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香港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英国驻港部队退守港岛，抵抗至25日，在阵亡1200人后，宣布投降。香港人民陷入空前的灾难。难民流离失所，香港人口锐减。

1942年春，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撤到广州。此时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已经公开化。由于叛徒出卖，广东地区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数十人先后被捕。5月30日，廖承志等7人被捕。

在香港募捐的三年半时间里，廖承志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由于他是何香凝之子，他的身份难以保密，很多人认识他，加上他性格开朗，语言幽默，结交了许多朋友，这有利于募捐，但同时也增加了危险性。

杨琳和他的联和行没有暴露。

廖承志被捕后，杨琳携带着一笔款项秘密离开广州，他要去重庆，要把这笔经费交给党组织，并汇报南方地下党所遭受的损失。

他穿着特制的马甲，马甲上缝着许多小口袋，他把钱卷成小卷儿，塞进一个个小口袋。马甲贴身穿在里面，外面再穿上衬衣和外套，这样藏钱不易被发现。

日军到处烧杀抢掠，难民无数，交通中断，从广东经广西桂林等地到重庆，他走了近半年的时间，沿途经历了难以形容的危险。由于交通瘫痪，杨琳经常是徒步行走。在路上，他遇到一群和尚，为了安全起见，他也扮装成和尚，一路化缘。尽管他的身上带着很多钱，可那是党的经费，不可随意用来做个人的生活费。从春季走到深秋，他没动那笔钱，一分都没花。

经过一路周折，直到1942年10月，杨琳才到达重庆。在重庆，他见到了周恩来，把随身携带的款项如数交给周恩来的特别会计袁超俊，这笔款后由钱之光转送到延安。

杨琳向周恩来及负责南洋组织工作的负责人详细汇报了香港的情况。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要求我党撤销除重庆、西安两地以外的所有八路军办事处。为了保住白区的党组织，中共中央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各办事处身份比较公开的干部撤回延安，身份未暴露的干部转入地下斗争。

杨琳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几个月，由于他的身份没有暴露，1943年春，周恩来找他谈话，让他回到华南一带继续经商，周恩来指示杨琳：“利用合法（方式），争取社会地位，积蓄力量。”

杨琳回到广东后，他的公开名字从杨廉安改为杨琳。杨琳这个名字成了他后半生的正式名称，解放后一直沿用，直到去世，他的小儿子也因此姓杨，不姓秦。

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广东、香港和海南，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坚持敌后游击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在方方和林平指挥下，迅速壮大。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对日军、伪军作战1400余次，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广东及香港地区的人民。方方、林平一直与周恩来保持着电报联系。

抗日前线需要大量物资，轮胎、药品尤为短缺。杨琳决定做轮胎生意。他悄悄回到广东、香港，打理联和行，重新雇工，让公司的经营活动开展起来。然后，他在曲江（今韶关）开办庆生行，又在桂林开办苏新建筑材料工厂和协成百货公司，通过香港—曲江—桂林之间的贸易、加工和零售获取利润。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已被破坏，地下党的活动异常艰难，杨琳通过开办公司，逐渐聚集了一些党员，也团结了一些爱国人士。他聘请当地雇员，通过公开合法的商业活动，为我党提供经费。

就在1943年春季，杨琳回到桂林不久，拜见了在桂林避难的何香凝老人。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分别已经一年半了，廖承志此时还在狱中。杨琳的到来使老人家感到欣慰，他们一起回忆在香港募捐的日子，老人高兴，欣然作画并题字：

皎洁无尘石作家，枝清叶净弃繁华。

前生根种株篱下，却被人称富贵花。

三十二年春为廉安先生画

何香凝印

这首诗看似是在赞美花，其实何尝不是对杨琳的赞誉。

杨琳回到广西后不久，与香港灿华公司会计黄美娴取得了联系。黄美娴也在广西，赋闲在家，教叔父的女儿弹钢琴。黄美娴的叔父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民政厅长，对黄美娴多有关照。杨琳请黄美娴到桂林，在公司当会计。

黄美娴的加盟无疑给杨琳增加了一个保护伞，由于她叔父的关系，一则可以扩大经营，二则又能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战争年代货物奇缺，有钱也买不到货，杨琳熟悉香港，他的进货渠道比别人宽得多。百货公司生意红火；出口桐油、进口轮胎的生意也挣到不少钱。杨琳将营业所得通过地下党的渠道上交给党组织。

