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空，想谈一谈我们的未来。
01
4月10日，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理由是公共财政风险增加。
这是继去年12月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将我国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之后，第二家下调我国信用评价的国际评级机构。
到现在为止，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已经有两家下调了我国的信用评级。
这件事从根源上来说，谈不上什么阴谋论，仅仅反映的是国际商界对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发展的风险日益加深。
惠誉在声明中明确表示，这次评级下调是基于我国财政前景面临的风险逐渐上升。特别是在从依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转向可持续增长模式的转型过程中，我国经济前景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历史上，任何经济体在转型的初期乃至中后期，都会伴随着阵痛和不适，我们也不例外。
在这个过程中，地产、消费、投资、债务、人口等多重因素的叠加，确实加剧了不确定性。
这些正是惠誉下调我国评级的核心原因。
作为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一员，惠誉此举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许多国际投资者和商界人士都会参考这三大评级机构的意见来制定投资策略。
现在已有两家评级机构对我国进行评级下调，这背后的意义非同小可。
惠誉在声明中进一步指出，从评级的角度看，中国近年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不断攀升的债务已经削弱了财政缓冲。预计在未来几年，财政措施将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这也会推动债务继续上升。
简单来说，惠誉的意思就是，当前宏观经济增长放缓，无论是推动产业补贴、基建投资还是刺激消费，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支出大于收入，债务将持续增加，进而加大风险。
客观来说，惠誉评级调整与否，并不代表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债务上的风险，惠誉作为一个国际评级机构，仅仅只是把这种风险具象化了而已。
地方债务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随着宏观增长放缓和债务增加的双重压力之下，整个经济也面临着挑战。
02
惠誉刚出来冒个泡，高盛、摩根就出来打对台戏了。
昨天（4月11日），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分别上调了中国今年经济展望。因中国制造业增速超过预期，高盛预计中国2024年经济增速为5%，而此前的预测为4.8%。
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将中国2024年实质GDP预测从先前预估的4.2%上调至4.8%。
这不是神仙打架嘛！
显然，美西方内部发生了分歧。
高盛一直是降息派，在年初曾经提出激进的“3月降息，一年降息4次”的论调，昨天晚上3月CPI出来之后，高盛说今年降息2次，7月开始降息。
统计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当前的经济状况。根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3月份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仅为0.1%，相较于前一个月的0.7%有了显著的下滑；同时，3月CPI环比也出现了下降，降幅为0.1%，这是时隔三个月后的再次下跌。
这一系列数据映射出一个结构性的周期问题，即消费领域正面临通缩风险。这一风险不仅显著，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旦国人的消费习惯在这种趋势下固化，要想扭转这一局面将会变得异常艰难。
要知道，中美利差持续扩大的话，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会越来越大。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银行中仍躺着高达140万亿的家庭存款。
可见，许多高净值群体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即便面临货币贬值的风险，也选择保持观望态度，而不愿消费。
实际上，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维持适度的通缩对其是有利的。在全球工业品的总供给层面，中国保持出口价格的稳定对美国抑制通胀具有积极作用。
这不仅涉及终端工业品，还包括中间工业品，因为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大量工厂所使用的中间工业品，如零部件和二次原料，主要依赖于中国供应。更不用说那些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国的组装厂间接依赖中国供应链的情况了。
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宏观经济如今所面临的风险梳理清楚。
在2019年之前，我国宏观经济整体保持着较高速的增长态势，当年的宏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1%。
随后，我们遭遇了长达三年的疫情期，这三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过去，我们常常提到高速增长能够掩盖问题，而增长放缓则会暴露问题。
事实上，有些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但由于过去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大家较少关注风险，更多地看到了高速增长带来的机遇。
当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开始放缓时，那些隐藏的问题就会逐渐浮出水面。
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谁将替代房地产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引擎？
过去，房地产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巅峰时期其贡献占据了我国GDP总量的近五分之一。
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获得大量资金，普通家庭则通过购房享受资产增值的喜悦。
这种局面带来了双赢的效果，人们因此增加了消费、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地方政府则用土地出让收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速增长和房价的飙升逐渐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房价持续攀升，让越来越多的家庭发现买房变得越来越困难。教育也变得越来越竞争激烈，大家都不愿意输在起跑线上，高房价加剧了社会的内卷化竞争。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普通家庭用半生积蓄买了房子，房子也开始蚕食消费、创业等社会行为上。随着房价压力越来越大，慢慢一部分人开始更激烈的内卷，另一部分人选择消极的心态去面对。
直到新冠病毒的爆发，加剧了这些问题的暴露。
房地产的下行并非单纯由新冠病毒引起，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房企“三道红线”的严格限制。
一旦房地产出现下行趋势，地方的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减少，只不过债务负担依然沉重。
面对收入锐减的困境，需要还的债务和每年的投资，地方怎么办？
这大概就是惠誉下调我国信用评级的最根本原因。
03
接下来就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各种雷出现了。
平安信托刚道歉一波，4月11日傍晚时分出来的这波五矿信托昆明项目直接把大家给雷懵逼了。
其实早在去年，昆明城投就曾因为债务问题上过热搜，没想到，到了今年，还是捂不住。
估计大家也是料想不到的，一个昆明城投有息债务就特么4500亿，搁哪整出来这么多的债，这是出来搞笑的么？！
或许，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前几天我曾写过一篇《你们猜，地方政府为什么突然没钱了？》，里面就提到，城投虽然是各地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但如今，各地的城投公司同样面临巨大压力。
据统计，整个城投债规模已高达15.38万亿，其中2024年城投债到期规模较大，约为6万亿，占存量城投债约39%。
按照现如今的经济体量和表现，相信一场城投违约大潮或已在路上。
其实，中国的债务问题主要有几个层面。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相对较低，仅为20%多。
仅就这一指标而言，中国仍拥有相当宽裕的政策操作空间。即便中央政府将债务规模扩大至原来的两倍，达到GDP的60%水平，也仍然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
但是，一旦转向地方政府债务层面，情况则显得严峻多了。当前，许多省份的地方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都太高了。
中央政府也已经表态了，各家孩子各家抱，但是地方政府真的出了问题，到了收拾不了烂摊子的时候，中央政府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的。
所以很多地方都持着观望态度，希望大大能来拉他们一把。
但，积重难返啊。
比如贵州省，在2019年之前的经济增长迅猛无比，这是属于借钱超速发展。但是，贵州自身的造血能力并没有同步地增长，税收没跟上。
当疫情过后，潮水退去，贵州的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贵州在财政上的不够审慎，才会出现城投债违约的情况。
其实，中央政府财政一直都很审慎的，但是地方还缺少一个制约债务增长的机制。
虽然地方政府发行债券需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但大部分债务实际上是通过城投公司融资或地方银行借贷等方式积累的。这些融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国家层面的监管，才会形成严重的风险隐患。
我国早些年便意识到债务问题的潜在风险，也一直在解决，并且在2017年提出“三去一补”，“三去”之一就是去杠杆。
直到现在，其实这个“去杠杆”的过程还没有结束。
过去几年，不少的企业在去杠杆过程中出现了爆雷事件。
如今，地方政府也要面临着去杠杆的挑战。
当然，没有人愿意看到地方“爆雷”。
看来，阵痛可能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