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1年，一天早朝时，宋神宗将一份奏折递给了王安石，王安石打开后还没看完，就被气得双手发抖。这份奏折是苏轼的辞呈，他在信中大骂王安石。然而8年后，王安石却救了苏轼一命。 1079年，宋神宗时期的一个清晨，宰相王安石匆匆赶到朝堂。他刚刚得到消息，他的政敌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如今正面临死刑的威胁。 回想起八年前的那个早朝，王安石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天，宋神宗将一份奏折郑重地递到他手上，那是苏轼的辞呈。王安石展开奏折，还没看几行，双手就已经气得发抖。在这封辞呈中，苏轼忤逆朝廷，对王安石的新政横加指责，言辞激烈地斥责王安石＂拒谏、残民＂。 当时，改革新政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而苏轼正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辞呈如同一支射向王安石的利箭，不仅直指王安石改革的失误，更将其个人形象丑化得一无是处。宋神宗虽然心意已决要支持王安石变法，但在舆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妥协。苏轼随后就离开京城，开始了他在外地的漂泊生涯。 此后几年，王安石在京城的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一系列新政颁布实施，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流放在外的苏轼则是为新政唱衰最力的一个。他写下许多文章，揭露新政的弊端，抨击王安石的专横。这些文章在民间广为流传，让许多饱受新政之苦的民众对朝廷的不满与日俱增。 王安石对苏轼恨之入骨，发誓要置他于死地。苏轼也明白，以王安石的权势和心胸，自己在朝廷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他在友人的劝说下也曾考虑退隐山林，但每当夜深人静时，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他无法做到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如今，苏轼因为一首诗触怒了宋神宗，罪名是＂诽谤朝廷，惑乱人心＂，按律当斩。狱中的苏轼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只是遗憾自己未能尽忠报国，也不能再为百姓说话。 王安石匆匆来到朝堂，宋神宗已经在殿上等候多时。王安石单刀直入，请求宋神宗赦免苏轼死罪。宋神宗大为惊讶，苏轼一直是王安石的死对头，朝中上下谁都知道他们水火不容。没想到王安石竟然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为苏轼求情。 王安石说，苏轼虽然是自己的政敌，但他的文采和才华却是宋朝的栋梁之才。适当的反对声音对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味的强硬只会让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倘若一意孤行，最后受害的只会是国家和百姓。况且以德报怨乃是君子之举，若是赦免苏轼，必将赢得士人和民众的称颂，对陛下声望大有好处。 宋神宗听罢频频点头，当即下令赦免苏轼，并将其贬谪到黄州。苏轼闻讯，喜出望外，他万万没想到会是王安石救了自己一命。回想起八年前那封辞呈，心中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自此之后，苏轼虽仍被贬谪，但性命无忧。而王安石的改革在苏轼和其他士人的反对下渐渐偃旗息鼓。此后的宋朝，＂新法＂与＂旧法＂此消彼长，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而王安石和苏轼这对冤家，虽然政见不和，但君子之间却有了更多惺惺相惜的理解与敬重。 苏轼和王安石，这两个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尽管后来因政见不合而针锋相对，但他们年少时却有着相似的志向和抱负。 苏轼自幼聪颖好学，勤奋好问。他的母亲是一位贤惠而有见识的女性，经常给儿子们讲历史故事，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苏轼5岁时，喜欢在家中花园里玩耍，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母亲告诫他和弟弟不可捉小鸟，他便听话照办。10岁时，苏轼听母亲讲述东汉名臣范滂舍身取义的故事，决心长大后也要像范滂那样为国为民。他对母亲说:＂我以后要做个像范滂一样的人。＂母亲欣慰地笑道:＂有其子必有其母，你若做了范滂，我就是范母了。＂ 王安石少时也是一个非常刻苦好学的人。16岁那年，他随父进京，得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欧阳修的赏识。然而，这个少年郎身上透出一股与众不同的清高孤傲之气。他终日埋头苦读，废寝忘食。有一次通宵达旦看书，第二天早上竟然睡过了头，错过了朝会时间，结果被当时的宰相韩琦严厉斥责，以为他荒于玩乐、纵情声色。王安石并不在意外表，常常是一件长衫穿到脏了也舍不得换。朋友跟他开玩笑，趁他洗澡时偷偷将长衫换掉，他竟浑然不觉。就连在朝堂之上，身上的虱子爬到胡须上，他也毫不在意。这个古怪的年轻人，日后注定要在宋朝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的变革。 1068年，47岁的王安石在新皇帝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推行变法，开启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然而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们纷纷上书请愿，要求废除新法。宋神宗大怒，将司马光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被贬出京城。正当王安石如日中天之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那就是久违了的苏轼。 机会终于来了。1071年，御史谢景上奏弹劾苏轼，称他当年在运送父亲灵柩回乡时，违规带私货谋利，而且私运官盐。尽管最后查明此事纯属诬告，但王安石抓住苏轼乘官船这一点，大做文章，迫使苏轼辞官离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