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拉布·兰塔维在Al-Mayadeen电视台发表文章“《北京协议》：背景、挑战和机遇”，全文翻译如下：
巴勒斯坦各派缔结的《北京协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名称，以及这个名称所传达和包含的意义和维度，表明中国越来越多地介入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的事务。从支持利雅得（沙特）和德黑兰（伊朗）之间最重要的协议开始，一直到容纳大大小小的派别，以实现二十年来似乎几乎不可能的预期和解。
如果不是拉马拉当权者（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华盛顿的诡计和花招感到“绝望”，如果不是以色列法西斯主义脱离了它的控制并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破坏，他们就会不敢派法塔赫第二人到中国首都，也不会肩负起援助的重担……中国龙正试图在该地区寻找另一个立足点。
《北京协议》是有其背景的，最重要的背景是全球潮流的影响、国际格局的转变、以色列右翼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变以及海牙的一系列审判。
无论如何，中国外交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毅力和隐忍，能够错失拉马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企图逃避和拖延的机会，或许也很清楚这一“错误选择”的后果。拉马拉表示，它正在派遣一些领导人参加连续几轮对话，失败是他们的朋友，也是他们沉闷和阻碍性存在的伴侣。
可以说，各派在中国斡旋下会面达成的协议文本，几乎是最好的、最接近抵抗派别和广大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场和要求的。这无疑是各派迄今达成的最佳协议，尽管对话轮次持续了十五年多，并且在至少六个阿拉伯、区域和国际首都之间进行。
也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该协议包含了10月7日后大规模发起的倡议和运动所提出的最重要要求，其目的是整顿巴勒斯坦内部秩序，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安全网。今天，这些倡议和运动正在加紧努力，以便在包容性的“巴勒斯坦全国会议”的框架下聚集在一起，希望该会议能够与历史的新阶段相一致。 10 月 7 日开始的巴勒斯坦民族斗争的历史，其特征因“阿克萨洪水”而打上了烙印。
除了今天巴勒斯坦议程上最重要的政治头条新闻外：停止加沙的屠杀、救济和庇护、解除围困、开放过境点、提供各种援助以及在所有国际论坛上制裁以色列，将其视为实行种族灭绝、清洗和种族隔离的罪犯实体。声明首先从必须开始的事情开始，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不是法塔赫），呼吁其复活和激活，并重新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抵抗派系（哈马斯和杰哈德于最前沿）等所有人在内的统一领导框架的想法，，从而成为巴勒斯坦人民以及任何通过“全国共识”组建的政府的最高和统一的参考，并将在达成共识后，根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基本制度，由该国总统根据协议的要求发布法令。
如果复活该组织（巴解）的目的是提高其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职能水平，那么根据协议，过渡性的和解与共识政府就被委托履行四项职能：救济和庇护、统一西岸和加沙地带之间的机构、准备重建以及准备总统委员会和国民议会和立法委员会。这正是过去九个月里所有巴勒斯坦公民和精英倡议所呼吁的，尽管有人试图妖魔化它们的管理者、活动家和发起者。
事实上，本文无意总结或重新发表该协议，而是指出其所包含的进步要素，包括恢复对巴勒斯坦人比马德里—奥斯陆进程更公平的国际参考（第181号决议） 以及关于定居点的决议，以及各种形式的抵抗的合法化，作为在被占领的枷锁下受苦的人民的一项神圣和现实的权利，更不用说在连根拔起的枷锁下受苦的人民了：定居者、种族主义占领，通过实施种族灭绝、清洗和转向法西斯主义，几乎完成了其犯罪循环。
我相信，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外交部的大力努力，如果没有抵抗派别表现出的灵活性，《北京协议》就不可能问世。出于急于完成使命和彻底和解的立场。如果不是因为法塔赫运动领导人马哈茂德·阿鲁尔是一位杰出而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在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谦虚角色而受到批评在面对权力机构和法塔赫地位的一系列连续崩溃时，他仍然是少数几个享受纯洁和清洁的领导人之一。
我认为，《北京协议》现在为所有巴勒斯坦运动、倡议和发起者提供了一把保护伞，让他们可以用它来遮盖自己，并继续恢复巴解组织、恢复其地位、将其从权力的手中解放出来。这些人密谋或串通将其边缘化，并破坏了它与那些应该代表他们的人之间的沟通联系。该协议还为法塔赫队伍中的广大“犹豫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以提高他们要求复兴和解放其运动的声音，为完成人民走向自由、独立和回归的进程中发挥预期作用并做出贡献。
