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国难当头，全国凑齐了钱让宋美龄去美国购买1300架飞机，不料她却把大部分钱存进蒋家在美国的账户，只买回300架飞机...... 1934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东北地区的扩张已经越来越明显，华北也岌岌可危。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政府和民间都意识到，必须加强空军建设，否则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处于被动。 当时的航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购买先进战机成为最直接的选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支持各界捐款购买军用飞机，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 在上海、南京、天津等沿海城市，工商界率先响应号召。许多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有的独立捐献一架飞机的全部费用，有的联合其他商号共同凑齐购机款项。 各地学校的师生们也积极参与到这场运动中。他们采取了各种方式筹集资金，有的学生甚至省下午餐费用投入到购机募捐中，一分一毫都凝聚着年轻一代对国家的期望。 在内地省份，农民和市民们同样展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即便是生活并不富裕的普通百姓，也纷纷解囊相助。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典当家当献机的感人场面。 这场全民募捐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仅1934年一年，全国各地募集的资金就足够购买数百架先进战机。这笔款项被统一上缴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 为了管理好这笔巨额资金并完成购机任务，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航空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空军建设计划、采购飞机装备、培训飞行人员等。 在人事安排上，蒋介石任命周至柔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是空军出身，具有丰富的航空经验。但在实际运作中，真正掌握大权的却是被任命为秘书长的宋美龄。 宋美龄担任秘书长的任命引起了一些争议。虽然她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并没有航空专业背景。这个任命更多体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特点。 在航空委员会成立之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委员会制定了详细的购机计划，并开始与美国、德国等国家的飞机制造商接触，为大规模采购做准备。 这个建议得到了宋美龄的认可。她随后决定将大部分募集资金存入纽约中国银行的账户，声称等到合适的时机再进行采购。 然而这笔存入美国银行的资金并没有得到妥善管理。相当一部分资金被转入了私人账户，这在当时的混乱年代并不少见。 实际采购的飞机数量远低于原定计划。原本计划采购的1300架飞机，最终只购入了约300架，其中还包括一些二手和训练用飞机。 这个时期的日本已经在快速扩充军备。日本空军装备了大量现代化战机，包括九六式战斗机等先进机型。 相比之下，中国空军的装备更新却陷入停滞。现有的飞机大多是些老旧机型，维修困难，性能落后。 航空委员会的工作重点逐渐偏离了原本的购机计划。一些紧急需要的战斗机采购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不紧要的项目。 随着时间推移，国际军火市场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欧美各国开始限制军火出口，优质战机变得越来越难以购得。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前夕。当决定动用存在美国的资金购买飞机时，已经错过了最佳采购时机。 与此同时，委员会的内部管理也存在问题。虽然宋美龄试图严格管理空军，但由于缺乏专业背景，很多决策并不符合空军发展的实际需要。 这段时期的教训十分深刻。它表明，国防建设必须重视专业意见，资金使用要讲求效率，决策要有紧迫感。 当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空军的真实情况终于显露无遗。根据统计，当时全国能够投入实战的飞机只有305架，其中很多还是性能落后的机型。 这个数字与日本空军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仅在华北和华中地区部署的作战飞机就超过600架，全部是当时最先进的机型。 训练用飞机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大量飞机因为超期服役，零件老化严重，很多已经无法保证飞行安全。 这种巨大的实力差距直接导致中国在战争初期就失去了制空权。日军飞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空活动，对地面部队和城市进行轰炸。 制空权的丧失给海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短短几个月内，中国海军的121艘军舰中，就有88艘被日军击沉，25艘不得不选择自沉以免落入敌手。 地面部队的作战也受到严重影响。没有空中支援和侦察，陆军只能被动挨打，战场形势急剧恶化。 重要城市频繁遭到日军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由于缺乏足够的战斗机护航，防空力量几乎形同虚设。 这种局面迫使中国不得不改变战略，放弃沿海地区，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地转移。战略纵深的丧失严重影响了抗战初期的整体战局。
