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0日，鲁迅去世的第二天，断交13年的二弟周作人仍然去上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第一堂课下课之前，他眼圈有点发红，在黑板上写下：“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1881年，周树人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城内的百草园旁。这个后来以鲁迅为笔名闻名于世的长子，与弟弟周作人、周建人一起，在这座园子里度过了最初的时光。 周家原本在绍兴城中颇有声望，祖上出过举人，家境殷实。周树人七岁时，他的父亲周伯宜因病去世，家里的重担逐渐落在了母亲的肩上。 189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周家三兄弟的命运。周家的祖父因为一场官司入狱，曾经显赫的家族不得不举家搬迁到乡下避难。 从此，周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年仅十三岁的周树人开始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尽管家道中落，但周母仍然坚持让孩子们继续读书。周树人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期间，常常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中。 他给弟弟们买书，鼓励他们读书识字。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周树人成为了弟弟们最早的启蒙老师。 1902年，二十一岁的周树人获得公费留学机会，前往日本求学。 1906年，在周树人的鼓励和帮助下，周作人也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两兄弟在东京重逢，开始了他们共同留学的岁月。 作为一个在日本生活多年的＂老留学生＂，周树人带着刚到的弟弟熟悉环境，帮他办理入学手续。他们一起在东京的街头漫步，讨论文学，畅想未来。 这段时期，兄弟二人都受到了日本新文学的影响。他们共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了不少名著，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积累了重要经验。 1909年春天，周作人在日本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羽太信子。周树人对这段姻缘表示支持，还特意从中国寄钱资助弟弟的婚事。 1912年，周作人带着妻子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中国。同年，周树人也在北京谋得了教育部职位，开始了他们在京城的生活。 随着工作和收入的稳定，周树人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他用积蓄在北京八道湾购置了一处宅院，计划让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生活。 这座八道湾11号的房子，承载着周树人对家的期待。他邀请母亲、弟弟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起搬进新居，重现了儿时在绍兴的大家庭生活。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周树人和周作人都积极参与其中，成为了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在这个时期，兄弟二人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顶峰。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发表了《狂人日记》，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 周作人则专注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为中国读者带来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的合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然而，在思想层面，兄弟二人的分歧也在悄然产生。周作人更倾向于日本文化，而周树人则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 这种分歧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扩大。1919年，他们的稿费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但家庭矛盾却并未因此缓解。 生活方式的差异、价值观的冲突，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摩擦，都在慢慢积累。这些矛盾最终在1923年达到了顶点。 七月的一天，周作人写下了那封著名的绝交信。信中提到＂蔷薇的梦＂已经破灭，请求不要再到后院来往。 这封信标志着兄弟关系的彻底破裂。不久之后，周树人搬离了八道湾，曾经团圆的梦想就此破碎。 1923年夏天之后，兄弟二人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漫长沉默。这段时期，他们虽然都居住在北京，却再无任何往来。 在这十三年里，鲁迅继续着他的文学创作，笔锋愈发锋利。他的作品《彷徨》《野草》相继出版，在文坛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周作人则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北京大学继续任教。他翻译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期间，两人都在文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再也没有交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消息传来，令文坛震动。 第二天，周作人仍然准时出现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他选择讲授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兄弟》篇。 这堂课持续了一个小时。在课程即将结束时，周作人在黑板上写下了一段话：＂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兄弟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颜氏家训》中专门有《兄弟》一篇，讲述手足之情的珍贵。 鲁迅选择了批判现实的道路，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对国民性的批判。周作人则更多地关注个人主义文学，推崇日本文化中的某些特质。 他们的分道扬镳，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正是这种分歧与对立，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 1936年那个特殊的课堂，成为了这段历史最后的注脚。周作人选择用讲授《兄弟》篇的方式，完成了他对兄长的最后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