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泽东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争论。李达火气很大的说道：“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李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之路。 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李达就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工作。他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形成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李达已经成为了中国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名学者，李达始终坚持在教育岗位上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在武昌高师、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教学过程中，李达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常常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向学生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935年，李达完成了《社会学大纲》的创作，这部著作被视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社会学大纲》，李达还创作了《经济学大纲》和《社会进化史》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都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艰难岁月里，李达始终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通过著书立说，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在教育实践中，李达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李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他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李达第一次见面。这次会面让两位志同道合的革命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会议期间，他们就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此，＂润之兄＂与＂鹤鸣兄＂这样亲切的称呼，就成为了他们之间独特的问候方式。 1922年，毛泽东邀请李达一起筹办湖南自修大学。在自修大学，李达担任校长，负责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他们一起为湖南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这段共同奋斗的经历，让两人的友谊更加牢固。 1923年，李达因为与陈独秀产生矛盾而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但是退党并没有影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友谊。 即使不在党内，李达依然坚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经常通过各种渠道送到延安，供毛泽东参考。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达一家曾经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得知这个情况后，毛泽东多次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给予帮助。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华南局的安排下，李达从长沙辗转到达北平。这是他们阔别二十二年后的重逢。 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李达，并邀请他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两位老友彻夜长谈，分享各自的经历和见解。 1949年12月，李达向毛泽东表达了重新入党的愿望。他对自己当年退党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李达对党的贡献，特别是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工作。党中央很快就批准了李达的入党申请。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在这个岗位上，他继续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在武汉大学期间，李达创作了多篇重要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错误思潮进行了深刻批判。 毛泽东对李达的工作非常支持。他多次表示，李达的理论贡献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8年，全国上下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各地的生产口号越喊越响，其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之一。 李达在鄂城县看到这个标语后，立即赶到东湖宾馆找毛泽东讨论。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这种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口号深感忧虑。 在见面时，李达开门见山地质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直指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 毛泽东回答说这句话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李达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进一步追问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是无限大的。 在争论中，李达毫不客气地指出：＂你是一国之首，做任何事情都要思虑再三，可不能发高烧。＂他用发烧的比喻来警示盲目冒进的危害。 这场争论反映了李达对国家建设道路的深切关注。作为一位老革命，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争论结束后，毛泽东认真思考了李达的意见。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李达争论，我是错误的。＂这体现了一个领导人的胸襟。 实践很快证明了李达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确实脱离了客观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