲击。

02、如果滥用司法精神鉴定，将导致更大的不公平

除此之外，罪犯可能会“诈病”，这也是一大问题，以精神病学/精神医学为主的司法精神鉴定未必能够准确识别。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森汉恩做过一场著名的实验，他和另外7个正常人假装有精神病性症状，前往不同的精神病院就诊，结果医生无法准确识别，把他们都收进了精神病院。

这个实验令人啼笑皆非，但确实揭露了精神病学/精神医学的巨大局限性——大夫只根据表面症状下诊断，忽视个体的心理过程。

如果大众专门学习一些精神心理障碍的症状，故意佯装，完全有可能令精神科医生信以为真。很多罪犯就想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开脱罪名。

之前“清华毕业谷歌工程师杀妻案”受到网友关注，凶手陈立人以精神问题为由拖延出庭时间，还说其母亲、外婆都有精神病。其父亲为他聘请了美国知名律师，后续很可能会以他有精神病家族史、罹患了精神病为由，为他脱罪。

陈立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如果所有的死刑犯都接受司法精神鉴定，这个问题就会很尴尬。精神科专家也知道这些人很可能是装疯卖傻，可他们接受精神鉴定时就是表现得胡言乱语、一个劲地表现出一些症状，这些症状表面来看是幻听、妄想。从表面来说，这确实是“症状”。那这该怎么判定？

如果专家说他们没有精神病，一些唯利是图的罪犯辩护律师可能会马上说专家不专业。可如果专家说他们有某种精神疾病，即使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辩护律师就马上会找各种蛛丝马迹“证明”罪犯作案时精神不正常，企图减轻罪罚；社会大众也很容易受到误导。

所以，法院拒绝给吴谢宇、张波、叶诚尘、劳荣枝进行司法精神鉴定，这是明智的选择。如果犯罪者在犯罪时意识非常清晰，没有明显的精神病性症状，那么在审判的过程中就无须进行司法精神鉴定。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恶行承受法律惩罚！

总的来说，法院对司法精神鉴定的运用必须是合理的、适度的，慎防被滥用，进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和法律空子，才能更好地维护大众心中的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