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女孩遭60余人性侵案58人被捕##印度女孩13岁起被60余人性侵5年##印度强奸案只有27%被定罪##律师说法#
当种姓制度与父权秩序合谋时，达利特（Dalit）女孩的出生就是一场生存起义，她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在挑战这个国家的道德底线。
达利特在印度社会中处于最低阶层，无论是种姓还是阶级。“达利特”一词在梵语中意为“被践踏者”，指的是所有曾被视为不可接触、处于印度四级种姓体系之外的群体。这起长达五年的性侵案中，施暴者以种姓制度为武器，利用达利特女孩的阶层弱势进行系统性剥削。施暴者不仅包括同龄人、邻居、亲戚，更通过威胁、拍摄性侵影像、传播联系方式等方式构建了一个以低种姓女性为猎物的犯罪网络。这种暴力模式并非偶然，而是印度种姓制度与父权制共谋的必然产物。达利特女性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不可接触者”，在传统秩序中被物化为“公共财产”，高种姓男性通过性暴力强化其社会支配权。数据显示，2022年针对达利特女性的强奸案达4241起，平均每天超过10起，而实际案件数因报案障碍可能高出数倍。
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施暴者的多元身份：既有中年男性，也有未成年男孩，甚至包括亲属。这印证了印度学者Sharmila Rege在其著作《Writing Caste/Writing Gender: Narrating Dalit Women’s Testimonios》（2013）所表达的观点：种姓制度通过控制女性身体来维持权力结构。并且其遭受的性暴力往往被家族或社区内部合理化。受害者父母因经济贫困长期离家工作，折射出达利特群体被迫从事低端职业的生存困境，这种结构性贫困使家庭保护机制失效，形成犯罪滋生的真空地带。
尽管印度在2012年德里黑公交轮奸案后修订《刑法典》，引入死刑、加快审判程序等严厉措施，但司法实践仍深陷泥潭。本案暴露的司法困境具有典型性：受害者隐忍五年后才通过律师介入启动调查，58名被捕者中已有两人外逃，定罪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数据显示，2022年全印强奸案定罪率仅27%，远低于英国60%的水平，且案件平均审理周期长达6-7年。
这种低效源于多重制度性溃败：
（一）证据链瓦解：警方普遍存在厌女态度，对性侵案件证据收集敷衍了事，本案中施暴者拍摄的影像证据若未被及时固定，可能因存储设备损坏或数据删除导致关键证据灭失；
（二）司法腐败与种姓偏见：基层法官常受种姓观念影响，对达利特受害者证词可信度存疑，而施暴者通过贿赂或种姓网络干预司法进程；
（三）法律漏洞：印度至今未将婚内强奸入刑，且法庭常以“受害者未强烈反抗”为由减轻处罚，这种法律解释纵容了熟人作案。
与2024年加尔各答女医生遭奸杀引发的全国抗议相比，本案的舆论反响明显沉寂。这种差异揭示了印度社会运动的种姓分层逻辑：中产阶级与高种姓群体更易动员媒体与司法资源，而达利特受害者的苦难往往被视为“底层常态”。加尔各答案件中，受害者作为医学精英阶层的象征，其遭遇触动了城市中产的身份焦虑，30万医生罢工、球迷俱乐部联合游行等行动形成强大压力；反观本案，达利特女孩的悲惨经历未能突破种姓隔离的舆论壁垒，其诉求被压缩为地方性事件。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性别正义运动存在“种姓天花板”，当受害者身份与中产——高种姓画像重叠时，案件才能获得“全国悲剧”的象征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