1944年9月，日军进攻桂林，桂林沦陷，杨琳的三家公司都被日军查封，百货店被抢，商品被没收。杨琳紧急致电中央，汇报情况，他说：公司“损失甚大”。幸好人员没有伤亡。

日军在桂林烧杀抢掠，杨琳率部分员工离开桂林，开始了再次逃难的历程。同行的人员中有黄美娴等，另外还有一位姓熊，是地下党员，他一直没有离开杨琳。

之后，杨琳等辗转到了平乐、昭平、八步。在八步住了一段时间，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开了一家小型百货店。

在逃难的过程中，杨琳多次密电中央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告自己的避难地点，但是由于居无定所，无法得到回电。

战争就在身边，死亡随时会降临，这种情况下的友情弥足珍贵。杨琳与黄美娴在逃难的相互关照中产生了爱情，他们结合了。

杨琳的妻子黄美娴在华润公司，摄于1949年

杨琳的家庭是在特殊环境里，为执行党的特殊任务，形成的特殊的家庭关系。他的原配夫人叫王静雅。自从博古远离祖国留学苏俄，她就走进秦氏家门。从30年代初，她便带着一家老小颠沛流离，客居他乡，跟随杨琳在上海、广州“坐机关”。她默默无闻地操持家务，服侍婆婆，养育儿女，直到解放初把婆婆的棺柩护送回无锡老家。后来，经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介绍，王静雅在杭州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黄美娴从1938年一直跟随在杨琳身边。杨琳从印尼卸任后，黄美娴回到对外经委编译局工作。她是美籍华人，却始终留在大陆，坚守着杨琳留下的国家机关分配的旧家具。

后来他们转到梧州，暂时安顿下来。杨琳在梧州、广州与香港之间经营桐油出口和百货进口，并继续经营轮胎生意。老百姓要生存，战争也需要商业的支持，他的联和行等几家公司发展很快。杨琳善于经营，黄美娴善于理财，加上其他可靠的战友，生意越做越大。杨琳时常回香港办理公司事务，此时联和行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出口和进口手续，出售桐油，联系进口货物，并负责兑换国币和外汇，结算账目。

战争年代主要是缺货，手上有货就能赚钱。

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杨琳万分激动，两年半隐姓埋名，终于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

杨琳不断致电中央，汇报公司经营情况，我们在档案馆查到了这样一封珍贵的电文，日期是1946年3月2日：

渝周（恩来）、王（若飞）、刘（少文）：

我顷抵港，前在八步、梧州寄上函电收到否？桂林沦陷时，损失甚大，和平后于梧粤仍经营业务，尚能得利。目前梧粤所存货物约值一千万元，现在业务仍在继续进行中，拟再建立一据点。今后工作方针，请速指示。

杨琳

“渝”代指重庆。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此时杨琳有1000万元的货物，这不是一个小数字，那时钞票还没有贬值。另外，杨琳计划再建立一个“据点”，他用的是“据点”一词，就是说，他的公司和商场，既是商业机构，又是我党的联络站。

杨琳利用回香港办理业务的机会，找到了邓文钊，他曾任香港《华商报》董事长。

通过邓文钊，杨琳找到了老战友连贯。

1946年8月18日，杨琳和连贯接到一封电报，是周恩来通过延安发来的：

延转港方林：连贯庄振丰杨琳均盼来宁一行，一切面谈。

“方林”指的是东江纵队的司令员和政委方方、林平，“宁”指南京。

接到指示，杨琳喜出望外。很快，杨琳和连贯就乘飞机飞上海，前往南京。三年半不见周恩来和重庆办事处的老朋友们，杨琳迫不及待。

1946年8月，杨琳和连贯从香港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笼罩在大战前的紧张气氛之中，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大肆屠杀我地下党员了，内战一触即发。

杨琳和连贯下飞机后没有找宾馆，为安全起见，他们住到黄美娴的弟弟家里，那里比较隐蔽。第二天，他们乘火车去南京，直接到梅园新村，见到了董必武、南京办事处办公厅主任钱之光和夫人刘昂，还有办事处秘书长刘恕、秘书科科长王华生等。