但尽管存在重重障碍，达成《北京协议》仍然比该协议的具体转译与落实要容易得多。我们看到法塔赫当局发起了一场有影响力的运动，开始进行影射，并对协议及其结论提出质疑，其中一些人暗示法塔赫主席代表在批准协议时超出了允许和授权的范围，他没有承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统阿巴斯关于和解的八项条件，也没有承诺他随身文件中的法塔赫运动的和解观点。
执行过程中的教训是每一个冷淡或热情地接受协议的巴勒斯坦人的代言人。我们有一堆没有看到曙光的协议，我们有大量的信息和泄密，这些都暴露了巴勒斯坦人的明显立场。 “拉马拉三驾马车”，我们已经意识到谁是去对话桌以达成一致和谅解的，谁只是去争吵、阻挠和拍照的。
在各代表团返回“安全基地”之前，该协议开始遭到激烈的推翻运动。 易卜拉希米媒体屏幕为这些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叙述，并释放他们对协议和商定的黑色仇恨的火焰，有时通过质疑抵抗派别的意图，有时通过指责伊朗提前阻挠，并第三次表示该协议将把约旦河西岸置于加沙地带、法塔赫运动和哈马斯及其政府的权威地位；也就是说，这对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和生计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我们知道，该协议令“亚伯拉罕”首都的建筑师和围绕它们运行的人们感到惊讶，他们在美国之前与以色列人进行公开和秘密会议，以安排加沙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们和你们都知道黑室中正在酝酿的可疑计划，其目标是在战场上无法或未能消灭抵抗运动和政治上的国家计划。
《北京协议》并没有给亚伯拉罕主义者带来和平和安慰，他们将强烈抵制协议成功和通过的机会，无论是他们自己主动的，还是在对加沙胜利和抵抗的恐惧而颤抖的时候，或者是作为回应特拉维夫法西斯政府的立场，他们很快就表示，哈马斯不会留在加沙，阿巴斯只会远远地看到它。
在这里，有必要打开括号来确认以色列的立场将仍然是落实该协议的最大障碍，除非法塔赫控制的巴勒斯坦当局敢于做出违背以色列意愿的决定继续执行该协议，并且不计代价。
真正不幸的是，协议公布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沉默。其中一些是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政府，一些是因为北京一次又一次地在他们自己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这句话太辛辣了），还有一些不希望“改革当局”，通过“安全化”来履行其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协调战略中的指定职责。
然而，尽管这份协议带有中国印章，但它立即受到了协议负责人和参与者的强烈欢迎。
第一个表示欢迎的反应来自欧盟外交事务官员何塞普·博雷尔，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支持的良好姿态。随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发表了同样的评论。该协议得到了四个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更不用说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这将被视为一个结果。
在这里，我们也开始质疑美国的立场，以及博雷尔和古特雷斯是否正在远离华盛顿领导的西方群体。这里还值得一问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是否扩大到将协议纳入其计算范围。尤其是在拜登政府任期的最后几个月。
我相信，在国际社会（东方和西方）对该协议的支持背后，存在着关于加沙战争“后一天”的持续争议的原因。这些各方意识到，他们今天的所有“工程”都与这样一个事实相冲突：加沙的抵抗运动仍然存在并在战斗，敌人的队伍中预计会遭受损失，并且没有任何单一的情况表明其被清算和根除。第二个事实是，这些政党试图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双重”困境，但无济于事：一个是没有权威、不受欢迎、诚信和能力值得怀疑的“合法”权威，另一个是顽固抵抗，其强大的力量。尚未融入巴勒斯坦政治体系的民众基础。
这些文字的作者与欧洲和西方特使、大使和代表进行了长达数十个小时的对话，他们不知所措，无法解开这种“二元性”的谜团，直到《北京协议》来到他们身边，告诉他们显然，根据模拟巴勒斯坦共识或多数人的最低要求的计划，这是可能的。
《北京协议》是巴勒斯坦的一项重要进展，需要保护和支持，需要认真、负责任地动员起来，以应对中止协议的企图，无论是由“以色列”、一些权力支柱和亚伯拉罕首都签署的，还是由更多国家签署的。西方决策圈中的极右派。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如果我们使用我们拥有的各种工具进行斗争，获胜的机会似乎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