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罗森堡夫妇被带到了电击椅前。“我无罪！”艾瑟尔高喊着，但她和朱利叶斯依旧被执行人员强按在电击椅上，强大的电流经过，朱利叶斯七窍流血而亡，艾瑟尔却奇迹般地一息尚存，“我无罪……” 信息来源：英国《卫报周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 1949年8月，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对共产党和苏联的警惕与恐惧迅速升级，进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红色恐慌”。 在这样的背景下，艾瑟尔与丈夫朱利叶斯逐渐成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关注的对象。 朱利叶斯·罗森堡曾是美国共产党的一员，参与了一些与政治相关的活动，成为了联邦政府的重点怀疑对象到也在情理之中。 而艾瑟尔呢？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每天的生活围绕着两个孩子展开。她喜欢研究儿童心理学，尽可能地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但在那年夏天，艾瑟尔正在家中为孩子准备晚餐时，门外传来敲门声。她本以为是丈夫回家，却不料门外站着几名FBI探员。他们毫无预警地逮捕了她，宣称她参与了向苏联泄露核武器秘密的阴谋。 艾瑟尔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一个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能实验室工作的机械师，也被捕了，并且指证她和丈夫是将原子弹情报传给苏联的关键人物。 这对艾瑟尔来说是晴天霹雳。她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也无法相信自己的弟弟会背叛她。而随着案件的进展，她逐渐发现，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政府的指控那么简单。 戴维的证词成为了整个案件的核心依据。在法庭上，戴维供认自己曾将核武器的设计图纸交给朱利叶斯，并称艾瑟尔亲自打字整理了这些文件，协助完成了泄密行为。 尽管关于艾瑟尔的具体罪行，缺乏实质证据。但是美国当局仍然选择对她提出严厉的指控，理由是她与丈夫共同参与了间谍活动。 特别是在那个极度恐共的年代，只要与苏联共产党有任何瓜葛，就足以被怀疑为苏联的“同谋”。尽管艾瑟尔始终坚持自己的清白，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这些反驳显得苍白无力。 罗森堡夫妇的案件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许多人站出来为他们辩护，甚至包括爱因斯坦和梵蒂冈教皇等知名人士。 这些人认为，艾瑟尔与朱利叶斯的案件证据不足，特别是艾瑟尔作为一个普通主妇，不可能接触到如此机密的情报。 然而，这一案件已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恐慌的产物。美国政府需要一个“替罪羊”来为苏联核武器的成功负责，而罗森堡夫妇正是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替罪羊”。 即便如此，艾瑟尔仍然在面对种种逼迫和拷打时，拒绝承认任何罪名。她的丈夫朱利叶斯同样坚持不认罪。 美国政府曾向他们暗示，如果他们供出更多“同伙”，或承认自己的罪行，便可以免于死刑。而夫妻二人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拒绝妥协。 尽管缺乏决定性的证据，1951年，法庭依然对艾瑟尔和朱利叶斯做出了有罪判决，罪名是“共谋向敌方传递核机密”。 随之而来的，是他们被判处死刑。这个判决引发了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广泛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为了向苏联和全世界展示其打击间谍活动的决心，而将一对无辜夫妻推向了电椅。 1953年6月19日，艾瑟尔与丈夫被执行死刑。当她被绑上电椅时，她的头发在电击后冒起了烟，身体因强电流而剧烈抽搐。 她的死并未让质疑的声音消失。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起案件的合理性。 多年后，苏联解体，大量机密文件被解密，揭露了更多的事实。那些曾被视为机密的电报和档案显示，艾瑟尔并未参与任何间谍活动。 她甚至都没有获得苏联方面的代号，显示她在间谍网络中并无实质性作用。与此相反，丈夫朱利叶斯的确参与了一些间谍活动，但并未向苏联提供任何关于核武器的情报。 最令人震惊的是，艾瑟尔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几十年后公开承认，他当年在法庭上作了伪证。他承认自己为了减轻妻子的刑罚，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姐姐。 他的证词是整个案件的核心，而当这个证词被证明是虚假的，罗森堡夫妇的冤屈也终于被揭开。戴维在晚年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深感后悔，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他姐姐的生命。 罗森堡夫妇留下的两个孩子，迈克尔和罗伯特，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在他们父母被处决后，这对兄弟成了社会的孤儿。 尽管他们最终被好心人亚伯·米若珀尔收养，得以继续生活，但父母的离世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长大后的迈克尔和罗伯特一直为父母洗刷冤屈，最终在1990年代通过解密文件，证实了父母的无辜。 艾瑟尔·罗森堡的故事是一个警醒——当国家的恐惧凌驾于正义之上，受害者不仅仅是艾瑟尔夫妇，而是每一个被权力侵害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