周恩来不在南京，他去了上海。杨琳和连贯在南京等了一个星期，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周恩来让他们速到上海接受任务。

杨琳和连贯坐火车离开南京再去上海，在周公馆，他们终于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伸出双臂拥抱杨琳和连贯，并关切地问候杨琳家人的情况，问候杨琳的母亲是否健康。接着，周恩来谈起博古飞机遇难的事。提起哥哥，杨琳泣不成声。

1946年4月8日，博古、叶挺、王若飞等乘坐飞机从重庆飞延安，途经山西黑茶山时，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从1933年1月博古离开上海去瑞金，13年多，杨琳的母亲再也没见过这个儿子。周恩来又询问老人的生活，杨琳作了汇报。按照中央指示，联和行每月拿出800元：300元作为博古母亲和孩子的津贴，另外500元给叶挺的家属。

之后，杨琳和连贯分别汇报了香港的情况。

杨琳和连贯在周公馆住了两个星期，等着接受任务。形势瞬息万变，周恩来在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许多战略物资来自海外华侨的捐助，在抵抗外来侵略这个大的背景下，全世界的华人都联合起来了。可是，如果打内战，必将使灾难深重的中国走向民不聊生的境地。如何避免内战？如果打内战，我党我军的经济支柱在哪里？粮食、被服、武器从哪里来？

我们必须自力更生。

周恩来对杨琳和连贯说：蒋介石完全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国民党迟早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准备再穿几年草鞋。看来，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以至我们的一些干部，都要疏散到香港和东南亚一带，你们要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将来形势好转，需要他们回来，我们会派人来联系的。

在这两个星期里，周恩来给他们二人引见了若干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比如郭沫若、沈钧儒、胡绳等。

由于住在周公馆，杨琳与周公馆馆长祝华也熟悉了，成了朋友。

一天晚上，周恩来分别与杨琳和连贯谈话，给他们布置了不同的任务。

周恩来交给杨琳的任务是：

1、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

2、完成财政任务；

3、培养对外贸易干部。

周恩来说：最近还会有一批干部去香港，上海和南京办事处有三百余名干部，一批回延安，一批去香港，身份没有暴露的干部可以帮你办公司，其余的，你们要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职业，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隐蔽下来。

周恩来交给连贯的任务是：把滞留上海和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护送到香港。今后公开活动的重点地区转移到香港。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或“港工委”）成立，成员包括：

书记：章汉夫（分管宣传工作，饶彰风协助宣传工作）

副书记：连贯（分管华侨和统战工作）

文化工作：冯乃超

经济工作：许涤新

外事工作：龚澎

香港新华分社社长：乔冠华

接受任务以后，杨琳和连贯同船回到香港。

1946年秋，以上干部陆续抵达香港。杨琳早在30年代初期就认识章汉夫，是杨琳护送章汉夫从上海去瑞金。这些人尽管彼此认识，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单线联系，没有特殊事情，三个系统很少来往。

1946年，在香港，党中央领导的三个系统先后形成：

1、以杨琳为核心的商贸系统。

2、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情报系统。

3、以“港工委”章汉夫、连贯为核心的地下党系统。

1946年内战爆发后，在解放战争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杨琳领导的联和进出口公司部分地承担起另外两个系统的经费需要。

杨琳回到香港后，把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简称“联和公司”，在德辅道中香港电话公司大厦（太子行）租了一个写字间，门上写着：联和进出口公司。

在白区工作，杨琳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在危急时刻减少损失，他始终坚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所以，他又注册了“天隆行”，并在广州设立“天隆行”分行，用香港与广州两地的公司从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活动。

他把家人从湛江接回广州，在广州租了一套很小的房子。

广州有天隆行，前妻王静雅成为其中的一名员工。王静雅很开明，当她得知杨琳和黄美娴已经有了孩子后，就与杨琳解除了婚约，但没有离开秦家，而是留下来继续照顾老人和孩子。

杨琳和黄美娴在香港。黄美娴任联和进出口公司会计。

黄美娴在香港有一套别墅，位于九龙秀竹园6号，那是她父亲为她和弟弟建造的，杨琳和黄美娴就住在这里，看上去很阔气，便于掩藏身份，也利于做生意。楼较大，他们出租了一部分，房租用于补贴生活。此时的贸易主要还是轮胎、桐油等。

