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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非洲的卢旺达，超过100万人被卷入一场惨烈的民族冲突中，化为冤魂。屠杀的惨状令人震惊，街头满是尸体，哭喊声遍布各地，然而，这一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行动却没能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

联合国、欧美国家甚至各类国际组织纷纷袖手旁观，仿佛选择性地忽略了这场人类的灾难。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导火索、背后的殖民历史及国际社会的反应都值得深究。为何在数百万人的悲剧面前，世界却一致选择沉默？

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是一场酝酿已久的暴力事件，其根源可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殖民历史。早在19世纪，欧洲列强就已经开始对非洲进行殖民活动。

德国和比利时是主导卢旺达历史进程的主要殖民国家，它们实施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当地主要的两个族群——图西族和胡图族人为区分，并刻意制造分裂与对立。

在德国的统治下，殖民政府将图西族人描述为“更接近欧洲人”的“优越民族”，强调他们的身高、鼻形等外在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在社会和政治上抬高图西族的地位，将他们扶植成统治精英，给予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官职。

而胡图族则被视为相对“低劣”的群体，被排挤出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领域。这种人为的分化策略意在借助图西族的力量控制当地社会，同时削弱胡图族的反抗能力。德国的统治在一战后结束，比利时接管了卢旺达。

比利时统治者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种族划分，并建立起更为严格的身份认证系统，将族裔信息记录在身份证上。身份认定标准甚至以鼻子长度作为区分依据：如果鼻子比规定的平均长度长，就被归为图西族；反之则被视为胡图族。

这种“科学”方式使族群差异进一步固化，社会阶层的鸿沟愈加明显。比利时政府继续给予图西族在政府、教育和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加剧了两族间的仇恨和矛盾。胡图族在长期的压迫中逐渐积累起对图西族的敌意，而图西族则对胡图族的怨恨保持警惕。

随着二战结束，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卢旺达也受到影响，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比利时政府在压力下改变策略，开始转而支持胡图族，以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这一调整激化了两族间的对立，胡图族借机掌握政权，并对图西族进行打击和排挤。

1962年卢旺达正式独立，胡图族政权得以建立。新的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试图弥补之前胡图族受压迫的历史，结果却造成了对图西族的系统性歧视。图西族被排除在政府和军事职位之外，甚至在学校和就业机会中也处于劣势。种族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1990年，图西族流亡者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从邻国乌干达发动进攻，意图推翻胡图族政府，引发长达三年的内战。这场冲突使国内的种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西方国家的斡旋下，双方于1993年签订停火协议，但胡图族中的极端分子并不满意这项协议。

他们视图西族为威胁，积极煽动族群仇恨。政府和民兵组织通过媒体不断宣传图西族的“威胁”，为即将爆发的暴力行动奠定舆论基础。

1994年4月6日，一架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的机场上空被击落，机上包括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在内的乘客全部遇难。这一事件成为卢旺达暴力浪潮的导火索。

两位总统都是胡图族人，胡图族极端分子迅速将此事归咎于图西族，并借此展开了对图西族的大规模清洗。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内，卢旺达总统卫队和激进民兵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检查站，开始审查路人的身份证。

身份证上明确标明了公民的族裔归属，持有标明为图西族的人被立即扣押，随后在街头被乱刀砍死，或是遭到枪击。任何与图西族相关的人或组织都被怀疑参与了总统遇袭事件，直接成为胡图族极端分子的目标。

总统卫队与政府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剿行动，对被认为是“图西族叛军”的平民无情屠杀。激进民兵组织如“青年联盟”不断利用电台广播，煽动胡图族平民加入清洗行动，号召他们使用砍刀、棍棒等工具攻击图西族邻居。

胡图族极端分子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或身份，见到图西族人便痛下杀手，妇女、儿童、老人也难以幸免。检查站、路障和封锁线随处可见，许多图西族人在无法逃离的情况下只能躲藏在家中，或试图避难于教堂、学校和联合国设施。

然而，这些原本应是庇护所的地方，却成了他们的坟墓。胡图族极端分子不顾人道原则，冲入教堂和学校，将躲藏其中的图西族人集体处决。教堂的圣坛变成了屠宰场，学校的操场被血染红，联合国维和部队人手严重不足，无法有效干预这些暴行。

