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宁愿得罪中科院，也要反对中国科技。“中国现在绝对不能建造大型对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宁愿得罪中科院，也要反对中国科技。“中国现在绝对不能建造大型对撞机”，杨振宁斩钉截铁地说道。 2012年，中国科学界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项目。这个项目旨在探索希格斯粒子性质、研究宇宙早期演化、探寻暗物质等前沿科学问题。然而，就在科学界普遍看好这一项目时，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反对声音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个人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 ＂中国现在绝对不能建造大型对撞机＂，杨振宁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他的坚决反对态度。他的观点引发了广泛争议，甚至让他不得不与中科院的诸多同仁产生分歧。然而，作为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他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判断。这一决定，让他在晚年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杨振宁的成长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民国时期，他就读于声名显赫的春晖中学。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恩师——数学教育家刘熏宇。与其他同龄人不同，年少的杨振宁曾经历过学习的挫折。在刘熏宇的悉心指导下，他逐渐掌握了数学思维的精髓，为日后的物理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7年，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华人诺奖得主。此外，他还在规范场论、相变理论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与众多国际顶尖物理学家建立了深厚的学术联系，这些经历让他得以从更宽广的视角审视物理学的发展方向。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经验，杨振宁对CEPC项目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当前的科技发展应当有所侧重，不宜将巨额资金投入单一的大型项目。这一观点虽然招致争议，但也引发了科学界对中国科技发展路径的深入思考。 在物理学界，杨振宁不仅以其学术成就闻名，更因其敢于直言的性格备受关注。他的人脉网络遍布全球各大物理研究机构，这让他能够准确把握国际物理研究的发展动向。正是这样的背景，让他的反对意见具有了独特的分量。 在CEPC项目的争议中，杨振宁提出的反对论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要考虑是经费问题，大型对撞机项目需要投入巨额资金，不仅包括建设费用，还有后续的维护和运营成本。以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为例，其建设和运营已经耗资数百亿欧元，这样的投入对于仍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需要慎重考虑。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技术储备。建造和运营大型对撞机需要大量尖端技术支持，从超导磁体到精密控制系统，都需要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技术积累。回顾国际上的相似项目，美国德克萨斯州超导超级对撞机（SSC）项目就因技术和成本等多重因素而被迫终止，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深思。 人才培养体系的不完善是第三个重要考量。大型科学工程需要多领域的专业人才支撑，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实施，都需要完整的人才梯队。目前中国在相关领域的人才储备与项目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 从更宏观的战略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科技发展的优先序排列。在当前阶段，是否应该将有限的科研资源集中投入到单一的大型项目中，这需要深入的战略评估。日本的高能物理研究就采取了渐进式发展策略，从小型加速器开始，逐步积累经验和技术，最终建成了KEK等世界级研究设施。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同样至关重要。虽然大型对撞机对基础物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直接贡献相对有限。相比之下，材料科学、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研究可能会带来更直接的经济效益和技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