杨琳夫妇，后面是黄美娴的别墅

黄美娴英语很好，在撤退香港以前，杨琳和黄美娴就与美国银行、比利时银行建立起一定的联系，而且有良好的信誉，所以，借贷、担保以及兑换货币等，都比较方便。

为了做生意，杨琳曾通过银行抵押黄美娴的别墅，拿出几十万港币，做周转资金。

另外，杨琳也依靠香港的可靠商人。潘汉年的岳父董仲伟在1941年至1948年期间是香港中华总商会的第十五届会长，杨琳曾向他借款10万港币，用于一笔生意，生意很成功。但是，等到还钱的时候，恰逢港币贬值。董仲伟没提任何要求。按照我党的纪律，借10万只能还10万，在账目上是不可以错的。

杨琳领导的联和进出口公司作为党中央直属的海外经济机构，在香港和广东一带起着重要作用，有这样两个例子。

1946年冬季，方方和林平遇到困难。

1946年4月国共和谈期间，在我党的坚持下，国民党允许将东江纵队改编为正规军，2500名主力军乘美国军舰到达烟台，参加了华东野战军。琼崖纵队和部分游击队留了下来，在港粤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冬季，他们遇到困难，12月7日，方方和林平打电报给延安，请求经费支持。电文说：

中央并周（恩来）、董（必武）、廖（承志）：

此间经济已至绝境，迭电请示均未见复，如无法维持，各项工作必须停止，如何请急复。

方林

周恩来回电说：

洋台AAA：

方林虞电悉，前电询全部预算及你处收支，望速告。已另电董、钱，先汇款至港，在款未到前，可向杨林处挪借若干。你处经商筹款能力如何，亦望电告。

周亥佳

电文中，“洋台”指香港台；三个“A”指保密等级；“虞”代表日期。电文中“杨林”的“林”字写错了。朱德的批示中，“琳”字写对了。“亥佳”代表日期。

朱德在电文稿的上边批示：

朱：先向杨琳借款。

另外一个例子是：那时潘汉年经常出入香港，据当时联和公司的会计刘恕回忆，他曾多次与潘汉年秘密接头，每次都交给潘汉年一万港币。

据华润老前辈袁超俊回忆：从1938年到1947年，联和公司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虽然发展不快，但是在香港信誉良好，被交易行的一些商人所承认。杨琳还建立了一些关系，比如上海帮纱厂的吴老板、做无线电生意的尹老板、比利时设在香港的华比银行经理邓文钊等。

1946年8月杨琳周公馆受命后，回到香港。那时联和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只有杨琳一人，员工包括他的妻子黄美娴和若干香港当地的练习生。

杨琳从上海回香港后，周恩来还在考虑如何发展我党领导的海外经济工作，他知道，最重要的是：尽快多派一些人去香港，与杨琳会合。

1947年2月，设在上海的“和谈办事处”开始做撤退的准备。周恩来回延安汇报，月底，周恩来从延安致电钱之光：与刘昂一起做好准备，马上去香港。不久，中央又来电，要钱之光快走，以防不测。

钱之光和刘昂开始准备。他们上街拍照片，打防疫针。就在拍照那天，他们发现被特务盯梢了，他们走了几条街，最后在外滩躲进一家汇丰银行，前门进，后门出，才甩掉尾巴。他们回到马思南路的办事处，发现楼房周围的密探明显增多，国民党对这座楼实行了围困，只准进，不许出。

钱之光和刘昂回到办事处后，和办事处所有人员一样，失去了行动自由。

钱之光，浙江人，1915年进同文书院读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的张秋人、宣中华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杭州地委秘书处工作。8月，任中共两浙盐运使署支部书记。1929年1月，奉命到上海筹建绸厂，作为党中央的联络点。不久到天津协助毛泽民筹建党中央的秘密印刷厂（钱之光的妹妹是毛泽民的妻子）。1933年夏离开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对外贸易总局局长，后创办商业大学，任校长，领导各贸易分局做好对白区的贸易工作，保证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需的需要。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中央征发委员会组长，为解决长征红军给养问题日夜操劳。1935年10月，到陕北，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对外贸易总局局长。1936年2月，随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达成苏区与西北军互通贸易等协议。1937年春，到太原筹办红军军需物资。

