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现代自由主义的三股思潮
（以下引自 帕特里克·德尼恩《自由主义为何失败》，pp.25-28）
首先，是政治应该建立在对人性的较低而非较高期望之上这一观念。古典思想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对培育美德的重视被视为家长制的和无效的，容易导致暴政和社会不稳定。马基雅维利否定了古典与基督教思想通过美德教育抵御暴政的想法，他将前现代的政治传统视为一系列既不现实也不可靠的幻想，“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马基雅维利认为，与其提倡即使在最好情况下也不可靠且完全不现实的行为标准——尤其是自律，不如基于人类可观察到的骄傲、自私、贪婪和虚荣，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他进而宣称，“公共利益”和政治和谐的崇高呼吁起不了作用，要更好地保障自由和政治安全，应该鼓励国内不同阶层的互相对抗，让他们通过保护自己利益的“狂暴冲突”来彼此限制。承认人类不可避免的自私以及对物质利益的渴望，人们才能够从各种贪婪的动机中获利，而非试图约束和抑制自己的欲望。
其次，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对美德的强调，以及对自律和自治精神的培养，均赖于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家庭生活等各方面规范的强化和社会结构。这些曾经被视为对培育美德和抵御暴政必不可少的规范，后来却被视为压迫、专制与束缚的来源。笛卡尔和霍布斯反过来宣称，非理性的习俗与未经检验的传统——尤其是宗教，是专制统治与内部冲突的来源，会阻碍政治体制的繁荣稳定。他们都提议用“思想实验”替代习俗和传统，引导人们回归自然本性。“思想实验”从概念上剥离了那些阻碍人们真实本性的、来自社会偶然因素的干扰，哲学和政治由此可以被建立在一个理性化、反思性的基础上。笛卡尔和霍布斯都表达了对个人理性能够取代社会规范和习俗，成为人类行为向导的信心；他们也都相信，对理性的任何潜在偏差，都能由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法律和制裁加以纠正。
最后，既然为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政体，以及扩大人类自由，可以对政治基础和社会规范加以修改，那么人类对自然限制的臣服也终将被克服。“新的政治科学”催生出新的自然科学，这种科学寻求在同自然对抗的战争中，用实际行动帮助人类。霍布斯的雇主弗朗西斯•培根，就鼓吹一种新的、能够强化人们对自然界主宰力量的自然哲学，它能够通过扩展人类知识的实际用途来“改善人类境遇”。由此，一场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通过支持人类改造世界欲望与能力的无限扩张，推翻了斯多葛主义和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强调“顺从”的传统。
尽管以上提到的所有思想家都不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对大众统治持有保留态度。但他们对政治、社会、科学与自然观念的革命性重塑，共同奠定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根基。数个世纪以来，一大批思想家在这三场思想革命的基础上，将自由重新定义为从社会既有的权威和专制的文化传统中解放出来，以及人类通过发展科技和经济增强自己对自然的控制力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胜利，需要不断侵蚀古典时代与中世纪基督教对自由的定义，广泛地破坏社会传统、规范与生活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为孤立于其出身环境的抽象个人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让国家成为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首要保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