随着屠杀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图西族人在绝望中选择逃往邻国寻求庇护。然而，胡图族民兵沿着边界线设置了岗哨，将试图越境的图西族人抓住后集体枪决或砍杀。在此期间，图西族的女性遭受了极端的暴力。

大量妇女被强奸、折磨甚至作为性奴隶。被强暴的受害者中，有许多人在此后感染了艾滋病，一生受到疾病的折磨。大量被称为“战争之孕”的儿童在战后出生，他们的母亲在战争中被迫沦为性奴隶，而他们的父亲则往往是胡图族刽子手。

在屠杀的100天内，至少有80万至100万人失去了生命，平均每天约1万人被杀。幸存的图西族人除了流亡国外外，还不得不忍受流离失所、失去亲人的痛苦。屠杀的规模和效率超过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暴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期间，数百万图西族和温和的胡图族人试图逃离这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他们背井离乡，携带尽可能多的食物和财物，奔向邻国避难。然而，逃亡路途充满艰辛，沿途设立的检查站和暴力的胡图族民兵组织成为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大量难民被困在卢旺达的边境，无法越境，成为下一轮屠杀的目标。即使那些侥幸成功越过边界线的人，也并未获得真正的安全。在卢旺达周边国家，数百万难民被安置在临时搭建的避难营中。

这些难民营人满为患，环境恶劣，基本的食物、饮水和卫生设施极度缺乏。随着人群持续涌入，难民营的条件每况愈下，传染病迅速传播。霍乱、疟疾和营养不良成了难民们的共同敌人，许多人在抵达营地的数天内便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难民营的管理混乱，许多流亡的图西族难民试图在营地中找到失散的亲人。与此同时，一些胡图族极端分子混入难民营中，伪装成平民，继续煽动仇恨或试图策划对图西族的进一步暴力。他们利用混乱的局势散播谣言，制造恐慌，甚至谋杀试图逃离的图西族难民。

在这些混乱中，妇女和儿童成了暴力和剥削的主要受害者。胡图族极端分子在营地中肆无忌惮地对图西族女性进行骚扰和虐待，不少女性遭受强奸或被迫沦为性奴隶。她们中有的感染艾滋病，或在营地中怀上极端分子的孩子。

由于社会结构的破坏，营地里充斥着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人口贩卖和剥削。在最为恶劣的条件下，营地中的图西族难民依然尝试保持社会组织性。许多幸存者聚集在一起，设立临时的社区，并共同分配为数不多的资源。

部分人甚至开始在营地中教授孩子们基本的读写能力，希望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一线希望。然而，这种努力在饥饿、疾病和暴力的阴霾下显得无比艰难。随着屠杀的结束和局势逐渐稳定，难民营中的许多人开始返回卢旺达。

然而，许多逃亡的图西族人在回国途中依然面临被袭击的风险。极端分子对这些回国者怀有深深的敌意，尤其是那些在逃亡期间尝试揭露暴行的幸存者。许多难民返回家园时发现，自己的村庄已被毁坏，亲人已不在人世。

返乡者不仅要面对失去亲人的悲痛，还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

卢旺达大屠杀的规模与残酷性震惊世界，然而在暴行发生之际，国际社会的反应却显得冷漠且迟缓。美国、法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均在事件初期以“维护安全”为由，撤回了他们的外交官、士兵和人道救援人员。

这一举动使得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人手严重不足，只能对大量暴行无能为力，进一步加剧了卢旺达局势的恶化。在美国，政府高层对于卢旺达的局势始终保持谨慎。在1993年的索马里黑鹰坠落事件中，美国军队在摩加迪沙遭到惨重损失，国内反战情绪高涨。

白宫因此对海外干预保持克制，避免在卢旺达卷入类似的冲突。即使大屠杀规模逐渐显现，克林顿政府依然不愿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以避免履行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要求的干预义务。