1938年8月，钱之光到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协助秦邦宪、叶剑英工作。12月，南京办事处与武汉办事处合并，正式成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兼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1939年初，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成立，以少将军衔担任处长。在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下，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统区地下斗争，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军需民用物资做了大量工作。1944年，任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1945年，任中共南方局委员，为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做了大量的工作。1946年5月，随周恩来、董必武率领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中共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等单位到南京，任南方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

钱之光和刘昂回到“和谈办事处”就失去了行动自由。直到3月7日，美国方面派出飞机，把和谈人员送回延安。

钱之光、刘恕等则是从上海先回延安，在胡宗南轰炸延安时再出陕赴港的。

3月7日，美国方面派出飞机，分别从南京、上海、重庆、昆明送中共和谈代表团和办事处的人员回延安，上海和南京共74人，钱之光和刘恕都在其中。

祝华和几个炊事员等留在了周公馆，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作掩护，作为联络站，安排相关人员撤退香港。

3月8日，延安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钱之光等从白区刚刚回到根据地的人们喜气洋洋，像回家一样兴奋。

会后，周恩来和任弼时听取了钱之光的汇报，然后，周恩来给钱之光布置任务：尽快带些人到解放区沿海口岸，想办法去香港，与香港的杨琳取得联系。

三八妇女节过后，延安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中央决定战略转移。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把中央集体分成三部分：

前委：留在陕北一带打游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这里；

后委：去晋绥一带，社会部、城工部、机要处设在后委；书记叶剑英，委员包括邓颖超、杨尚昆、李维汉等。

工委：分为两部分：一批是已经到达东北的东北局，负责人包括高岗、陈云、张闻天。另一批开辟西柏坡根据地，负责人包括刘少奇、朱德、董必武。

延安一带的军政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这是长征以来第一次被迫的大转移。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钱之光迅速成立了“赴港小分队”。他决定，先去烟台，从那里出海去香港。钱之光和妻子刘昂，刘恕和妻子鲁映，还有赖祖烈、李泽纯、牟爱牧、郭里怡等，编成一个小队，离开陕西，准备过黄河，到山西，赴山东。

3月11日，胡宗南派美式飞机轰炸延安，连续轰炸到17日。

就在11日这天深夜，钱之光率领的赴港小分队随中央“后委”的城工部大队撤出延安。几天后，他们抵达延安东北方向的清涧，这时，接到前委的中央电报，通知他们停下来到某处开会。钱之光、赖祖烈、刘恕三人赶到会议地点，原来，是任弼时前来传达中央精神。任弼时指出：

1、你们的任务是：出去发展海外经济关系，并筹划蒋管区党费的接济；

2、今后你们的工作由朱德总司令领导。

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钱之光“赴港小分队”的具体任务和组织关系。

在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的初期，在胡宗南轰炸延安的紧要关头，我党已经把海外经济工作摆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上，由朱德同志亲自领导。当时，我军所占领的地区很有限，蒋管区面积很大，联和公司要接济蒋管区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经费，这个任务何等艰巨。

会后，钱之光带领赴港小分队东进山西。

从延安出发时，中央后委军政机关等所有撤退人员被分成3队：

一队是“妈妈队”，带着孩子；

一队是“扶助队”，这些人要帮助妈妈和孩子们；

还有一队是“自力更生队”，自己背着行李和武器行军。

郭里怡回忆说：“别看我个子小，我是自力更生队的，从延安出发的时候，天气很冷，我到仓库里找了一套棉衣。我们从重庆乘坐美国飞机撤回延安的时候，女士穿的都是旗袍，那是为了白区工作需要。到延安才4天又要撤退，我们连棉衣都没有。我去延安的仓库里找，我个子小，脚也小，没有合适的军衣。棉衣又肥又大，将就着穿了，可是找不到合适的棉鞋，最后捡了老百姓的两只棉鞋，颜色不同，勉强能穿，我就穿着这样的鞋子离开延安。”

飞机在轰炸，他们白天隐蔽，晚上行军。

牟爱牧的妻子蔡连芳被编在“妈妈队”里，她带着仅有几个月的儿子。

“妈妈队”和延安保育院在一起。

保育院的孩子们没有父母照顾，他们的父母或者在前线打仗，或者已经牺牲了，里面有很多烈士的孤儿。这些孩子多是学龄前儿童，行军时都被放在“摇篮里”，驮在毛驴的背上。一只毛驴驮两个摇篮，一个摇篮放一个孩子。从延安到黄河，陆路行军，上百个孩子，几十只毛驴排成一支很长的队伍。三月的夜晚，寒风依然刺骨，保育院老师怕孩子们冻着，给孩子们盖着很厚的被子。

经过十几天急行军，三支队伍先后抵达黄河边，郭里怡等四川人第一次见到黄河，他们每个人都被“黄河的怒吼”震撼了，湍急的水流汹涌澎湃，很吓人。

夜色中，从延安撤出的中央机关、钱之光带领的“赴港小分队”，还有“妈妈队”、延安保育院等等，分别乘坐小木船，先后过黄河。为了避开敌机轰炸，都是趁轰炸间隙在夜色中抢渡。

过黄河以后，行军的队伍就分手了，中央机关沿黄河北上，钱之光率“赴港小分队”继续东行，他们计划翻过吕梁山脉，穿过山西，奔河北、山东。

这条路，他们走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发生了许多悲惨的故事。

三月底，“妈妈队”沿黄河北行，由于山路崎岖，路很窄，队伍只能在羊肠小路上蜿蜒而行。驮着孩子们的毛驴一只接着一只，队伍很长，道路又太窄，老师们无法照顾每一个箩筐里的孩子。经过一夜急行军，天亮的时候老师们发现，季清河的孩子死在箩筐里，是棉被压住了孩子的鼻子，捂死的；牟爱牧和蔡连芳的孩子也奄奄一息。

蔡连芳哭着呼喊孩子的名字，孩子还有一口气，可是，缺医少药，在场的人们没有任何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的呼吸一点点减弱，直到停止了呼吸。

悲伤刺痛了每一个人的心，蔡连芳和季清河两个人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在场的人无不失声痛哭，哭声淹没了黄河的怒吼。

在黄河边，中央机关和后勤大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把两个幼小的生命留在了茫茫戈壁和滔滔黄河之间。

悲伤压在人们的心头还没散去，几天后，又一个打击接踵而至。

王若飞的孩子也死在行军路上。蔡连芳心疼自己的孩子，更心疼王若飞的孩子，她说：“王若飞已经遇难，这孩子是他的遗孤啊。”

在国共内战刚刚打响的初期，在胡宗南进犯延安的时候，三个小生命就这样无辜地死去。

蔡连芳结束了她在“妈妈队”使命，她流着眼泪告别了“妈妈队”，追赶钱之光的“赴港小分队”。

蔡连芳和丈夫牟爱牧强忍悲痛，随着钱之光和刘恕等，继续向烟台进发，为的是尽快到香港执行任务。

没有车，主要靠两条腿。后来，贺龙的部队先后为他们提供了几匹牲口，有毛驴，有骆驼。于是，他们有的骑毛驴，有的骑骆驼，风餐露宿，还时常忍饥挨饿。

他们一行人抵达山西临县三交镇时，中央“后委”在这里，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已先行到达。他们做了短暂休整。城工部决定留下郭里怡，与城工部会计科长王华生交换，

因为王华生是广东人，会讲粤语。

王华生门牙突出，特征比较明显，本来他是在广东地区做地下工作的，身份暴露后，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任秘书科科长，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经过太行山，钱之光赴港小分队进入河北省的冶陶。

当时，刘邓大军的司令部就在冶陶，董必武恰巧也在这里开会。他们在冶陶得以休整，吃饱喝足后，奔邯郸。途中接到通知，刘昂被调去做董必武的秘书，随董必武去西柏坡。其余的人继续东行，跨过津浦铁路，进入山东，又渡黄河，走向烟台。

前后两次过黄河，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危险和艰难，我们难以想象。

从延安到烟台，他们走了三个月。

在烟台，他们想尽办法与香港取得联系，但是，由于敌人对海面封锁太紧，一连三个月都无法出海，不但去不了香港，他们连上海都去不了。

1947年在烟台。前排左起：李泽纯、钱之光、蔡连芳，后排左二起：王华生、牟爱牧、孙泰恭

此时已是1947年的9月，解放战争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9月初的一天，上海周公馆馆长祝华等从上海押运救济物资乘船到达烟台。