直到数年后，克林顿总统才亲自访问卢旺达，为美国政府在危机期间的无作为表达歉意。法国政府在卢旺达拥有悠久的殖民利益，与卢旺达胡图族政权关系密切。在大屠杀开始前，法国曾向卢旺达提供军事援助。

然而在事态升级时，法国选择撤离其在当地的人员，并迅速切断对卢旺达政府的支持。在屠杀进行的几个月后，法国才发起“绿松石行动”，试图在卢旺达南部建立安全区。然而，这次行动并未阻止大规模暴行，也未能有效控制胡图族极端分子的活动。

比利时在历史上是卢旺达的前宗主国，殖民期间制造了图西族和胡图族的民族分裂。然而，大屠杀爆发后，比利时也未能及时采取有效行动。

比利时维和部队的士兵成为极端分子的目标，数名比利时士兵被杀害后，比利时政府迅速撤出剩余的维和人员，留下当地居民自生自灭。比利时的撤离进一步削弱了联合国在当地的维和力量，使得卢旺达的暴力持续升级。

联合国作为全球维和机构，也未能在卢旺达危机中迅速作出反应。加拿大人罗密欧·达莱尔将军率领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仅有数百人，在面对数以万计的胡图族极端分子时力量严重不足。

联合国总部对危机反应迟缓，尽管达莱尔多次向纽约总部请求增援与授权，联合国却迟迟未能通过有效决议。最终，达莱尔的维和部队只能尽力保护个别安全区，却无法阻止全国范围的屠杀。

卢旺达大屠杀之后，整个国家不得不面对战争留下的巨大创伤，试图从这场人类悲剧中恢复过来。战后，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RPF）政府着手重建国家，将幸存的图西族难民和温和的胡图族难民重新纳入社会秩序。

然而，社会的裂痕深重，重建的任务繁重而艰难。大屠杀导致卢旺达人口骤减，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社会和经济体系陷入瘫痪。许多村庄被完全摧毁，农田荒废，粮食供应链遭到破坏。

成千上万的孤儿涌入难民营、孤儿院或教堂，成为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大量妇女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和财产，被迫承担起家庭生计。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卢旺达政府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建立了国际刑事法庭，负责审判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和极端分子。

然而，国际刑事法庭的审理速度缓慢，许多案件花费数年甚至十余年才能结案。在国内，政府还设立了“加查查”法院，以传统的社区审判方式对参与暴行的普通民兵进行审判。尽管这一司法方式帮助社区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和解，但社会内部的仇恨依然深刻。

与此同时，许多卢旺达人在大屠杀后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大量幸存者亲眼目睹了亲友的惨死，对胡图族极端分子怀有深深的恐惧与仇恨。在大屠杀中沦为性奴隶的妇女被社会歧视，承受着无尽的精神痛苦。许多人感染艾滋病，成为这场暴行的永久受害者。

为了恢复国家经济，卢旺达政府引入外资，努力重建基础设施并发展农业。然而，卢旺达长年的动乱和殖民统治留下的创伤使得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难以在短时间内复原。国际社会虽提供了大量人道援助，但卢旺达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贫困和失业问题。

许多家庭在战后失去了经济来源，被迫从事低收入的农业和手工业，挣扎求生。为了重建社会信任和团结，卢旺达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和解政策。公共场所禁止播放带有煽动性或仇恨性的广播，政府通过学校教育和社区活动加强民族团结。

然而，这些努力无法彻底消除大屠杀留下的伤痕。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卢旺达社会仍然对种族问题保持敏感，许多幸存者和受害家庭依然难以摆脱仇恨与悲痛。国际社会在大屠杀期间的迟缓反应也为各国带来了反思。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1年承认法国在大屠杀期间负有“政治责任”，并为当时的错误决策致歉。然而，其他曾在殖民时期对卢旺达实施分裂政策的国家，如比利时和德国，至今未对自己的历史角色作出彻底的检讨。

国际社会对卢旺达的经验进行了反思，并制定了更严格的种族灭绝预警机制，以期在未来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来自 （法）让·哈茨菲尔德作；龙云，孙旋译. 理想国译丛 与屠刀为邻 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M]. 2022

来自 黄海涛著. 干涉的悖论 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研究[M].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