从祝华那里他们了解到一些香港的情况，得知杨琳和黄美娴夫妇，袁超俊和钟可玉夫妇，还有钱生浩、潘夏山等非常忙，急需人手。

祝华与钱之光（左）

钱之光意识到，自己率领这样一支精干的队伍同时乘船去香港，那是不容易的，也是很危险的，人多目标大，一定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钱之光决定，派刘恕和鲁映先走。他们夫妻二人目标小，假扮商人，不会引起敌人注意。其他人再寻找机会，大家分批前往。

刘恕和鲁映经牟平、文登到石岛，而后搭乘胶东区党委的一条70吨的小渔船，在夜色的掩护下，出发了。国民党舰艇封锁海面，舰艇巡逻，探照灯横扫海面，他们只能选择风急浪高的地方行驶，船小浪大，刘恕和夫人开始呕吐，一连九天九夜，吃什么吐什么。抵达澳门后，休息了三天才缓过来。

刘恕在重庆八路军办事

1947年9月，刘恕和鲁映到香港，见到杨琳、袁超俊等老朋友，他们也成为联和进出口公司的新成员。

10月，祝华的妻子转移到香港，她正怀着孕。

先介绍一下刘恕。

刘恕1915年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1935年到上海，在上海北站当处铁路工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被派到桂林筹建桂林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1月至1943年6月在重庆办事处任运输科长。1943年7月起在延安周恩来处工作。

1946年1月，重庆办事处准备迁往南京，刘恕代表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配合龙飞虎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交涉。南京办事处财经委员会成立后，董必武任书记，钱之光任副书记，刘恕为成员，刘恕还兼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

国共和谈破裂后，1947年3月2日，国民党逼迫中共和谈代表团离开上海，刘恕陪董必武一家，还有董必武的警卫员，乘火车离开上海回南京。刘恕身上穿着特制的“马甲”，马甲上缝着许多小口袋，里面装着几十根金条。国民党特务名曰“护送”，实为押送。金条很重，刘恕不敢活动，也不能躺下，一路坐着回到南京。3月7日，刘恕从南京乘坐美国飞机回到延安。随后成为赴港小分队成员。

就在刘恕夫妇离开烟台还未抵达香港时，1947年9月9日，钱之光致电中央：

中央周（恩来）、任（弼时）并董（必武）老：

胶东形势已进入战争状态，主要港口被封锁，今后联系海外较困难，如客观条件可能时，请考虑我们是否转入其他口岸。请速示：

钱之光口气婉转地汇报了“不直接去香港”，先转到“其他港口”的意见。

1947年9月11日钱之光接到董必武回电：

华东局速转烟台钱之光：

申鱼电悉，如交通得便，周(恩来）、任（弼时）和我同意你去港主持海外及内地经营，并筹划今后蒋管区党费接济。

羊角沟存布，尚未接曾山及渤海报告，恐已损失。

董必武申真

“申鱼”和“申真”代指日期。

这封电报实际上同意了钱之光的请求，同意他主持“海外”和“内地”的经营，包括“内地”。

9月，国民党军队进犯烟台。钱之光带领余下的人员离开烟台到牟平赴威海，他们计划绕道大连，再去香港。

1947年9月中旬，钱之光一行顺利抵达大连。此时，队伍里增加了祝华、徐德明。

在这里，他们与东北局的几位主要领导陈云、李富春等取得了联系。陈云、李富春等在东北一手抓军事，一手抓生产，东北的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变化。

钱之光在与李富春交谈以后，一个大胆的设想很快形成了：

留在大连，组织货源，打通东北和香港之间的贸易通道，把东北局的物资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购买战争和生产所需物资。

这个设想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钱之光等人就在大连留了下来，他租了一套房子，大家住下，就算建成了一个临时的“大连站”，作为香港联和公司的一个站点。

他们开始筹集出口物资。

做贸易需要有公司名称，钱之光和大家经过商量，给“大连站”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华贸易公司。公司对外不挂牌，其作用就是办理进出口商品的报关和保险。当时东北还没解放，大连由苏联人管理。大连站迅速扩大至30余人，徐德明、徐静等先后加入。

在东北局的帮助下，钱之光在大连站建立了一个电台，其中一个机要员叫冷学伟。

为了适应海外贸易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在香港为杨琳的联和公司也设一部电台。

港工委的肖贤法打电话到联和公司，约袁超俊见面，他们二人早就认识。

肖贤法对袁超俊说：胡公（即周恩来）电告方方，为加强与解放区的电讯联系，在香港增设一部秘密电台，设在联和公司，由袁超俊管理。

肖贤法是电讯方面的行家，参加过长征，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任电台负责人，1946年秋从南京撤退到香港，是港工委负责人之一。肖贤法和袁超俊在先施公司门口见面，他带来了报务员“小李”，并把一部小型发报机交给了袁超俊，但是，没有收报机。按肖贤法的主意，袁超俊用500元港币买了一台全波段的收音机，进行改装，加了一个线圈，便成了收报机。

为了架设电台，袁超俊把家从九龙白加士街搬到香港跑马地东边的礼顿山道，租了一幢二层小楼，袁超俊一家住前间，报务员小李和妻子、孩子住后间。

刘恕和妻子鲁映在杨琳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而后搬到铜锣湾希云街27号。

从此，联和进出口公司的组织机构逐渐健全起来了：

在香港，联和进出口公司挂牌营业；

在广州有天隆行；

在大连有大连站（中华贸易公司）。

这样，香港与广州、香港与大连，就可以很方便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了。这三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公司，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有了电台，杨琳与中央、与大连建立起直接联系。

袁超俊夫妇也从重庆到了上海，他们没住在和谈办事处，在蒋介石遣返和谈人员时，他们留了下来。不久，袁超俊夫妇悄悄离开上海，乘船驶向香港，并加入联和公司。

袁超俊，原名严金操，曾用名严惟陵，1912年出生于贵州省桐梓县城。1936年入党。

1934年3月6日，他第一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斗争。1935年春出狱后，他辗转到上海建业汽车学校任教，继续为党工作。从1935年冬至1936年秋，历任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干事，上海工人救国会主席、常务理事，上海全国救国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代表。

1936年11月25日，他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不畏强暴，坚持斗争。1937年8月出狱后，他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任科员。1937年底以后，历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湘乡八路军临时办事处负责人，衡阳等地办事处负责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党支部书记。1941年1月在重庆中央南方局任秘书，管理交通、财务，同时负责秘密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1943年6月，袁超俊随周恩来到达延安，并在杨家岭周恩来办公室工作。1945年4月至1945年7月，在党的“七大”秘书处工作。1945年12月，他回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南方局仍管理秘密交通和财务等工作。1946年7月任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秘书长。1946年11月后，经周恩来同志的安排，赴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袁超俊多才多艺，能写会画，会拉小提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召开“七大”时的其中一个会议室里悬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都是他画的。他还会修表，当时许多首长的新手表都要经过他“修理检查”，以防敌人安装窃听器。

袁超俊与杨琳早就相识。

国共和谈破裂后，袁超俊受周恩来派遣，到香港联和公司工作。他们先到上海，等待时机。

1947年4月12日，他们带着幼小的女儿登上招商局的轮船前往香港。船到台湾基隆停靠一天，因为怕被特务认出来，他们没有下船。经过8天的航行抵达香港。随后，袁超俊夫妇成为杨琳的新搭档，后来，成为公司副经理、第一任支部书记。

袁超俊的妻子钟可玉是广东梅县人，投身革命前是印尼华侨，1933年从印尼回国曾到过香港。香港有不少梅县老乡，其中有一个开钱庄的李先生，与钟可玉很熟。通过李先生，袁超俊一家很快租到了住房。

1947年，袁超俊、钟可玉与孩子照于香港

钟可玉化名叶梅星，在成都和香港，大家都叫她“阿叶”。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钟可玉从印尼回国奔赴延安时，路上为了安全，党组织让她化名，对外称是叶剑英的侄女，到陕西投奔亲戚。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各关口就一路放行了。

参考资料：

①《红色华润》(中华书局出品) 吴学先撰稿

②华润集团网站

③宋林吴学先《陈云与华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